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百度了一下，但資料太多了，我就簡單的說幾句。 最大區別在於：文學、哲學、藝術、政治、科學 火藥直到近代基本都是用於戰爭，沒什麼區別，這個問題相當於在問中國和歐洲的戰爭史。中國古代的政治勢力比較單調，就王朝這種政體，而且算比較穩定吧，通常幾百年換一次，統治範圍也算穩定，相對而言沒怎樣打仗。 而歐洲古代不但有王室還有宗教等等之類的政體，政治勢力算是比較複雜吧，經常各種政體大混戰，差不多百年就一次大洗牌，統治範圍更是面目全非，反正就是一直都在打仗。

個人認為中國長久以來的與人為善、守望相助、侵略性不強的農耕特性決定了火藥很多時候只是用於製作節日期間以助喜慶氣氛的煙花，而不是用來製造攻城掠地、收買人命的槍炮火器，這是中外文化本質的最大不同。

小學生都知道，火藥是中國的四大發明之一，是華人的驕傲。我們的先租，在唐朝的時候發明了火藥，隨之以火藥味重要材料，發明、製造了火炮、火箭等，成為重要的軍事裝備，在戰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到了宋朝，中國的科技水平高居世界第一，火藥的技術進一步發展，加上長年累月反擊遼、金、西夏、蒙古等蠻族的入侵，戰爭接連不斷，促進火藥武器的加速發展，先後製造了以燃燒效能為主的火藥箭、火炮等和爆炸性強的霹靂炮、震天雷等；南宋在1259年造出了以巨竹為筒，內裝火藥的突火槍。

明朝發明了多種“多發火箭”：同時發射10支箭的“火弩流星箭”、發射32支箭的“一窩蜂”、最多可發射100支箭的“百虎齊奔箭”等，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多發齊射火箭，是現代多管火箭炮的鼻祖。甚至還發明瞭具有一定爆炸和燃燒效能的帝制時代的導彈（臺灣人把導彈稱為飛彈）；用細竹篾綿紙紮糊成烏鴉形，內裝火藥，由四支火箭推進的多火藥筒並聯火箭，它是現代大型捆綁式運載火箭的先驅、雛形。

在唐朝、宋朝，甚至明朝，漢人研製的火藥武器，是非常先進的，那時候的歐洲，對這些先進的裝備想都不敢想，眼饞得眼珠子都快掉出來了。毫不誇張地說，中國的火藥推進了世界歷史的程序。恩格斯曾高度評價了中國在火藥發明中的首創作用：“現在已經毫無疑義地證實了，火藥是從中國經過印度傳給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藥武器一道經過西班牙傳入歐洲。” 火藥的傳入，動搖了西歐的封建統治，昔日靠冷兵器耀武揚威的騎士階層日漸衰落了。火藥的發明大大的推進了歷史發展的程序，是歐洲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的重要支柱之一。

只是，在近代，也就是從滿清開始，火藥的研發與應用，中國的確是落後於西歐國家，由於中國與歐洲的歷史、文化決定了對火藥的認識與用途，導致發揮不同的歷史作用。

一、兩次異族統治打斷了中國科技發展

野蠻的遊牧民族蒙古大舉入侵，消滅了南宋，統治了華夏，漢人淪為三等人四等人，是社會的最底層，連娶了老婆，初夜權都被蒙古人奪走，受盡欺凌，連生存、讀書都是大問題，根本沒有條件、心思去搞科研。而蒙元統治者是隻會掠奪的蠻族，沒什麼文化，更不用說有科學素養與意識、能力，在唐宋的基礎上，把火藥的研發與應用發揚光大？還是洗洗睡吧。

