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是中國明朝至民國600多年時間裡的三大人口大規模的遷徙事件。

闖關東指山東人大量進入東北三省地區。清朝時代因為東北地區是滿族的龍興之地，不允許漢人進入。晚晴時期，因為列強入侵中國，俄帝國割佔我外興安嶺150平方公里的土地後，野心並未得到滿足，進而想佔有東北地區。清朝為了保住東北，遂默許內地人進入東北地區。

當時山東地少人多，很多人為了活命，紛紛前往東北地區求生。

走西口指從明朝中期至民國初年四百餘年的歷史長河中，很多山西人、陝西人、河北人背井離鄉，越過陝西山西一帶的長城關口，進入長城北邊，在陝北，山西北部，內蒙古南部地區開墾求生的大規模移民。

闖關東和走西口都發生是國內遷徙，下面重點說一下下南洋。

南洋指東南亞為主的區域，也包括斯里蘭卡等等。華人去南洋區域活動（官事、經商、打工、遷徙等等），歷史上稱為“下南洋”或走南洋。

小規模時期：鄭和下西洋（前期是下南洋）之前，官員和老百姓走南洋是小規模活動。元朝時期有過元爪（爪哇國）戰爭。

洪流時期：歐洲列強統治南洋各區域時期希望引華人去開發，加之中國幾次大亂，討生活的移民出現了洪流。明末、清朝和民國時期，華人去東南亞經商（海上絲綢之路）、打工、乃至遷徙到東南亞（起初的主要動因是建立和統治印尼的荷蘭當局來華南招工），規模巨大，納土納群島就是華人建國的。其中最著名的華人國家是蘭芳共和國，存在了一百多年。

在下南洋的流民浪潮中，以福建、廣東人佔據大多數，這與其地理、人文因素及有關係。閩、粵兩省海岸曲折，老百姓與海相習，這是內地老百姓不能相比的；兩省距離南洋較近，往返方便，路近費省，較去拉美等地更具“可選擇性”。

至今，下南洋先民的後代，在東南亞已經超過了6000萬之巨。其中：印尼兩億人口，約一千萬華人，馬來西亞兩千五百萬人，約六百萬華人；泰國六千五百萬人，約九百萬華人；新加坡三百萬多人，華人佔90%；菲律賓9千萬人，華人大約一百萬，不過1%，但有華人血統的要佔大約20%。

華人在東南亞地區，站穩腳跟後，多從事工商業，在東南亞各國中，華人富豪佔有絕大多數的比例。華人也出現過很多位政治要人，但總體上來說，政治地位上華人比不上當地的民族。恰恰也正是因為這兩方面的因素，東南亞華人曾遭受過多次政治迫害。最著名的有98年的印尼排華事件。

現在的新加坡是東南亞地區，唯一以華人為主的國家。

簡單概括一下。

1，闖關東，主要是山東人北上討生活，(當然也有河北，河南，山西，陝西一少部分人)遷移至山海關以外的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及內蒙古的東北部地區。

謀生方式主要以開荒種地，去廠礦淘金，挖煤，伐木等手段謀生。

闖關東的途徑主要從黃河口岸，和蓬萊口岸坐船經過渤海從大連登陸進入東北，另一部分坐火車，或徒步經山海關進入東北。

時間從1860年(咸豐十年)開始，流民不斷湧入東北。僅1927至1929三年超過三百多萬。據說僅山東省闖關東人數共計二千萬以上。

2，走西口，主要是山西人從殺虎口走出去，到內蒙西部，新疆東部，青海東北部，及甘肅，寧夏一帶經商貿易。(陝西人到西北去經商也叫走西口，但非主流)。

走西口前後持續了將近三百年左右，走西口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就是由於山西當時人口比較多，生活困難。人口外遷，這是一部分。另一部分人就是由於在內蒙這一帶，當時的邊防需要，所以晉商就是在明代中期時候，內蒙邊防的需要發展起來的。

走西口的運輸工具主要靠馬車，駱駝等。

3，下南洋，下南洋的人主要來自福建，廣東兩省，浙江即便有下南洋也是極少數，因 浙江人更善走南闖北。

南洋在廣義上指東南亞,狹義上指印尼的爪哇島. 泛指東南亞，如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家。

