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友曾總結過古裝劇幾大定律，比如男扮女裝、女扮男裝永遠能不被發現；菜市口的斬立決總是會等來一句“刀下留人”；主角面臨危機時，一方讓另一方走、另一方一定不走，在走與不走的推拿中，敵人也慢慢殺了過來……
還有一點，但凡遇到通緝環節，除非主角主動投案，否則一定能逃過官府追查。這大抵是因為，我們看過的古裝劇裡“追兇”的方式，多是在城門口貼上一張通緝畫像。
而說起那畫像……
《還珠格格》裡的夏紫薇是這樣的——
五阿哥頭上還有個坑：
能看出《武林外傳》這是在通緝誰嗎？
不忍直視的通緝畫像也引發《龍門鏢局》中的“官方吐槽”：
事實上，承載著今人對昔日想象的古裝劇，往往為凸顯情節而弱化了細節，就比如這通緝畫像，倘若都是與真人相差十萬八千里的抽象畫法，那古人犯案逃逸後，豈不永遠無法被緝拿歸案？
而真實的歷史便是，通緝畫像的弊端，早就被古人的治安治理制度完美規避了。
漢朝追捕女逃犯的通緝令
1973年10月，位於甘肅金塔縣城北的肩水金關遺址出土一組竹簡：《甘露二年丞相御史書》，共有簡牘三枚，牘文十二行，內容連貫，全篇約五百餘字。
其內容為漢宣帝甘露二年（前52），由丞相少史、御史守少史移送張掖郡太守的一道律令，主要為追捕一個女逃犯。她是漢武帝女兒蓋長公主（史稱鄂邑長公主）的貼身大婢麗戎，漢昭帝元鳳元年（前80），蓋長公主陰謀私慾，被昭帝賜死，相關人等則因謀反罪被判處“絕戶”（剝奪宗室籍，倖存者一律免為庶人）。大婢麗戎聽聞風聲後趁亂逃跑，未被抓獲。然而，麗戎的胞兄是蓋長公主的弟弟、漢武帝第五子廣陵王劉胥的馬車伕，他也被定為叛逆罪，大婢再次受到株連，罪名是“大逆同產”。“數罪併罰”之下，捉拿麗戎便成為危急之事。這就是古代社會為維持秩序而產生的連坐制。
此外，這份《甘露二年丞相御史書》中還記錄了“通告”的流轉方式：由丞相少史、御史守少史移送張掖郡太守後，張掖太守將檔案轉給各都尉，都尉又轉給各鄣塞侯官，鄣塞侯官又轉給各侯長。
也就是說，這樣一份從文書，透過邊塞各級官署上下級的層層流轉，達到了廣而告之並提請從中央到地方各層官府注意的律令之用，相當於現今的“通緝令”。
不過，這份“通緝令”並未附有麗戎的畫像，而是將其定罪緣由與身份資訊悉數記錄，同時也規定了盤問方式與抓捕時效：
（麗戎）為人中壯，黃色、小頭、黑髮、隋（橢）面、拘頤，常戚（蹙）（額）如頻（顰）狀，身小長，託廆（huì）少言。
這位麗戎為人稍胖，黃色面板，頭比較小，黑髮，長臉，額頭較窄，時常皺著眉頭好像心口疼的樣子，像是古時效顰的東施，身材略高，性格孤僻少言。從形貌到神態，還不乏對其性格的描寫，這份“通緝令”可謂“無像勝有像”了。
嚴教屬縣官令以下，嗇夫、吏、正、父老，雜驗問鄉里吏民，賞取婢及免婢以為妻，年五十以上，刑狀類麗戎者，問父母昆，本誰生子，務得請實，發生從跡。毋督聚繁擾民，大逆同產當坐。重事，推跡未窮，毋令居部家中不覺。得者書言白報，以郵亭行，詣長安傳舍。重事當奏聞，必謹密之，毋留，如律令。
通緝令要求各級官員需拿此資訊盤問鄉里，不能擾民，但需讓鄉里百姓明白“大逆同產當坐”的嚴峻性，同時也提醒他們注意自查，以免此人混跡家中而給自己招來禍端。可見，在基層官員的鼓吹下，民眾為求自保而自發的監督與清查，是促使案犯被抓捕的民間動力。
不過，這位麗戎最後究竟有否被順利緝拿，簡牘上並未指出。其原因或許是，在這份“通緝令”傳遍西域關塞的漢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率部下五千餘降漢，成為在當年響徹居延各郡的盛事。
古代“通緝”極簡史
