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老虎經常傷及無辜 ，又是冷兵器時代打一隻打虎可不容易，古代人們對付狼綽綽有餘，獅子在中國也不存在，當時官府又鼓勵民間力量捕獵老虎，有大量的獎金賞賜，還會給予英雄的榮譽稱號，例如武松就是範例，所以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嘛！當時如果能夠打死一隻老虎肯定是無上光榮的事情了！代表這個人或者團隊武藝高強可以為民除害，又可以升官發財當英雄所以古代人大多數都會崇尚打虎英雄。個人愚見不喜勿噴

說古代人喜歡的人崇拜的人其實都還是挺多的，有的覺得文人是值得崇拜和敬仰的，有的人覺得武藝高強的人也是值得讚賞的，但是還有一種人，那就是什麼民間英雄了，也非常的值得大家去探討的一個話題了，其實在中國的古代有非常多的打虎英雄，比如武松系列的，還有典韋系列的，但是其實也有其他一些奇人異事了，那麼為什麼總感覺古代人非常的喜歡打虎英雄這樣的呢?下面我們就跟著這個問題一起揭秘來看看吧!

《禮記·檀弓下》中有一則數千年來一直被歷代文人念之不絕的故事。這則故事的原文如下：“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疑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於識之，苛政猛於虎。”

這是一則專門講苛政比老虎可怕的故事，這也是中國歷史最早明確記載虎的文字。孔子一直倡導的“仁政”，那麼“苛政”自然與“仁政”相對立，孔子用這個事例來教育那些治國者，要懂得憫恤人民，才會讓政權能夠穩定與長久。拋開政治上的含義，“苛政猛於虎”的故事，也從一個側面看出，中國古人日常生活中，認為最無情冷酷的野獸，莫過於老虎，既然老虎為害一方，所以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致力根除虎患的事蹟不勝列舉。當然，相對於民間對虎的敬畏恐懼，上流社會則對虎充滿了興趣。

秦朝時，朝廷專門修了“上林苑”飼養各種野生動物，到了漢代，其中還專門設定了“虎圈”。《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裡記載，漢文帝時，謁者僕射張釋之，一日隨文帝至虎圈，“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這裡說的“虎圈”其實就是今天我們經常逛的動物園，只不過，這種動物園都是宮廷裡貴族才能觀賞。既然是動物園，禽獸比較多，但是單單以虎為名，說明虎在當時不僅數量較多，其地位也較其他猛獸更高。“嗇夫”幾句話讓漢文帝頗高興，他嚴厲斥責“上林尉”，要免掉這個不稱職的吏，拔擢“嗇夫”，後來張釋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勸文帝謹慎，漢文帝聽完張釋之的諫言，感覺有道理，便曰終止了拔擢“嗇夫”的想法。

漢武帝時，有名的“飛將軍”李廣在家賦閒的時候，曾在藍田的南山，也就是現在的終南山“射獵”，“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當然李廣“射獵”的虎絕不是後來“正龍拍虎”中的虎，那時，終南山確實有貨真價實的老虎。李廣後來遷居到右北平，也就是今天河北省北部承德、赤峰一帶，也常常射獵，“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殺之。”可見當時的虎的分佈頗廣，陝西、河北、山東都有出沒。不僅北方，南方的淮河流域以及長江中下游以及浙江，都有虎的蹤跡。南北朝時，蕭泰鎮守襄陽，當時的老虎到處吃人，村民都要在村口設定門欄。

唐朝建立後，中原地區經過大規模的戰亂，虎的數量開始有所減少，“安史之亂”之後，除了陝西境內的南部山區還有數量不少的虎，河南中部地區的虎已經很少見到，而河北、山東的大部分地區的虎也開始向渤海灣一帶轉移遷徙了。