去南洋的路，只有坐船漂洋過海了，

在南洋的謀生方法主要是經商，給當地人打工，種植等。

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是中國歷史上三次大規模的人口遷徙

廣義上的闖關東包括有史以來山海關以內地區的民眾出關謀生的歷次遷徙。事實上在滿清王朝入關之前遼東地區已有中原內地遷徙去的的漢人定居，清朝入關前的漢軍八旗就多是由這些人組成。《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出身也是中華先民闖關東的見證：曹家本是漢人，世居遼寧鐵嶺，後金立國後被編入滿洲正白旗。事實上早在明代就已在東北設有遼東都司和奴兒干都司兩大行政管轄機構，而中原百姓也不斷有出關謀生的，那時東北各民族就已開始了早期的互相融合，共同開拓著中華文明的東北邊陲。清王朝入關後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將山海關外的白山黑水視為自家保留地以備有朝一日被中原百姓推翻後能重返關外落腳，正是基於這種心理從順治朝開始旨在禁止中原漢人進入東北的柳條邊籬笆牆就開始動工。鴉片戰爭後清政府積貧積弱，東北日漸淪為俄、日兩國競相爭奪的勢力範圍，眼看自家老巢有陷落於俄、日之手的危險，加之此時的滿族也已融入中華文明，於是逐漸放寬了中原內地百姓移民東北的限制。這一時期黃河下游連年遭災，而隨著清政府的日益腐敗救災效率也呈下降趨勢，一時間河北、山東等地的農民迫於生計不得不另覓出路。清政府對中原內地百姓移民東北之事並不是一天之內解禁的，而是經歷了一個逐步放寬的過程，早期的移民者仍不得不面對朝廷的諸多限制。最終求生意志戰勝了朝廷的禁令——一批又一批中原內地百姓不顧朝廷禁令出關討生活，因此赴關東討生活就被稱之為”闖關東“。1897年清政府完全放開中原內地百姓移民關外的禁令，到1910年關東總人口增至1800萬人。1953年新中國進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統計出闖關東後留下的山東人達到700多萬，約佔當時東北總人口（4000萬）的17%，而當時全華人口為5.4億，闖關東因此被譽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人口移動之一。今時今日東北地區漢族居民的祖先多是關內河北、山東等地遷徙而來，同時部分蒙古族、北韓族也來到關東地區討生活，他們共同開發經營著東北的白山黑水，也共同抗擊著外來侵略者。他們從老家帶來的諸多習俗和關東本土文化逐漸融合形成了今天東北獨特的人文風貌。

”走西口“中的西口是地名——狹義的西口是指長城北的口外（包括山西殺虎口、陝西府谷口、河北獨石口），這裡是晉北人、陝北人以及河北人走西口的交匯點。明隆慶年間蒙古韃靼部的俺答汗仿漢制修建歸化城（今內蒙古呼和浩特）並與明朝修好，隨即雙方開放了邊境互市。這為身為中國十大商幫之一的晉商帶來了新的發展契機：他們走出殺虎口同蒙古各部進行交易。隨著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中俄恰克圖條約》的簽訂中國商人開始進一步穿越內外蒙古進入俄羅斯境內，於是逐漸形成了一條出殺虎口經歸化與綏遠（統稱歸綏）、庫倫和多倫通往蒙古恰克圖和俄羅斯等地的商道。晚清時期河北、山西、陝西等地自然災害頻繁：清光緒三年至五年由於連續三年大旱而導致了波及山西、直隸、陝西、河南、山東等省，造成1000餘萬人餓死，另有2000餘萬災民逃荒到外地的大饑荒。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大批百姓被迫離鄉背井前往口外尋找新的可開墾的土地。以山西人為主的移民群體帶來的農耕文化和口外蒙古人的遊牧文化逐漸融合，使晉文化得以在當地擴散，同時也促進了多民族國家的文化融合。

華人去東南亞地區活動在歷史上被稱之為下南洋。下南洋有廣義和狹義之分：早在先秦時期華夏先民就已開闢了從今天廣州出發到達東南亞各地的海上絲綢之路，秦漢時期海上絲綢之路逐漸向西擴充套件到印度半島。唐宋時期隨著航海技術的進步逐漸有華人前往東南亞地區進行長期貿易乃至定居。華人甚至在東南亞獨立建國：馬來吳氏王國、蘭芳大統制共和國、納土納島國、暹羅吞武裡王朝、飛龍國、爪哇順塔國等皆為華人所建。15世紀後歐洲殖民主義者揭開了大航海時代的歷史序幕：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國紛紛遠航來到東南亞地區，殖民者為招募開發殖民地的勞工而大量招募包括華人在內的務工者。明末清初一部分不願接受清朝統治的華人漂洋過海前往東南亞定居。鴉片戰爭後隨著中國的國門被開啟下南洋迎來了高潮時期。