漢代的“通緝抓逃”系統就已如此完善。其實，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有通緝令的雛形，而用以表明抓逃之義的“及”字，更標誌著古人解決社會衝突觀念的形成。
“及”字的甲骨文為——
字形左上方是一個面朝左邊，彎著腰正在向前逃跑的犯人，右下方代表一個人伸出一隻手正好觸及到前邊的一個人，表明逮捕犯人。
金文的“及”字作：
中間也是一個面朝左的人，背後伸出的一隻手，正好將前邊一個人的腿抓住。
《說文解字》中說：及，逮也，從又從人。徐鍇注曰：“及前人也。”“又”（手）代表後面的一個人，“人”指前邊的一個人，後面一個人追上了前面一個人，並立即把他抓住。所以，金文和小篆中“及”的本義仍然是抓人。通常為了逮住前面的那個人，必須先要追趕上那個人，由此，“及”被引申為追趕、追上等意。如《左傳·成公二年》中記載：“故，不能推車而及。”意思是說，因為不能下車去推車，所以被敵人追上了。
“及”最早見於甲骨文，而追捕人的活動較“及”的出現更早。它的出現反映了原始社會後期生產的逐漸發展，氏族組織逐漸增多，人們信仰逐漸形成，出現了用人牲祭祀和爭奪生活資料等原始衝突。為了佔有和奴役別人，抓人就成為常見現象。據《左傳·昭公七年》記載：“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有亡”，指逃亡奴隸。荒，大；閱，搜捕。“有亡荒閱”，就是對逃亡奴隸進行大搜捕。
中國古代明確以法定形式鼓勵民眾積極配合偵查活動，並明文規定不同情況的相應獎賞標準，最早見於春秋時期。《墨子·號令》中就有明確規定：
其次伍有罪，若能身捕罪人，若告之吏，皆構之。若非伍，而先知他伍之罪，皆倍其構賞。
也就是說，無論是“伍”內還是“伍”外之人，只要告發、捕獲犯罪者有功，均給予相應的獎賞。如果是捕獲重大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賞格更高。
諸吏卒民，有謀殺傷其將長者，與謀反同罪，有能捕告，賜黃金二十斤。
意即當“謀殺傷”及“謀反”案件發生後，無論是官吏、士卒還是民眾，只要能將犯罪分子捕獲歸案，均獎賞黃金二十斤。
可見，連坐制度下的避禍心理與封賞制度下的求取賞金成為官府調動民間百姓參與追兇的核心驅動力，這也加強了民眾的自我約束和地方土地捆綁，從而保障著封建社會的法制與安寧。
不過，如果民眾“不配合”，也會使得這一通緝系統週轉不靈。《國語·楚語》中記載，楚平王年間，因為楚平王荒淫無度，國勢日衰。楚平王懷疑太子“外交諸侯，將入為亂”，伍子胥及其親屬被裹入這場政治鬥爭，後因親屬盡被殺害而逃到吳國。楚平王為追殺伍子胥，命人制作了他的畫像，張貼到各地懸賞捉拿。這張伍子胥的畫像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次通緝。
而據《史記·伍子胥列傳》記載：伍子胥因害怕楚平王追捕，就帶著公子勝一起逃往吳國。他們來到吳楚兩國交界的昭關，發現昭關的官吏盤查得很緊，幾次都沒能過去。後來在別人幫助下才得以出關。出了昭關，害怕後面有追兵，急忙往前跑。被一條大江攔住去路。江上有個打漁的老頭看見焦急的伍子胥，就用漁船送他們過江。過了大江，伍子胥非常感激，便取下自己的寶劍對漁夫說：“這把劍值一百兩金子，現在送給你。”漁夫說：“楚平王釋出了法令，抓住伍子胥的人給獎賞五萬石糧食，並封大夫爵位。我不圖這個獎賞，難道會要你這值一百兩金子的劍嗎？”伍子胥連忙賠禮，辭別而去。
不過，歷史上淡泊名利之士並不多，畢竟在糧食緊缺的情況下，封賞能最大程度調動抓逃的積極性，也使得各朝各代都將此作為重要的通緝手段。
如秦代的通緝措施，也是以官府鼓勵民眾積極告發、勇於緝捕並予以優厚的獎勵為主。
到了三國時期，又逐步推行偵查的區域協作制度。
