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以來，美軍成反恐戰爭的主角。
作為資訊化作戰手段最新、最典型的代表，美軍無人機作戰具備對己的“零傷亡”及對敵的“定點清除”打擊等特徵，給正義戰爭理論體系帶來新的衝擊。
國內而言，對無人機作戰仍然存在的道德爭議：
1、虛擬環境下的區分認知錯覺
一方面無人機是虛擬環境造成的遊戲心態。無人作戰特殊的作戰方式，給予操控人員一種特殊的疏離感，他們處於距戰場萬里之遙的控制中心，視聽感官與真實戰場相互隔絕，因此容易對眼前的映象產生影片遊戲的錯覺。
另一方面是情境切換帶來的心理反差。不同於傳統飛行員，無人機操控員每天都需在無情的殺人任務與溫情的家庭生活中往復切換，這對他們的心理承受能力是一個挑戰。
2、特徵攻擊的目標選取方式
在“定點清除”的反恐行動中，特徵匹配的區分方式取代傳統的區分方式，還引發了關於無人機“附帶傷害”（collateral damage）的爭議。
在2004-2014年間，無人機在巴基斯坦的405次攻擊，造成死亡人數最多達959人，其中兒童204人，受傷人數最多達1,706人。美國政府將所有死傷的成年男性預設為武裝分子，實質上是對區分原則和附帶傷害概念的扭曲。
3、技治主義的主導思想
無人機作戰的目標判定，更多地藉助技術手段，特別是運用大資料技術和分析工具，提取潛在目標行為的時空規律性，分析不同行為間的互動關係，揭示其與恐怖分子之間的內在關聯性，運用分析演算法對其身份和實施恐怖行動的機率進行評估。
4、不對稱優勢下的濫用
無人機憑藉在戰場監視、偵察感測、精確鎖定以及續航能力方面的優越性，無人機成為實施定點清除任務的最優選擇。然而，一種優勢過於明顯的手段往往招致過度的依賴。事實上，相稱原則成立的基礎，除卻道義上的因素，根源還在於交戰雙方軍事力量對抗的均衡性。
5、以精確性替代可控性
無人機作戰對於可控性的挑戰還體現在可控標準的界定。對於用何種標準來衡量軍事目標價值與軍事打擊傷害之間成比例，以及如何界定作戰手段是否可控？戰爭倫理學界並沒有一個公認的標準。
據斯坦福國際人權中心的統計資料顯示，在美軍無人機擊斃的目標中，擔任恐怖組織頭目的高價值目標不到2%，超過餘98%的人是所謂的低價值目標，也即是扮演打雜跑腿角色的底層恐怖分子。
6、責任主體爭議
伴隨人工智慧技術的不斷增長，以“捕食者”為代表的部分無人作戰平臺已初步具備了智慧化的某些特徵，由此引發了關於戰爭責任主體的新的爭議。一旦無人機取代人類成為未來戰爭的決策者，人道原則的執行可能面臨諸多挑戰，意味著它由戰爭工具轉變為戰爭主體，而人道主義原則作為約束人類行為的倫理規約，難以適用於一場機器人相互廝殺的戰爭。
7、責任分配困境
無人機對於責任分配的挑戰，首先體現為主體多元化加大了責任追究的難度。在常規的戰爭模式下，戰爭機器由權責分明的軍事部門和政府機構來推動，因此，對於戰犯的指認與辨識在操作層面並非是難事。無人機導致的責任分配困境，還體現在如何應對“責任轉嫁”的問題，利用人機的高度一體化，軍方和政府可以把人為的責任轉嫁給無人機，以逃避戰爭罪責。
8、武德精神的淪喪
無人機成為戰爭的主體是否會造成軍人責任感與武德精神的淪喪？軍人是準備戰爭和從事戰爭的武裝集團，以自我犧牲精神承擔戰爭的絕大部分危險是軍人固有的責任。一旦戰爭進入後英雄主義時代，軍人將不再被期待具備過人的勇氣或承擔更多的風險，其作為戰爭道德責任主體的意義逐漸消弭，這也意味著傳統意義上武德精神的終結。