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都是中國歷史上大規模移民遷徙事件，移民在現代來說是個好事，許多有錢人都紛紛向歐美等地區移民。

但以上這三起移民遷徙都算不上什麼好事，都是窮苦人為討生活而不得不背井離鄉，甚至很多人既沒有抵達目的地，也不能再回到故鄉，就此化為路上一抷黃土。

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其目的地不同，發生的時期也不同。

闖關東的目的地是關東，關就是指山海關，山海關以東，則指今天的遼寧、吉林和黑龍江三省地界，也就是東北地區。

為什麼要用“闖”呢？原因就是關東不是隨隨便便就能進的，這條遷徙路線很是艱辛。

東北地區雖然土壤肥沃，但氣候苦寒，鄰近又常有遊牧民族、漁獵民族出沒，所以很多時候東北地區的人口並不多。

人少地多的東北，對中原人多地少的漢族而言，無疑是極具誘惑的。不過由於路途較遠，自己有地耕種的普通農民並不願離鄉折騰，但無地的流民卻不得不冒險一試。

在宋遼金元時期，進出東北沒有限制，遷徙者只要考慮路上的風險即可，當然，這時候連山海關都沒有，前往東北談不上闖關東。

山海關是明朝建立的，而闖關東則出現於清朝。

由於明末清初清初戰爭和清軍入關影響，導致東北“荒城廢堡，敗瓦頹垣，沃野千里，有土無人”，一片荒涼。

為了振興東北這塊龍興之地，清廷屢次下令招徠流民，開墾荒田。順治十年（1653年），更是設遼陽府，同時頒佈《遼東招民開墾條例》，宣佈開放遼東，並將招攬居民作為授官條件，招夠一百人的，文授知縣，武授守備。

儘管清廷下了大功夫，使得“燕魯窮氓聞風踵至”，但規模仍是有限。可隨著統治穩定，清廷卻對漢人進入東北深感不安，在《遼東招民開墾條例》頒佈15年後的康熙七年（1668年），清廷關閉了山海關的大門，封禁東三省，《遼東招民開墾條例》作廢。

清朝封關的原因眾多，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為了保守滿族固有的文化。清軍才入關十幾年，但清朝統治者們已經看出滿族文化在龐大漢族人群面前的脆弱，如果讓關外也成為漢人聚集之地，恐怕要不了多少年，滿族就只剩名頭了，以現在滿族的情況來看，這種考慮還是有點道理的。

康熙以後，雍正、乾隆等先後頒佈嚴令，不僅禁止關內居民出關，同時還將關外漢民遣返，試圖將東北地區變成純粹的滿人聚居區。然而結果卻恰恰相反，清朝禁的越嚴，出關謀事的流民就越多。

據清廷統計，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僅山東流民進入關關者就達十多萬，到了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在關東謀生的華北農民，總計達180萬人，與之相比，滿族不過零頭。

在進入關東的流民數量不斷上漲的同時，被清廷攔下的人也不在少數，為了震懾，這些人往往會被清廷治以重罪，這就是關東需要闖的原因，闖過去就是希望，闖不過去就是災難。

轉眼到了19世紀，清朝疲弱，沙俄又對東北虎視眈眈，為了國防需要，清廷於1860年在關東區域性馳禁放荒，1897年全部開禁。政策解禁，再加上清末華北地區的天災人禍，闖關東迎來前所未有的高峰，至1910年關東總人口增至1800萬人。

民國年間，闖關東更是洪流澎湃，至新中國建立前夕，東北人口近4000萬人，增幅相當於38年平均每年48萬人。

走西口又稱走口外，其目的地是西口外，西口，指的就是長城的一些關口，具體指哪些口，眾說紛紜，這裡不做追究，反正最後西口都是指代長城口外的。

走西口始於明朝，參與者主要是晉北人、陝北人和河北人，其中晉北人佔絕大多數，這三個地區都有一個特點，那就是長城沿線，而在明朝，長城長期就是邊境線，過了長城，幾乎可以說是蒙古人的地盤了。