除了戰爭的影響，人口的增長，還有便是政府官吏的捕殺以及鼓勵民眾參與捕殺虎，也是虎減少的重要原因。唐朝天寶年間，河南的緱氏縣東“太子陵”有虎，縣令張竭忠“大獵於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唐朝鹹通年間，許昌的西部幾十公里處有虎出沒，駐守此地的“忠武軍”，統軍李琢認為這是禍害，一直想辦法除去。一個軍卒聽說後，找到虎穴，因母虎出門覓食，獨留三隻幼崽，他便抱出三隻幼崽，交給統軍李琢，李琢大喜，“給捐帛、加軍職”，並且誇獎他：“嘗聞‘不探虎穴，焉得虎子’，此夫是也!”從此，這裡“不復有虎暴”。

從漢代開始，國家出臺的法律中就有對捕殺猛獸的獎勵條款，而虎是猛獸中最具代表性的捕殺物件。“漢律”有“捕虎一，夠錢三千。捕豺一，夠錢百”的規定。晉朝時，法律規定，捕成年虎，政府獎勵三匹絹，幼虎一匹絹。當時的一匹絹應該有一千錢到一千四百錢左右，當然，絹也有等級，政府的獎勵，應該不會是質量上乘的絹，當時普通絹，即使如此，也與漢代的捕虎賞格相若。唐朝時，捕殺虎等猛獸，獎勵似乎比漢晉要多，例如宋朝人錢易在《南部新書》中寫道唐朝時捕虎賞格，有：“諸有猛獸之處，聽作欄宑、射窩等。得即送官，每一頭賞絹四匹，捕殺豹及狼，每一頭賞絹一匹，若在監牧內獲者，各加一匹。其牧監內獲豹，亦每一頭賞得絹一匹。子各半之。”《唐六典》裡也有記載：“諸有猛獸處，聽作欄宑、射窠等。得即於官，每一賞絹四匹。殺豹及狼，每一賞絹一匹。若在牧監內獲豺，亦每一賞絹一匹，子各半匹。”

以上文中的“猛獸”特指虎，之所以在唐代的獎勵裡不寫明“虎”字，主要原因是唐朝的開國皇帝李淵的祖父名“虎”，所以，“虎”字在唐代要避諱。晉朝捕獲一頭虎的賞絹為三匹絹，到了唐代，變成四匹，看起來應該是有所增加，可是如果我們看了唐代的絹價，就發現實際上並不如此。唐代時，以天寶年間的標準來看，當時的絹價一匹是三百到七百錢左右，因此，雖然賞格為四匹，但是比漢晉還是要低。

宋代社會經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社會分工更加深化，職業的“虎匠”出現，他們專門從事捕虎的活動，所以，對“虎匠”的報酬中多了一項賞錢，這也反應出專司此業者對於猛獸的消滅所作的貢獻比一般人要大的這樣一種狀況。宋代的捕虎賞格比起唐代來更高，唐朝時，捕虎為絹四匹，到了宋代，增漲到絹五匹，如果是“虎匠”捕殺的虎，額外還要給賞錢五貫。賞格的增漲說明，宋代的虎患與漢魏南北朝時期頻繁的虎患相比，已經大幅減少，猛獸禍害百姓的事例，除了宋初時，還可以見到，到了宋代中後期，則越來越少。因此，捕獲猛獸的報酬自然比前代定的高。與虎相比，豹、狼的報酬提高得更多，這恐怕因為改用了坑宑、機具等一類與捕虎相同的裝置，不再像從前那樣易於捕獲了。

明清時，捕獲野獸的裝置更加發達，而虎等野獸也越來越少。在唐律中明確規定，設定捕虎機具的場所，一般分為鄉村田野與深山老林兩類，到明朝，法律規定，捕獵的場所只能在深山曠野猛獸出沒之處，並且還附加條件，如果不立望竿，懸掛標識，則要科以笞四十的處罰。這一重大變化，說明，在非深山曠野的鄉村田野，猛獸出沒已經極少看到了。唐朝時，因為陷阱、機具有誤傷死人的案件，一般處罰都是以鬥殺傷、鬥毆傷減等處罰，到了明清時，如果致人死亡的，要受杖一百，徒三年、埋葬銀十兩的處罰，“清律”中還特別規定，“非深山曠野，致殺傷人者從殺傷論”，比唐律規定要重，這更加表明，人群的活動範圍與唐代時，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了!