狩獵民族滿清，依靠吳三桂等漢奸的助紂為虐，消滅了明朝，奪取了華夏江山，成了新的統治者，滿人統治者雖然比蒙古統治者有文化多了，但跟漢人比起來，依然是文盲，再加上滿清統治者一向狂妄自大，無知者無畏，把漢人的先進文明、科技全部閹割了，最典型的就是乾隆用粗劣的《四庫全書》，替代了明成祖明成祖命人編修的漢文化經典全集《永樂大典》。所以，在滿清王朝，科技力量如果不是為零的話，也就僅僅是五毛的水準，全方位落後於西方國家。

毫無疑問，蒙元、滿清兩個蠻族侵佔中華，兩次打斷中國文化、科技的傳承與發展，是近代中國幾百年的衰落、恥辱的根源！

二、滿清的無知導致錯過了工業化發展

明朝末年，在江南一帶，出現了初期的工業化，用官話來講，就是出現了資本主義工業的萌芽。那時候，歐洲國家走出了中世紀的黑暗，迎來了文藝復興，進行了宗教改革，資本主義開始湧現，工業化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可以說，那個時候，中國跟歐洲的工業化發展處於同一個起跑線，並沒有明顯的落後。

但是，滿清入關，侵佔了中華，沒文化又自大、無知的滿清政權，不僅閉關鎖國，還扼殺了中國的第一次工業化努力，錯過了工業化革命與發展，中國與歐洲的差距，隨著時間的流逝，越拉越大，1840年的鴉片戰爭，讓華人見識了工業化的威力，嚇破了膽，連骨頭都被打斷了，以至於華奸、買辦、帶路黨、崇洋媚外者世代繁衍，越來越多。

三、內聖外王的文化的影響

幾千年來，中國各個政權，包括漢化程度比較高的滿清政權，都深受內聖外王的儒家文化的深度影響，都不搞對外擴張，實施的都是藩國制度，而不是搞殖民統治，或者像俄羅斯那樣直接吞併其他國家。

所以，火藥對華人最大的用處，就是製作煙花，用作節日的點綴，這在滿清、民國兩朝表現得特別明顯。

四、西歐全世界搞殖民戰爭

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的文化核心是什麼？很多人會說是民主、自由、人權等等等，純屬扯淡！這些不過是用來欺騙全世界“很傻很天真”的人。

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的文化核心是——寄生！西方國家的統治者、精英階層，就是——寄生蟲！知道現在，依然如此！

由於內部資源有限，加上生產力的限制，西方國家的統治階層、精英階層想要維持體面的人上人的生活，唯一的途徑就是掠奪，不然就得互相殘殺，誰也活不成。

如何掠奪？最搞笑的辦法就是對外擴張，透過武力，在全世界搞殖民統治，靠喝全世界人民的鮮血，一直體面地活著。歐洲國家搞殖民統治和掠奪，經常爆發殖民戰爭，這就非常依賴火藥，對火藥的研究很應用非常深入，成為現今的武器裝備不可或缺的材料。

到了20世紀，全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相繼覺醒，獨立，歐洲國家喪失了寄生的基礎，無論是英國、法國、荷蘭、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時、俄羅斯等等殖民宗主國，到了21世紀，不得不依靠自己發展，對外吸血與寄生，越來越艱難，都混得慘不忍睹。而美國之所以能獨善其身，主要是靠一戰、二戰大發戰爭財，躲過一劫。

英國學者李約瑟在其皇皇鉅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曾問道：“為什麼近代科學只在歐洲而沒有在中國文明中產生？”這就是著名的“李約瑟難題”。

李約瑟自己曾經從地理、經濟、制度三個方面對這個問題作了回答。

李約瑟（1900-1995）

華人對火藥的發明，本來緣於人們對長生不老的期盼——道士提煉仙丹；到現在，卻變成了奪人性命的利器，這真是一件弔詭的事情。

關於火藥的最早記載出現在唐朝。“藥王”孫思邈（約581-682）所著的《丹經》中，第一次出現了“伏硫黃法”，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關於火藥的記載。