雖在蒙古勢力籠罩下，但並不是說長城一過就是草原，那裡其實還有大片良田，只是因為經常發生戰爭的緣故，很少有人去開墾，平常時候自然不會有人出長城去冒險，但遇到災年要餓死的時候，誰還顧得上那麼多，冒險搏一把總比等死強。

在生產力落後的古代，長城南線又人多地少，鬧災荒的年份其實很多，為了謀生，許多人跨過長城，到水廣地肥的河套地區謀生。

以山西為例，山西北部土地貧瘠，自然災害頻繁，歌謠中的“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也充分說明走西口者多為自然災害引起的饑民。

走到口外的居民雖然暫時不需要為生計擔心，但蒙古兵和土匪的存在，也足可以讓他們的生活不怎麼好過。進入到清朝，蒙古的騷擾倒是少了，但土匪卻一直存在，居民依舊飽受騷擾。

走西口從明朝中期開始，直到民國初年，四百多年內，無數山西人、陝西人和河北人背井離鄉北上口外蒙古，艱苦創業，開發了內蒙古地區，將口外蒙古地區從單一的遊牧社會變為牧耕並舉的多元化社會。

下南洋的目的地當然是南洋，由於下南洋一直持續到上世紀，所以南洋的位置最為人熟知了，就是今天的東南亞較深區域，包括新加坡、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越南、緬甸等國。

與上面兩個不同的是，下南洋不僅僅是遷徙謀生，還有官事、經商、打工等，其主要性質也跟時期的不同而不同。

下南洋起源應該很早，早在公元1世紀左右，中國就與南洋有所往來，當然，真正的移民要等到唐朝，這些移民被當地人稱為唐人。唐朝以後到明朝鄭和下西洋之前，下南洋都是小規模活動，不過當時南洋非常落後，所以這些少數移民帶來的影響非常大，大大加快了當地的發展程序。

元朝時期曾有過元爪戰爭，但元朝並沒有獲得什麼好處。明朝鄭和下西洋之時，都是先經過南洋，對於南洋的影響不可謂不大，南洋多國也相繼成為明朝的屬國。

鄭和下西洋後，下南洋的人數並沒有很快迅猛增加，其原因是明朝前中期沿海倭寇橫行，朝廷實行海禁。

到明朝後期，隆慶開關以後，東南沿海這些地理上靠近南洋的地方與南洋交往日益密切，番薯、菸草這些如今遍佈中國的植物就是在此時從東南亞傳進國內的（歐洲殖民者將之從美洲帶往歐洲再帶往東南亞）。

明末由於國內戰亂頻繁，大批災民下南洋討生活，而佔據東南亞的歐洲殖民者為了吸引勞力，也推出鼓勵移民政策，給與移民足夠的免費土地，一時間，下南洋達到高峰。

但這批人大多很悲慘，因為在辛辛苦苦勞作數十年後，即便有不少人發家致富，但沒有強大武力傍身，西方殖民者一翻臉，竟掀起血腥屠殺，以消除華人龐大數量帶來的威脅！如荷蘭殖民者在“紅溪慘案”中，屠殺華人近萬！事後華人進攻荷蘭人統治中心巴達維亞城（今印尼雅加達），因裝備落後、戰力低下而慘敗。

對於這些海外華人的遭遇，清政府表示：自找的，我不管。（“自棄王化，按之國法，皆幹嚴譴。今被其戕殺多人，事屬可傷，實則孽由自作！”）

清朝長期實行閉關鎖國，下南洋迎來低谷，而當清朝大門被轟開以後，加上國內經濟崩壞帶來的混亂，下南洋再度掀起高峰，並延及民國時期（整個民國就沒安生過）。但同樣的，一個孱弱的政府無法保障海外人民的利益，移民在東南亞過的也很艱辛，不過也有不少人憑藉自身的才智成為百萬富翁甚至億萬富翁。

總而言之，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都是貧苦民眾抗爭命運、艱難創業生存的歷史，都是一段段苦難與艱辛、血汗與淚水交織而成的回憶。

　　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是中國歷史上三次大規模的人口遷徙

　　廣義上的闖關東包括有史以來山海關以內地區的民眾出關謀生的歷次遷徙。事實上在滿清王朝入關之前遼東地區已有中原內地遷徙去的的漢人定居，清朝入關前的漢軍八旗就多是由這些人組成。