虎之威風不可辱也。虎據地一吼，屋瓦皆震。餘在黃山雪峰常聞虎聲。黃山較近，時坐客數人，正飲滿，唬然之聲，如在左右，酒無不傾几上者……

山間一聲虎嘯，竟能令山下酒家裡客人碗中酒水盡灑於几案之上。這是生活於晚明時期的博物學家謝肇淛在筆記《五雜俎》中對黃山之虎的記載。之後他還記錄了一則虎口脫險的故事，說有位勇士在看守水碓子時遭遇一隻雄虎襲擊，手足被壓住而不能動彈，情急之下他用牙齒咬中雄虎要害，老虎受驚“大吼躍走”，勇士遂得生還。

人與虎若只論武力，無論從體格、速度、力道哪方面都不在一個量級，若是山中遇虎，能夠像《五雜俎》中記載的那位急中生智的勇士虎口脫險已算萬幸，若想徒手與虎搏鬥並打死老虎，近乎天方夜譚。

不過也是在同一個時代的城市生活中，小說《水滸傳》的故事已在市井間廣泛流傳，書中武松打虎、李逵殺虎等故事情節透過說書人的生動敘述，成為市民們喜聞樂見的故事。其中有位叫沈璟的戲曲家深受影響，將這些故事改編成崑劇《義俠記》，武松打虎的故事也從市井進入了文人士大夫日常娛樂生活中。畢竟在談虎色變的現實世界，只要聽聞虎嘯，縱然沒有“三碗不過岡”的警示語，大概也沒有過客會以身犯險。正因如此，小說中那些偏向虎山行的打虎英雄就顯得更具有魅力而受到推崇。

《武松打虎》，現代，劉繼卣，工筆重彩組畫

洪荒時代的人類要生存，不可避免要與猛獸鬥爭，而群獸之中又以虎最為兇猛。在充滿危險的原始狩獵中，能夠伏虎者必為眾人敬仰之勇士，故而早在三四千年前的甲骨文和獸骨上就已有“卯卜，貞，獲虎”“獲大虎”等伏虎相關記錄。進入君權時代後，儘管人類依靠智商優勢已站在食物鏈頂端，但原始狩獵中伏虎英雄崇拜的文化仍被延續著。從西周開始，就有周武王在圍獵中“禽（擒）虎二十有二”之記載，後繼的歷代帝王將相，但凡在圍獵中能射虎、殺虎者，同樣要大書特書。從先秦典籍到二十四史中，諸如西漢飛將軍李廣射虎、三國吳大帝以戟擲虎、遼代諸帝射獵猛虎等典故多不勝數，一直到距今最近的王朝清代，這種獵虎英雄的崇拜依然盛行於皇家的狩獵文化中，康熙皇帝有“日射三虎”的打虎逸聞；雍正的“COS照（角色扮演）”也有《刺虎圖》；乾隆獵虎甚至還專門作一篇《射虎行》自吹一番。

《胤禛行樂圖冊·刺虎頁》，清，現藏故宮博物院。畫中的雍正身著西洋裝束獵虎，標新立異，更多是生活情趣的體現。清代時大面積山林地帶的墾殖，破壞了虎的棲身之所以及老虎賴以生存的食物鏈，大大縮小了人類與老虎間的距離，導致虎患橫行，獵虎行為自上而下廣為流行

不過話又說回來，對帝王們的狩獵戰績，老百姓並不怎麼買賬，無論史書上如何書寫他們射虎、獵虎的英姿，或是臣子著文，或是自己寫詩吹捧，加起來都抵不上一個虛構的打虎英雄武松有名。畢竟帝王將相們的狩獵，大抵還是在相對安全的環境下進行，在一堆禁軍的伴隨下騎馬拉弓射虎與武松那樣獨身一人徒手打死老虎也不是一個概念。當然，武松在打虎英雄榜上的人氣吊打歷代帝王，還有個重要原因，他雖然是喝酒後不信邪上虎山，但打死景陽岡上的老虎，客觀上是為當地除虎患，屬於為民除害之舉。可以這麼說，歷來受民間推崇的打虎文化的核心並非以獵虎來彰顯武德，而在除暴安良。