公元850年成書的《道藏》中，記載了原始火藥的配方。編纂者在這個配方的後面不忘提醒道家弟子（實際上等於提醒後人）：這種東西脾氣火爆，極易燃燒，要慎之又慎。

孫思邈（約581-682）

到了宋朝，曾公亮（999-1078）奉旨編纂《武經總要》。這部書成書於1044年（一說1040年）。1044年，按宋朝紀年，正是慶曆四年。這很容易讓我們想起歐陽修在《醉翁亭記》中的那句話:“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

在《武經總要》這部書中，第一次發表了可以用於實戰的火藥的真正配方，並且還附有當時意義上的炸彈、燃燒彈、毒氣彈的製作方法。這可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化學武器。

《武經總要》中記載的火藥配方

十三世紀、也就是宋元之際，伴隨著成吉思可汗的西征大軍，火藥傳入阿拉伯世界，又經阿拉伯人之手傳入歐洲。火藥傳入歐洲之後，極大地影響了歐洲社會的變革，看上去，火藥在其歷史(甚至世界歷史)程序中，所起的作用，似乎要比火藥在它的老家中國所起的作用大得多。

這是為什麼呢？

究其原因，也不外乎地理、經濟、政治制度這三個方面。

在這個地球上，應該說，最好最大的一塊大陸，就是亞洲；而中國，又在亞洲最肥沃最適宜耕種的地塊上。疆域足夠廣闊，人民安土重遷，戰爭的頻度明顯要低於歐洲，因此，研發熱武器的衝動，不是那麼強烈。

而火藥傳入西方後，正趕上西方的機械製造技術也有了長足的發展，他們此時為了爭奪市場和資源，正進行著幾乎是看不見盡頭的戰爭。火藥在此時到來，可以說恰逢其時，等於是在一個合適的時間出現在了合適的地點，因此能夠快速生根發芽，茁壯成長。

在經濟上，華人的農耕經濟與西方人的貿易型經濟也有本質區別。相比之下，貿易型經濟的欺騙與掠奪的傾向更大，你不買他的東西（市場的需求）、或者是買他的東西不能讓他賺錢（利潤的需求），這都會讓他很不爽。加之，西方列強最初的貿易，幾乎都是海盜和商人的雙重角色扮演者，賣得了就賣，賣不了就搶（買也是一樣），就像陳佩斯在其小品《警察與小偷》中連他姐夫（警察）的錢包也偷一樣，習慣了、順手了。要搶人家的東西，手裡總需有點兒傢伙壯壯膽，這也促進了武器的發展。

在政治上就更不用說了。不論哪國的政治領袖，他們都是從當地的民眾中誕生，因此必然帶有當地的思維習慣。中國的皇帝，特別是中原地區的皇帝，我們可以翻開歷史書看一下，主動侵略的不多。這些帝王對待火藥，我們在開頭的時候已經說過，主要是想透過這東西提煉出讓自己長生不老的仙丹，換句話說，是為了人們能活得更好、更久；而西方的統治者呢？他們接觸火藥比較晚，看到火藥時，彼此正在激烈地廝殺，兩眼正盯著對方的地盤和資源（到現在，他們也沒有改變這種思路），還是那句話：如果搶過來更合適的話，他們是絕不願花錢去買或者用勞力去換的。這就又回到了上面那句話:要搶人家的東西，手裡總要有點兒趁手的傢伙壯壯膽，這無疑會促進武器的研發。

今天，西方列強一見中國發展一點先進武器就渾身不自在，實際上還是這種思維的延續。

魯迅先生曾經說過，華人首先發明瞭火藥，卻用它做鞭炮；西方人則拿它作武器。似乎對此頗有微詞。其實，我倒認為，這一點無可厚非。這就像刀子一樣，用它來切菜雕花，總比老想著拿它來殺人好些。不過，我們一定不能忘記：當需要保衛家園的時候，我們要能夠、並且也應該有趕走侵略者的鋼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