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文學史上詩、詞、文均堪稱大家的蘇軾,被人稱作為“坡仙”，顧名思義，他的作品亦常帶有仙氣。東坡與道家的淵源可追溯至他幼年，“吾八歲入學，以道士張易簡為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可以說，蘇軾一生都深受道家、尤其是莊子的影響。蘇轍曾評其：“既而讀《莊子》，喟然嘆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由此不難看出，蘇軾覺得莊子的人生哲學深得他心。
蘇軾的一生波瀾起伏。他少年得志，二十一歲初入仕途，前途光明，與父蘇洵、弟蘇轍同科及第，而後一帆風順地參與制科考試，“列三等、除大理評事、籤書鳳翔府叛官。”（《宋史·卷三三八·蘇軾傳》）然而命運卻總愛和人開玩笑，中年的他受到了人生中一次又一次的打擊。“烏臺詩案”是蘇軾遭挫的始站，之後屢次被貶，政治生活發生了重大的轉折。“夢繞雲山心似唐，魂飛湯火命如雞”（《獄中寄子由》其二）的倉皇入獄，“朝遊雲霄間，欲分丞相茵。暮落江湖上，遂與屈子鄰。”（《劉莘老》）的悲慘現狀。在人生遭遇起伏，命運不堪打擊之時，他以老莊齊得喪、忘禍福的哲學思想去參透人生的生死、窮通、進退、榮辱。正是因為將道家思想作為精神支柱，他才並未被打擊得一蹶不振，他才有了不為外物之得失榮辱所累的超俗樂觀的精神。而他的作品中，也總是流露出老莊的人生哲學。
莊子《大宗師》有：“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恆物之大情也。”這表明莊子是一位熱愛生命重視生命的哲學家，他認為只有自然存在才是生命的真實意義。一切的人為矯揉造作只會使人失去原有的本質美麗。這有違於生命存在的價值。這種思想在蘇軾的作品中也得到體現。正如《臨江仙·夜歸臨皋》所表達的便是這種要擁抱大自然、融入大自然的願望：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這首詞作於宋神宗元豐五年，也是蘇軾被貶至黃州的第三年。詞的上闋為我們塑造了一位胸襟曠達，遺世獨立的幽人形象。東坡醉後狂歌，不理會現實世界的種種。就這般“依杖聽江聲”，就這般隨緣而自適。緊接其後，他借莊子之口發出“長恨此身非我有”的感嘆，要解決世間的煩擾，惟有以通達代之，不執著於一端，只是隨心所欲，自由任性而已，所以最後他發出了“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的吟唱。“長恨此身非我有”化用《莊子·知北遊》“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夫有道！’”之意。“何時忘卻營營”化用《莊子·庚桑楚》“中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之意。憤恨這個軀體不屬於我自己，什麼時候能忘卻為功名利祿而奔競鑽營！很多人將詞的最後一句解讀為孔子“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論語·公冶長》）我卻不認同這種說法。蘇軾在現實苦難的折磨中，正是以道家之學作為解脫法門。所以他認同了生命固有的自然本性，他不滿糾纏於那些人世中的名利得失，他渴望擺脫功名利祿的困擾。
“正是這種難言的孤獨，使他徹底的洗去了人生的喧鬧，去尋找無言的山水，去尋找遠逝的古人。”他時而布衣芒鞋,出入阡陌之上;時而月夜泛舟,放蕩山水之間。他擺脫世塵的紛擾羈絆,乘虛舟遨遊，做大自然的欣賞者。“你看他醒復醉，醉復醒，恣意所適，哪管時間流逝；深夜醉歸，敲門不應坦然‘倚杖聽江聲’，活脫脫一位神情嘯傲，襟懷放達，遺世獨立的‘幽人’!閒看長江風平浪盡，不覺身心煩惱皆空。東坡棄名韁利鎖，走向自然人生。”正是這物我兩忘、天人合一的道家風采，使他能於常人難耐的苦境中自得其樂。
同時，道家的清淨無為、超然塵世的思想,在蘇軾那裡已成為一種人生態度的曠達。元豐五年(1082)在黃州所寫的《前赤壁賦》當客人“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知不可乎驟得”而生悲時，蘇軾卻以一種超然樂觀、曠達灑脫的胸懷和氣度，在難以忍受的苦難環境中自得其樂：“自其不變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從不變的角度看，天地與我同生，萬物與我合一，都會無窮無盡。“物與我皆無盡也”。這種物我一致、天人合一的觀點，說明了蘇軾對生命的肯定、對生活的熱愛。這體現了以道家思想自我解決矛盾的通達樂觀的人生態度。
劉熙載《藝概》稱:“東坡則出於《莊》者十之八九”，這樣的評語有些誇張失真，蘇軾只是從儒家務實的生活態度出發接受道家思想，重視和發揚其積極的作用而避免其消極的影響。可以說，蘇軾的文學創作既繼承了莊子文學，同時他也深諳“揚棄”之理，最終參透出寵辱不驚、履險如夷、臨危若素的大徹大悟的人生哲學。故此他才堪稱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座高峰。