老虎何辜，怎麼就成了“暴”和“害”的代表？其實還真不算冤，數千年來猛虎下山以人為食的事例數不勝數，甚至多有群虎圍村、屠村的慘劇，以至於自古以來就誕生了“虎患”這一專有名詞。老虎既然已稱之為“患”，人們自然希望有英雄出來掃除禍患。據《華陽國志》記載，戰國時期“白虎為害，自秦、蜀、巴、漢患之”，“虎歷四郡，害千二百人”，百姓深受其苦，逼得朝廷親自出面號召打虎。當時在位的秦昭襄王發出詔令，國中“有能殺虎者，邑萬家，金帛稱之”。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詔令發出後，幾位少數民族勇士製作白竹弩，最終射殺了白虎。先秦典籍中，《孟子》有馮婦搏虎之寓言，《戰國策》載卞莊刺虎之典故，雖然核心不在打虎本身，但也從側面反映了當時勇者伏虎的普遍現象。

《卞莊刺虎圖》 （區域性），宋代，佚名，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漢代至魏晉時，隨著在圍獵中以虎為物件的搏虎文化興盛，王侯將相也以此為榮，但凡有獵虎戰績者必在史冊上記一筆。在這種氛圍的影響下，在文人筆下的早期傳奇故事中，虛構的打虎英雄也應運而生。早期打虎傳奇雖有明顯虛構痕跡，但往往附會在真實歷史人物身上。例如南朝時期筆記小說《世說新語》中有一則西晉將領周處殺虎斬蛟的傳奇故事影響深遠。說周處年少時，因為人兇悍驕橫而為鄉里所患，與山中老虎和水下蛟龍一起被並稱為“三橫”，後來周處進山殺虎又入水斬蛟，為鄉里人掃除禍患後又改過自新。這則故事裡說山中有虎還尚可理解，但水中的蛟龍則帶有濃烈的神話色彩，很像小說家言。不過成書於唐代的《晉書·周處傳》仍收錄了殺虎斬蛟的事蹟。

打虎本是奇聞，但早期記錄都較簡略，往往以“即刺殺虎”“善搏虎”等幾個字就算是把老虎交代了，對沒有受過虎患之苦的人看來，好像比殺雞還容易。到了南北朝時期的伏虎故事中，雖然有了一些作品反映打虎細節，但看起來反而更像寫打狗、打貓了。一個典型例子是南朝梁時期殷芸所撰的志人小說集《殷芸小說》中子路殺虎之典故。

這則故事也借用真實歷史人物進行藝術創作，說孔子曾經在山中旅行，派子路去取水，子路在水源處遇到了一隻老虎，於是和老虎搏鬥起來，他透過抓住老虎尾巴，一下子就把老虎殺死。又從師徒二人對話中，透過上士、中士、下士的殺虎之法反映出孔子的睿智。故事雖重在寓意，但對於細節處理實在是簡單粗暴，經不起推敲，按照小說中子路的說法，上士殺虎持虎頭，中士殺虎持虎耳，下士殺虎持虎尾，顯然是作者為了後面講道理強行設定的規矩，這種不同等級採用不同殺虎之法不僅顯得無厘頭，而且非常不接地氣。這也難怪，實際上包括這些古代小說家在內，絕大部分人連老虎都沒見過，更遑論打虎細節。

打虎英雄，誰居榜首？

話又說回來，為什麼打虎英雄榜上，人家武松的人氣就能一直穩居榜首？關鍵在於施耐庵寫得細緻、寫得精彩！雖然現實中一個喝醉的人很難打死一隻老虎，但小說中的打虎細節卻給讀者一種真實感。故事出自《水滸傳》第二十三回“橫海郡柴進留賓，景陽岡武松打虎”，即使在今天讀來，依舊是經典篇章。