“9·11”以來，美軍成反恐戰爭的主角。
作為資訊化作戰手段最新、最典型的代表，美軍無人機作戰具備對己的“零傷亡”及對敵的“定點清除”打擊等特徵，給正義戰爭理論體系帶來新的衝擊。
國內而言，對無人機作戰仍然存在的道德爭議：
1、虛擬環境下的區分認知錯覺
一方面無人機是虛擬環境造成的遊戲心態。無人作戰特殊的作戰方式，給予操控人員一種特殊的疏離感，他們處於距戰場萬里之遙的控制中心，視聽感官與真實戰場相互隔絕，因此容易對眼前的映象產生影片遊戲的錯覺。
另一方面是情境切換帶來的心理反差。不同於傳統飛行員，無人機操控員每天都需在無情的殺人任務與溫情的家庭生活中往復切換，這對他們的心理承受能力是一個挑戰。
2、特徵攻擊的目標選取方式
在“定點清除”的反恐行動中，特徵匹配的區分方式取代傳統的區分方式，還引發了關於無人機“附帶傷害”（collateral damage）的爭議。
在2004-2014年間，無人機在巴基斯坦的405次攻擊，造成死亡人數最多達959人，其中兒童204人，受傷人數最多達1,706人。美國政府將所有死傷的成年男性預設為武裝分子，實質上是對區分原則和附帶傷害概念的扭曲。
3、技治主義的主導思想
無人機作戰的目標判定，更多地藉助技術手段，特別是運用大資料技術和分析工具，提取潛在目標行為的時空規律性，分析不同行為間的互動關係，揭示其與恐怖分子之間的內在關聯性，運用分析演算法對其身份和實施恐怖行動的機率進行評估。
4、不對稱優勢下的濫用
無人機憑藉在戰場監視、偵察感測、精確鎖定以及續航能力方面的優越性，無人機成為實施定點清除任務的最優選擇。然而，一種優勢過於明顯的手段往往招致過度的依賴。事實上，相稱原則成立的基礎，除卻道義上的因素，根源還在於交戰雙方軍事力量對抗的均衡性。
5、以精確性替代可控性
無人機作戰對於可控性的挑戰還體現在可控標準的界定。對於用何種標準來衡量軍事目標價值與軍事打擊傷害之間成比例，以及如何界定作戰手段是否可控？戰爭倫理學界並沒有一個公認的標準。
據斯坦福國際人權中心的統計資料顯示，在美軍無人機擊斃的目標中，擔任恐怖組織頭目的高價值目標不到2%，超過餘98%的人是所謂的低價值目標，也即是扮演打雜跑腿角色的底層恐怖分子。
6、責任主體爭議
伴隨人工智慧技術的不斷增長，以“捕食者”為代表的部分無人作戰平臺已初步具備了智慧化的某些特徵，由此引發了關於戰爭責任主體的新的爭議。一旦無人機取代人類成為未來戰爭的決策者，人道原則的執行可能面臨諸多挑戰，意味著它由戰爭工具轉變為戰爭主體，而人道主義原則作為約束人類行為的倫理規約，難以適用於一場機器人相互廝殺的戰爭。
7、責任分配困境
無人機對於責任分配的挑戰，首先體現為主體多元化加大了責任追究的難度。在常規的戰爭模式下，戰爭機器由權責分明的軍事部門和政府機構來推動，因此，對於戰犯的指認與辨識在操作層面並非是難事。無人機導致的責任分配困境，還體現在如何應對“責任轉嫁”的問題，利用人機的高度一體化，軍方和政府可以把人為的責任轉嫁給無人機，以逃避戰爭罪責。
8、武德精神的淪喪
無人機成為戰爭的主體是否會造成軍人責任感與武德精神的淪喪？軍人是準備戰爭和從事戰爭的武裝集團，以自我犧牲精神承擔戰爭的絕大部分危險是軍人固有的責任。一旦戰爭進入後英雄主義時代，軍人將不再被期待具備過人的勇氣或承擔更多的風險，其作為戰爭道德責任主體的意義逐漸消弭，這也意味著傳統意義上武德精神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