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史書注意的地方，總之是“依而不拘”的。依，依從，相信；不拘，不拘泥於現成的說法。對事、對紀年——依；對事因、對事果及評價——不拘。為什麼讀史書要“依而不拘”呢？理由如下：
（一）歷史的侷限。
記錄時事特別是專職史記官的出現，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的產物，相比農耕管理甚至水文天文管理的官員要晚的多。這就是夏商周的歷史殘缺不全的道理。如今流傳下來的史書，很大一部分是“後記”，明清兩代，特別是清代，有繼任皇帝為死去的皇帝修史的朝制，後記補記的東西自然會有偏差。這就是《史記》《資治通鑑》及博物館藏的所謂權威史料有時相互矛盾的道理。
之所以要依，就那麼幾部書，別無可依——沒法——華人都依它，倒也認識統一。再說，歷代的史記官以忠於事實為職業操守，寧可掉腦袋也不枉記——史書是可依的，時與事是可信的。（二）傳統觀念的侷限。
史記官們是有思想有觀念的。對何年發生的何事可以記錄下來，對形成事件的原因，造成影響的評價，則受史記者個人觀念影響很大。比如說農民起義，當朝者可以說“造反”，如果起義失敗，叫“剿滅”，如果投降朝廷，叫“受招安”。但如果起義成功推翻了朝廷，大概就沒本朝史官們什麼事了。新朝的史官們就該說“替天行道”“黃天當立”之類。所以說，紀實和史評是兩回事。即便史記官恪守“只述不評”的原則，其所述的或輕重或詳略，乃至史料的取捨，無疑帶有觀念和傾向。（三）人為因素的侷限。
史記官們究竟是吃皇糧的，是皇帝老兒管的，他們記錄當朝的草本是要給皇帝審查的。有掉腦袋之虞的史記官們哪敢“胡記”，歌功頌德者居多才是正理。至於“昏君”那都是“後記”之筆。如果後朝為前朝修志，後代給老子修史，結果如何可想而知。另外，讀史書我還有兩句要說的，特別欣賞我的一位老師讀三國的法子——品。一個“品”字何等精妙——各有各的品法，各品各的滋味。
你品出的滋味和我不一，那是你的口感不同，與我何干！當然，這老師也說了：對於“硬傷”——讀錯了字，說錯了事，是要認錯要改的。對於野史雜記之類，不應一律排斥，有時候“在野黨”也說真話。比如，清末兩代帝師翁同龢每日伴駕的日記，現已有所畢露。想這日記，不必受他人審查，不必迴避什麼，紀實應相對可靠些；就是對事情的評價，也僅是他個人觀點，並不受其他干擾。依我看，可信度應不低於所謂的正史。
我讀史書注意的地方，總之是“依而不拘”的。依，依從，相信；不拘，不拘泥於現成的說法。對事、對紀年——依；對事因、對事果及評價——不拘。為什麼讀史書要“依而不拘”呢？理由如下：
（一）歷史的侷限。
記錄時事特別是專職史記官的出現，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的產物，相比農耕管理甚至水文天文管理的官員要晚的多。這就是夏商周的歷史殘缺不全的道理。如今流傳下來的史書，很大一部分是“後記”，明清兩代，特別是清代，有繼任皇帝為死去的皇帝修史的朝制，後記補記的東西自然會有偏差。這就是《史記》《資治通鑑》及博物館藏的所謂權威史料有時相互矛盾的道理。
之所以要依，就那麼幾部書，別無可依——沒法——華人都依它，倒也認識統一。再說，歷代的史記官以忠於事實為職業操守，寧可掉腦袋也不枉記——史書是可依的，時與事是可信的。（二）傳統觀念的侷限。
史記官們是有思想有觀念的。對何年發生的何事可以記錄下來，對形成事件的原因，造成影響的評價，則受史記者個人觀念影響很大。比如說農民起義，當朝者可以說“造反”，如果起義失敗，叫“剿滅”，如果投降朝廷，叫“受招安”。但如果起義成功推翻了朝廷，大概就沒本朝史官們什麼事了。新朝的史官們就該說“替天行道”“黃天當立”之類。所以說，紀實和史評是兩回事。即便史記官恪守“只述不評”的原則，其所述的或輕重或詳略，乃至史料的取捨，無疑帶有觀念和傾向。（三）人為因素的侷限。
史記官們究竟是吃皇糧的，是皇帝老兒管的，他們記錄當朝的草本是要給皇帝審查的。有掉腦袋之虞的史記官們哪敢“胡記”，歌功頌德者居多才是正理。至於“昏君”那都是“後記”之筆。如果後朝為前朝修志，後代給老子修史，結果如何可想而知。另外，讀史書我還有兩句要說的，特別欣賞我的一位老師讀三國的法子——品。一個“品”字何等精妙——各有各的品法，各品各的滋味。
你品出的滋味和我不一，那是你的口感不同，與我何干！當然，這老師也說了：對於“硬傷”——讀錯了字，說錯了事，是要認錯要改的。對於野史雜記之類，不應一律排斥，有時候“在野黨”也說真話。比如，清末兩代帝師翁同龢每日伴駕的日記，現已有所畢露。想這日記，不必受他人審查，不必迴避什麼，紀實應相對可靠些；就是對事情的評價，也僅是他個人觀點，並不受其他干擾。依我看，可信度應不低於所謂的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