《武松打虎遊街圖》，現代，韓伍，國畫

其經典之處，首先是打虎事件前的種種渲染，先有“三碗不過岡”的警示牌，後有酒家的提醒。其次是對武松心理的描寫，他與周處那種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狠人不同，武松並非不怕老虎，只是誤以為有虎乃酒家唬人之語，直到真上了岡看到山神廟前的榜文，才知道酒家所言非虛，但又恐遭到恥笑，只得壯著膽繼續前行。經過這一系列渲染，氣氛效果拉滿。接著對於猛虎出場也寫得非常精彩。從前小說寫打虎，虎往往是醬油角色，莫名其妙就被打了，但《水滸傳》中這隻猛虎亮相時聲勢驚人——武松感到一陣狂風襲來，這一回寫道：“原來但凡世上雲生從龍，風生從虎。那一陣風過處，只聽得亂樹背後撲地一聲響，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來。”

接下來又細寫武松打虎過程，老虎又飢又渴撲來，武松被這一驚，酒都化作冷汗，讀者也為之捏一把汗。交鋒之初，醉酒狀態下的武松處於危境，應對的招數非閃即躲，以本能的騰跳避開致命一擊。《水滸傳》中老虎可不像南北朝小說中那樣，乖乖地任由不同等級的人來持首、持耳和持尾，作者詳寫了猛虎對人一撲、一掀、一剪的連環攻擊法。武松則在老虎攻勢頓挫之際，用盡力氣一棒打出，原以為這總算逆襲一招制敵了，可偏偏這一擊打偏在了枯樹上，連武器也斷作兩截，讀者之心又隨之被吊起來。接下來一個回合寫老虎反攻，敏捷的武松瞬時拼死揪住虎頂花皮，先以腳往老虎面門、眼睛亂踢，又將虎嘴按進黃泥，“提起鐵拳般大小拳頭，盡平生之力，只顧打。打到五七十拳，那大蟲眼裡、口裡、鼻子裡、耳朵裡，都迸出鮮血來”。最後武松擔心老虎沒死透，又用斷了的哨棒對老虎一頓狠打，雖然打死了老虎，但自身也使盡了力氣。一整段的激鬥，一人一虎，雙方有攻有守，招式變幻莫測，生動至極，打虎細節的一招一式都調動著讀者緊張情緒。有如此經典的描寫，打虎英雄榜上，武松想不奪魁都難。

其實在《水滸傳》中的伏虎英雄除了武松，還有李逵。李逵與母親途經沂嶺時為母取水，回來時看見老母被兩隻小虎啃食，一怒之下連殺四虎。但相對武松打虎，李逵殺虎過程並沒有那麼驚心動魄，殺兩隻小老虎沒費力，隨後母虎被埋伏在洞裡的李逵以突襲的方式一刀捅死。最後只有公虎向李逵發起進攻，也被李逵一刀刺中要害而死。無論李逵還是武松，寫其打虎不僅突顯人物性格，也彰顯其驚人武力。類似的手法在《三國演義》中也有運用。正史《三國志》中有曹真、孫權、夏侯稱等一批三國英雄的射虎故事，但在演義中均未出現。小說反倒是虛構了一段典韋逐虎過澗的情節，主要作用也是為了襯托出典韋之勇猛，連百獸之王老虎都被他追著逃竄，顯得更符合“古之惡來”的評價。