作為中國文學史上詩、詞、文均堪稱大家的蘇軾,被人稱作為“坡仙”，顧名思義，他的作品亦常帶有仙氣。東坡與道家的淵源可追溯至他幼年，“吾八歲入學，以道士張易簡為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可以說，蘇軾一生都深受道家、尤其是莊子的影響。蘇轍曾評其：“既而讀《莊子》，喟然嘆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由此不難看出，蘇軾覺得莊子的人生哲學深得他心。
蘇軾的一生波瀾起伏。他少年得志，二十一歲初入仕途，前途光明，與父蘇洵、弟蘇轍同科及第，而後一帆風順地參與制科考試，“列三等、除大理評事、籤書鳳翔府叛官。”（《宋史·卷三三八·蘇軾傳》）然而命運卻總愛和人開玩笑，中年的他受到了人生中一次又一次的打擊。“烏臺詩案”是蘇軾遭挫的始站，之後屢次被貶，政治生活發生了重大的轉折。“夢繞雲山心似唐，魂飛湯火命如雞”（《獄中寄子由》其二）的倉皇入獄，“朝遊雲霄間，欲分丞相茵。暮落江湖上，遂與屈子鄰。”（《劉莘老》）的悲慘現狀。在人生遭遇起伏，命運不堪打擊之時，他以老莊齊得喪、忘禍福的哲學思想去參透人生的生死、窮通、進退、榮辱。正是因為將道家思想作為精神支柱，他才並未被打擊得一蹶不振，他才有了不為外物之得失榮辱所累的超俗樂觀的精神。而他的作品中，也總是流露出老莊的人生哲學。
莊子《大宗師》有：“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恆物之大情也。”這表明莊子是一位熱愛生命重視生命的哲學家，他認為只有自然存在才是生命的真實意義。一切的人為矯揉造作只會使人失去原有的本質美麗。這有違於生命存在的價值。這種思想在蘇軾的作品中也得到體現。正如《臨江仙·夜歸臨皋》所表達的便是這種要擁抱大自然、融入大自然的願望：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這首詞作於宋神宗元豐五年，也是蘇軾被貶至黃州的第三年。詞的上闋為我們塑造了一位胸襟曠達，遺世獨立的幽人形象。東坡醉後狂歌，不理會現實世界的種種。就這般“依杖聽江聲”，就這般隨緣而自適。緊接其後，他借莊子之口發出“長恨此身非我有”的感嘆，要解決世間的煩擾，惟有以通達代之，不執著於一端，只是隨心所欲，自由任性而已，所以最後他發出了“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的吟唱。“長恨此身非我有”化用《莊子·知北遊》“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夫有道！’”之意。“何時忘卻營營”化用《莊子·庚桑楚》“中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之意。憤恨這個軀體不屬於我自己，什麼時候能忘卻為功名利祿而奔競鑽營！很多人將詞的最後一句解讀為孔子“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論語·公冶長》）我卻不認同這種說法。蘇軾在現實苦難的折磨中，正是以道家之學作為解脫法門。所以他認同了生命固有的自然本性，他不滿糾纏於那些人世中的名利得失，他渴望擺脫功名利祿的困擾。
“正是這種難言的孤獨，使他徹底的洗去了人生的喧鬧，去尋找無言的山水，去尋找遠逝的古人。”他時而布衣芒鞋,出入阡陌之上;時而月夜泛舟,放蕩山水之間。他擺脫世塵的紛擾羈絆,乘虛舟遨遊，做大自然的欣賞者。“你看他醒復醉，醉復醒，恣意所適，哪管時間流逝；深夜醉歸，敲門不應坦然‘倚杖聽江聲’，活脫脫一位神情嘯傲，襟懷放達，遺世獨立的‘幽人’!閒看長江風平浪盡，不覺身心煩惱皆空。東坡棄名韁利鎖，走向自然人生。”正是這物我兩忘、天人合一的道家風采，使他能於常人難耐的苦境中自得其樂。
同時，道家的清淨無為、超然塵世的思想,在蘇軾那裡已成為一種人生態度的曠達。元豐五年(1082)在黃州所寫的《前赤壁賦》當客人“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知不可乎驟得”而生悲時，蘇軾卻以一種超然樂觀、曠達灑脫的胸懷和氣度，在難以忍受的苦難環境中自得其樂：“自其不變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從不變的角度看，天地與我同生，萬物與我合一，都會無窮無盡。“物與我皆無盡也”。這種物我一致、天人合一的觀點，說明了蘇軾對生命的肯定、對生活的熱愛。這體現了以道家思想自我解決矛盾的通達樂觀的人生態度。
劉熙載《藝概》稱:“東坡則出於《莊》者十之八九”，這樣的評語有些誇張失真，蘇軾只是從儒家務實的生活態度出發接受道家思想，重視和發揚其積極的作用而避免其消極的影響。可以說，蘇軾的文學創作既繼承了莊子文學，同時他也深諳“揚棄”之理，最終參透出寵辱不驚、履險如夷、臨危若素的大徹大悟的人生哲學。故此他才堪稱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