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邀。弊病誠然很多，最突出的有兩點：一是形式終於實質。形式嚴格到什麼程度呢？寫字大小字型有要求，不能塗改。文章的形式也有要求什麼入股開股的，而且還要是對杖的。最妙的是連文章主題思想也是要託聖人之言。即便幾十年如一日研究文章的人在這種情況下能寫出一點見解也是不容易了，哪裡還敢有質疑；二是評價系統操作的時候雖然沒什麼標準，但實際上是有評判標準的，標準是以衡量人的道德水準而不是技能來選人，當然看文章是選不出聖人的，也就是科舉實際上選擇的是道德上最能吹的，所以就有平時負手談心性，臨事一死報君恩。肯死雖然也是混蛋了，可是不死的，你又能拿他怎麼辦。

明王朝建立後，朱元璋襲用唐宋科舉考試的辦法選拔官吏。1370年，朱元璋頒發科舉詔令。“既而謂所取多後生少年，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寡，乃但令有引薦舉賢才，而罷科舉不用。”1382年又恢復科舉。 1334年，重新頒發了科舉條例，對科舉的意義、要求以及時間、次序、內容、生員答卷的文體等，都作了明確而嚴格的規定。從而使科舉制度臻於完備。

明代科舉條例規定，三年一試，每次考試分三場。第一場考試經義，範圍限於程朱註釋的《四書》、《五經》。考察生員對儒家經典的理解與熟悉程度。第二場考試論、判、詔誥、表等，考核生員對各種文體的掌握與運用。第三場考試經史時務策論，考核生員對某一問題的政治見解。

凡參加科舉考試的府、州、縣學生員，俗稱秀才。首先在各省布政使司主持下進行考試，稱鄉試，考試及格者，通稱舉人，第一名稱解元。第二年，鄉試及格的舉人，到京師參加考試，稱會試。因會試是在春二月舉行，又稱春闈。會試由禮部主持，考試及格者，通稱貢士，第一名稱會元。三月，貢士到宮中奉天殿，由皇帝親自出題策問，稱為殿試，又稱廷試。殿試及格被錄取的通稱進士，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稱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二、三甲的第一名，稱傳臚。凡考中進士，就可以做官。舉人連續會試不第，也可以由吏部分授官職。

參加科舉考試生員的答卷，其行文格式有嚴格的規定，就是通常所說的“八股文”。 八股文，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個部分組成。如破題，要求用兩句話點題；承題，是承接破題的意義進一步加以發揮；起講，開始議論；以後各股把議論層層推進；中股是全篇的中心。在最後四股中，都必須有兩股排比對偶的文字，共為八股。所以叫做“八股文”，或者稱為“八比”。在明朝初年，“起講”後的排比對偶，還可以或散或偶，要求並不特別嚴格。直到憲宗成化年間，才使八股文的格式固定化、嚴格化。

八股文”，形式死板，內容空洞，陳陳相因，千篇一律。另一方面，明代科舉，弊端百出，諸如行賄、夾帶、代考、換卷、傳遞、頂替等等，不一而足。

1508年，大學士王鏊和吏部尚書梁儲主持會試，太監劉瑾批了個條子，寫了五十個人的名字，命令全部錄取。兩個主考官只得俯首從命，把原定錄取名額從三百人增加到三百五十人。

萬曆初年，張居正任首輔，他的長子張敬修落榜，張居正很不高興，下令停止這一科的“館選”，以示報復。下一科張居正的次子張嗣修就以榜眼及第。再下一科張居正的三子張懋修就成為狀元了。據說張懋修的廷試策問卷還是張居正代作的。其他輔臣也紛紛效尤，呂調陽的兒子呂興周，張四維的兒子張泰徵、張甲徵，申時行的兒子申用懋也“相繼得舉”，甚至有“兒子不與試，則錄其婿，其他私弊不乏聞”的情況。

1586年，南京戶科給事中王嗣美奏劾應天壬午科鄉試主考官沈懋孝，說他當了主考官以後，新置了上好田六千多畝。凡向他行賄五、六百畝土地的就可錄取。又說，這些年的考試，賄賂公行，錄取的人，一半是富室。

這些事實說明，從中央到地方，在科場上，權勢富豪，相互勾結，營私舞弊，經常發生。明代科舉弊端的產生決不是偶然的，它是國家權力與民間財閥分贓的重要反映，營私舞弊背後並不是嚴格的考試製度就能杜絕的。

朱元璋是一位沒有多少文化根基的皇帝，憑著他那農民式的精明算計替子孫後代制定了一整套的規章條例，內容從行政、經濟到文化無所不包，其中就有經他改造的以八股文為特徵的科舉制。

朱元璋規定科舉考試的內容必須固定在四書五經之內，出題不許越出雷池一步。答卷要仿照宋人經義，要用古人口氣說話，只能根據指定的註疏發揮，絕對不許有自己的見解。這樣的嚴格約束還嫌不周密，他乾脆規定試卷的文體也必須規劃統一，分為八股，開頭必須要寫上“臣對臣聞”，結尾必須用“臣末學新進，罔識忌諱，幹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這二十一個字。

這在科舉史上也可稱得上是最後一個創舉，和科舉制度的開端相互呼應，首尾提挈，清晰地展示了這個民族精神衰落的整個過程。

從此，科舉已經成了對文化人的戲弄，成了對全社會的智慧、才幹、活力的謀殺。

五百年間，士子們埋頭於毫無用處的八股文之中，甚至連四書五經都棄置一邊，手段和目的分道揚鑣。清代江西學政汪廷珍回憶他在主持學政時的所見所聞說：“童生中多有文理頗順，問以四書古文，不能記憶；五經、三傳，竟未識面。又有十一二歲童子，五經尚未開卷，而試牘闈墨，成誦已多。”面對這種情況，康熙也自甘承認無可奈何。他毫不隱諱地說：“非不知八股文為無用，特以牢籠人才，舍此莫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