　　《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出身也是中華先民闖關東的見證：曹家本是漢人，世居遼寧鐵嶺，後金立國後被編入滿洲正白旗。事實上早在明代就已在東北設有遼東都司和奴兒干都司兩大行政管轄機構，而中原百姓也不斷有出關謀生的，那時東北各民族就已開始了早期的互相融合，共同開拓著中華文明的東北邊陲。清王朝入關後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將山海關外的白山黑水視為自家保留地以備有朝一日被中原百姓推翻後能重返關外落腳，正是基於這種心理從順治朝開始旨在禁止中原漢人進入東北的柳條邊籬笆牆就開始動工。

　　鴉片戰爭後清政府積貧積弱，東北日漸淪為俄、日兩國競相爭奪的勢力範圍，眼看自家老巢有陷落於俄、日之手的危險，加之此時的滿族也已融入中華文明，於是逐漸放寬了中原內地百姓移民東北的限制。這一時期黃河下游連年遭災，而隨著清政府的日益腐敗救災效率也呈下降趨勢，一時間河北、山東等地的農民迫於生計不得不另覓出路。清政府對中原內地百姓移民東北之事並不是一天之內解禁的，而是經歷了一個逐步放寬的過程，早期的移民者仍不得不面對朝廷的諸多限制。最終求生意志戰勝了朝廷的禁令——一批又一批中原內地百姓不顧朝廷禁令出關討生活，因此赴關東討生活就被稱之為”闖關東“。1897年清政府完全放開中原內地百姓移民關外的禁令，到1910年關東總人口增至1800萬人。

　　1953年新中國進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統計出闖關東後留下的山東人達到700多萬，約佔當時東北總人口（4000萬）的17%，而當時全華人口為5.4億，闖關東因此被譽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人口移動之一。今時今日東北地區漢族居民的祖先多是關內河北、山東等地遷徙而來，同時部分蒙古族、北韓族也來到關東地區討生活，他們共同開發經營著東北的白山黑水，也共同抗擊著外來侵略者。他們從老家帶來的諸多習俗和關東本土文化逐漸融合形成了今天東北獨特的人文風貌。

　　”走西口“中的西口是地名——狹義的西口是指長城北的口外（包括山西殺虎口、陝西府谷口、河北獨石口），這裡是晉北人、陝北人以及河北人走西口的交匯點。明隆慶年間蒙古韃靼部的俺答汗仿漢制修建歸化城（今內蒙古呼和浩特）並與明朝修好，隨即雙方開放了邊境互市。這為身為中國十大商幫之一的晉商帶來了新的發展契機：他們走出殺虎口同蒙古各部進行交易。隨著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中俄恰克圖條約》的簽訂中國商人開始進一步穿越內外蒙古進入俄羅斯境內，於是逐漸形成了一條出殺虎口經歸化與綏遠（統稱歸綏）、庫倫和多倫通往蒙古恰克圖和俄羅斯等地的商道。晚清時期河北、山西、陝西等地自然災害頻繁：清光緒三年至五年由於連續三年大旱而導致了波及山西、直隸、陝西、河南、山東等省，造成1000餘萬人餓死，另有2000餘萬災民逃荒到外地的大饑荒。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大批百姓被迫離鄉背井前往口外尋找新的可開墾的土地。以山西人為主的移民群體帶來的農耕文化和口外蒙古人的遊牧文化逐漸融合，使晉文化得以在當地擴散，同時也促進了多民族國家的文化融合。

　　華人去東南亞地區活動在歷史上被稱之為下南洋。下南洋有廣義和狹義之分：早在先秦時期華夏先民就已開闢了從今天廣州出發到達東南亞各地的海上絲綢之路，秦漢時期海上絲綢之路逐漸向西擴充套件到印度半島。唐宋時期隨著航海技術的進步逐漸有華人前往東南亞地區進行長期貿易乃至定居。華人甚至在東南亞獨立建國：馬來吳氏王國、蘭芳大統制共和國、納土納島國、暹羅吞武裡王朝、飛龍國、爪哇順塔國等皆為華人所建。15世紀後歐洲殖民主義者揭開了大航海時代的歷史序幕：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國紛紛遠航來到東南亞地區，殖民者為招募開發殖民地的勞工而大量招募包括華人在內的務工者。明末清初一部分不願接受清朝統治的華人漂洋過海前往東南亞定居。鴉片戰爭後隨著中國的國門被開啟下南洋迎來了高潮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