《李逵殺四虎》，現代，林清和，年畫

梁山108位好漢的綽號不僅藏龍臥虎，還兼有麒麟、豹子、猿猴、馬、蛇、蠍等飛禽走獸，但出現頻率最高的還是虎。梁山好漢綽號中帶“虎”字者一共10人，其中8人為虎，分別是插翅虎雷橫、錦毛虎燕順、矮腳虎王英、跳澗虎陳達、花項虎龔旺、中箭虎丁得孫、笑面虎朱富、青眼虎李雲。這八虎的綽號大多是因外貌特徵而得名，如錦毛虎燕順赤發黃須，矮腳虎王英生得五短身材，這些都比較好理解。比較特殊的有中箭虎丁得孫，不僅綽號聽起來很不吉利，當年風靡全國的小浣熊水滸卡中還真畫了一個渾身中箭的形象。實際上這個綽號與中箭沒有直接關係，是因丁得孫面頰及全身都有疤痕好像中箭一般，故得其名。

八虎之外，還有兩隻不帶“虎”字的虎，分別是母大蟲顧大嫂和病大蟲薛永。母大蟲比較好理解，但薛永這“病大蟲”聽起來卻和中箭虎一樣很洩氣，實際上這裡的“病”不是指生病的老虎，而是類似於短命二郎的綽號一樣，屬使動用法，通俗說就是能把人嚇病的猛虎。這樣算來，108位好漢，虎就佔了10位。梁山如此多“虎”，也能從側面反映出在水滸世界中，虎這種猛獸也是衡量一個人勇猛與否的度量衡。

十虎之外還有一個綽號帶“虎”者——打虎將李忠。不過小說中沒有提及李忠有任何打虎經歷，而且李忠武藝也並不高強。鑑於這個綽號是李忠在江湖上賣藝時就有的，難免讓人懷疑這位江湖藝人是否因號稱打死過老虎，虛張聲勢而得名。與有名無實的李忠相反，景陽岡上醉打猛虎的武松（綽號行者），沂嶺怒殺四虎的李逵（綽號黑旋風），甚至是有獵虎經歷的解珍（綽號兩頭蛇）和解寶（綽號雙尾蠍），這些有打虎之實的好漢綽號中皆無打虎之名。

無論魏晉南北朝，還是元明時期，這些小說家恐怕都沒有經歷過打虎過程，早期作者寫打虎寫得不僅假，而且寡淡無味，而後來像施耐庵這樣的作者為何能寫得生動、緊張、刺激又很有真實感呢？還是那句話，藝術來源於生活，取材越多，筆下的故事就越具體生動。虎患自先秦以來一直存在，而民間的獵虎故事也在不斷延續，早期文字資料稀少，小說家取材有限，很難想象。但到了元末明初寫《水滸傳》時，大量民間獵虎故事的流傳也讓諸多獵虎細節為人所知，施耐庵也必然是參照了諸多民間獵虎故事，以大量具體細節為素材進行藝術加工，才創作出精彩絕倫的武松打虎故事。也是在明清時期，以獵虎、打虎為題材的小說、筆記層出不窮，殺虎方式也各式各樣，陳繼儒編寫的《虎薈》中，呂么兒縱身擒虎；劉玉的《巳瘧編》，記載了陝西人魯子京用淬毒菜刀殺虎之法；紀曉嵐筆下甚至出現了一位很像武俠世界的人物，貌似一衰翁，苦練手臂十年，又練眼神十年，以短斧裂虎之腹而殺之。

打虎故事多了，就有好事者以虎為指標，非要把這些打虎英雄分個高下，有人認為李逵連殺四虎幾乎不費吹灰之力，而武松打一隻老虎就把自己累趴下，故而得出李逵遠勝武松之結論。其實細看二人伏虎過程，無論處境、心態、武器以及戰鬥模式都不一樣，武松打虎是一場意外遭遇戰，李逵殺虎則是有準備的主動出擊，戰鬥條件不同，完全不具備可比性。

不過這種用老虎當衡量標準來對人物武力值進行比拼的方式卻一直延續到現代武俠小說中，在金庸筆下，喬峰和楊過都有打虎經歷，但兩人一在北宋，一在南宋，沒有機會面對面比拼，但也有人根據二人打虎過程的對比，非要將兩位大俠分個高下。

看來，判斷一個好漢的武力值，打虎指標可真是太重要了。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