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在民間出名後到長安受到唐玄宗賞識並當上翰林寫詩供宮廷娛樂，因此多為華麗辭藻的作品，迎合皇上喜好，時間不長又冷落了，他有文采但不如杜甫有徵戰離亂經歷憂國憂民，如果當上大官他也不會影響到唐玄宗的施政朝綱，歌功頌德不能解決民族之間的矛盾。開元盛世盛極而衰就是歷史的必然，安史之亂對唐朝的變革也有促進作用。

謝“愛生活愛歷史”邀答。

這個問題，在我看來，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原因有三：

一.有才華的人不見得就是好的政治家。

李白熱衷於為官不假，少時便有“莫怪無心戀清靜，已將書劍許明時”之志，中年更常有“待吾盡節報明主，然後相攜臥白雲”之心。

有人說，那是唐玄宗沒真正的重用李白“安邦之才”，只是把他作為了一個附庸風雅的文化吉祥物。故而，失落的李白唯有放浪形骸，寄懷杯盞山水之間。可是，真正的濟世經國之才，難道不該是孔子所說的“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經得起沉浮榮辱、守得來雲開日出之輩嗎？豈有“天子呼來不上船”的國之股肱之士？

文賦詞章等文藝才華並不完全等於政治能力，這一點，南唐後主李煜、宋徽宗趙佶也可以加以佐證。

二.李白的政治情商偏低，並不適應於官場生態圈的生存。

李白醉筆驚蠻使，令貴妃磨墨、力士脫靴的傳奇故事，聽來是很精彩，但在李白瀟灑地蔑視權貴的光輝形象背後，暴露出的也是其政治情商偏低的短板。

傳奇故事難辨真偽，但唐代李肇《唐國史補》捲上也確有《李白脫靴事》：

“李白在翰林多沉飲，玄宗令撰樂詞，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動，索筆一揮十數章，文不加點。後對御引足令高力士脫靴，上命小閹排出之。”

誰都知道，高力士是皇帝親信的近侍，是在皇帝和貴妃面前能說上話的角色，是滿朝文武討好都來不及的人物。桀驁不馴的李白卻不顧其感受，以此“羞辱”於他。無論是有心為之還是無心之過，都是政治情商欠費的表現。不遭受報復才是怪事！

而且，要知道，高力士並不是一個喜歡弄權害人的奸佞宦官，歷史上對其的正面評價還是主流。這樣一個好人，李白都將其逼成了“敵人”，那像安祿山這樣的賊子，遇到李白當權，還不提前爆發“安史之亂”？

三.李白過於單純天真，政治站隊也看不準

安史之亂爆發，李白避居廬山。永王李璘恰在此時出師東巡，慕李白之名而召之，李白一看是李家王朝的人，立刻欣然應邀入夥，全然沒意識到永王的行為是否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而同在江南的蕭穎士、孔巢文、劉晏等名士也曾被永王所邀，但卻明智地拒不參加，以此免禍，李白在這點上的政治眼光顯然不及他們。結果永王不久即敗北，被定性為“篡黨奪權”，李白也因之獲罪，差點被流放蠻荒之地，客死他鄉。

綜上所述，李白儘管才華冠盛唐，但確實不像是個當大官的材料。這是他個人生命的不幸，卻是中國詩壇之大幸！沒有這些挫折，大唐就不會有一個官場之外，酒肆之中，山水之間，瀟灑來去，卻又帶著些許不得志的不甘情懷的詩仙。

中國歷史上不缺一個官員李白，但卻唯有這一個詩仙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