司馬光認為：“文正是諡之極美，無以復加。”文是道德博聞，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極至。經過他的宣揚，文正從宋以後被認為是人臣極美的諡號。皇帝不肯輕易給人，文人也以得到此諡號為最高追求。“生封太保，死諡文正”，可說是文臣的最高追求。

清朝一共有8位獲得了“文正”這個諡號：湯斌、劉統勳、朱珪、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其中以帝師之尊諡文正的有四位：朱珪為嘉慶帝師，杜受田為咸豐帝師，李鴻藻為同治帝師，孫家鼐為光緒帝師。

湯斌為清代理學名臣，兩任《明史》Quattroporte，他雖然沒有做過帝師，但輔佐過康熙時期的太子胤礽。

八位文正公之中，最被後世褒揚和推崇的當屬曾文正公了。有學者認為五百年來能把學問在事業上表現出來的，只有兩人：一為明朝的王守仁，一則清朝的曾國藩。

這八位文正公之中，有一位是狀元郎，這就是孫家鼐。狀元自然書法不會差，孫文正公也被收錄在《宋元明清書畫家辭典》和《中國畫家大辭典》中。

又是狀元，又是文正，又是傑出青年，又是帝師，應該沒有瑕疵了吧？其實不然。《碑傳補》卷一說孫家鼐“為人簡約斂退，閉門齋居，雜客遠跡，尤推避權貴若怯。”《近代名人小傳》卻批評孫，說他“當官碌碌”、“不學無術”，《清朝野史大觀》卷八也批評孫，說他“思想迂舊，文章劣陋”，而且“其志行極卑汙”。書中還舉了這樣一例：有一次，一位身為候補郎中的同鄉饋送1000兩銀子，託他謀個憲政館的官職，他收了銀子卻不辦事。過了半年，人家再送600兩求見，他說把以前的事忘了。最後隨便給那人弄了個小差事了事。幹了這種卑鄙事，還以理學自相標榜，後人頗有微詞。

清代對於臣下的諡號是有嚴格規定的，概略的說：

1、親王、郡王給予諡號一個字，加在原封號的後面。

2、貝勒至輔國公，如果兼任一品職務的，給予諡號。兼任二品及以下的，不給諡號。

3、文武大臣一品的可以給予諡號，但還需要報皇帝同意。咸豐以後，對於殉難戰死的二品官也可以給諡號。

（注：上述都有特例及早期的不規範）

4、所有諡號都是禮部先草擬，報皇帝審批。唯獨“文正”這個諡號，禮部是不敢擬的，必須皇帝自己提出來。

對於中國自漢代以來的諡號，哪一個最好，並不一致。魏晉南北朝時期，似乎諸葛亮的忠武應該最牛，當然武侯的加持也關鍵。唐代以後，文官地位比武將更被重視，“文貞”成為最好的諡號。宋代為避諱仁宗的名字，改為“文正”。砸缸的老幹部司馬光又狠狠的強調了“文正”的No.1地位。於是宋元明清，“文正公”成為很多文臣的追求。

清代被授予“文正”的有八個人：湯斌、劉統勳、朱珪、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

乾隆元年，前康熙朝工部尚書、“理學名臣”湯斌被追授諡號"文正"，已經去世近五十年了。三年前雍正帝剛給他平反，重新樹立為漢臣楷模。道光時期，又從祀孔廟。

東閣大學士劉統勳是第一位死後直接諡號為文正的，他的兒子是劉墉。

曾國藩被視為“立功立言立德”，所以被授予文正。李鴻章被授予文忠，左宗棠被授予文襄。

“磕頭宰相”曹振鏞的一直被爭議。

其他幾個都是帝師，朱珪是嘉慶的老師，杜受田是咸豐的老師，李鴻藻是同治的老師，孫家鼐是光緒的老師。兩朝帝師的清流領袖翁同龢被授予文恭。

對於上述八文正的“三公”封贈上，杜受田最高，生前是協辦大學士，死後贈太師大學士。曹振鏞生前就是太傅大學士。劉統勳、朱珪、曾國藩、孫家鼐是生前大學士，死後贈太傅。李鴻藻是生前協辦大學士，死後贈太子太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