唐代遇有逃犯時，官府便開具“海捕文書”，四處“張掛榜文”，上面除了寫有逃犯的姓名、年齡、籍貫和體貌特徵外，往往還配有逃犯畫像，即“畫影圖形”，以便官民辨識和緝捕。
宋代對於逃跑的囚犯、招募出征的兵士、鎮戍駐防的兵士、被流放的人、因犯罪移居他鄉的人以及逃跑的寇賊，由當地官府用公文向上呈報，在逃亡者本人及親屬住所附近和逃跑處鄰近的州、縣進行通緝、追捕，接到緝捕命令的官府要深入鄉村，加強查訪、緝捕。如果不能立即抓獲，要依靠其親屬關係，記錄逃亡者的年紀、外貌等可以辨別的特徵，還要上報比部司加強查緝。抓獲以後，移送刑部司審判。逃亡者逃跑和被抓獲的地點，一併上報尚書省。如果通緝以後過了三年還沒有抓獲，就不再追捕。
明初提重了民間揭發的封賞。清代發生案件以後，如果案犯在逃，官府即向有關地區釋出“逃牌”，各地官府根據逃犯的名牌，認真布控並仔細甄別，以緝獲在逃案犯。當時官府抓捕逃犯時，通常將該犯的年齡、體貌、籍貫、有無鬍鬚和痣等進行詳細記錄併發布通緝文書，各州、縣在接到通緝文書當日要派人緝捕，並將通緝文書抄寫後分給各鄉總甲仔細查緝。
據清趙吉士著《寄園寄所寄》載：有個姓王的旗人，舉家逃到山東，將妻子和兒女隱藏在前妻的父親張某家後，他就不知去向了，後來官府找到了他的妻子。這時附近正好有人掉到井裡，相貌已無法辨認，王某的妻子便誣陷張某害死了她的丈夫，以此為其夫開脫罪責。官府無計可施，就將案件上報刑部。當時，杜立德任刑部尚書，負責案件審判，將王某的案子挑出來認真研究，發現案件材料上記錄，掉到井裡的人鬍鬚有三寸長，而緝拿王某的文書上記錄王某沒有鬍鬚。杜立德說：“自從王某從張某家出逃，到抓獲他的妻子，才過了幾天，鬍鬚怎麼可能這麼長？容易使人產生懷疑。”然而，大家都沒有認可，不過沒多久，王某就被抓到刑部，震驚眾人。本案中，張某因藏匿逃犯王某之妻，差點被誣殺人，幸而杜立德將驗屍單上的“須長三寸”與“逃牌”上的“無須”相比較，從而認定死者並非王某，後因王某被捕獲，證實了杜立德的判斷。此案充分說明清代通緝措施對在逃人員人身特徵刻畫的細緻程度。
從以上記錄來看，古代抓捕犯人，大多不是透過一張寫實畫像，而是透過體貌特徵、民間配合等多種方式。畢竟，別說古代，近代的畫像能力也不敢恭維。比如，日本人曾一度苦惱為什麼自己找不到毛澤東和朱德呢？看看這個畫像就明白了——
參考資料：
1. 朱紹侯編：《中國古代治安制度史》，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
2. 陽颺：《竹簡的驚世表情》，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4年。
3. 佚名：《中國歷史上的“通緝令”》，《政府法制》，2009年第2期，第46頁。
4. 李繪：《通緝制度史略考》，《犯罪研究》，2011年第3期，第41-47+73頁。
5. 張勇：《中國古代司法官責任制度及其法文化分析》，中國政法大學2002年博士學位論文。
END
網友曾總結過古裝劇幾大定律，比如男扮女裝、女扮男裝永遠能不被發現；菜市口的斬立決總是會等來一句“刀下留人”；主角面臨危機時，一方讓另一方走、另一方一定不走，在走與不走的推拿中，敵人也慢慢殺了過來……
還有一點，但凡遇到通緝環節，除非主角主動投案，否則一定能逃過官府追查。這大抵是因為，我們看過的古裝劇裡“追兇”的方式，多是在城門口貼上一張通緝畫像。
而說起那畫像……
《還珠格格》裡的夏紫薇是這樣的——
五阿哥頭上還有個坑：
能看出《武林外傳》這是在通緝誰嗎？
不忍直視的通緝畫像也引發《龍門鏢局》中的“官方吐槽”：
事實上，承載著今人對昔日想象的古裝劇，往往為凸顯情節而弱化了細節，就比如這通緝畫像，倘若都是與真人相差十萬八千里的抽象畫法，那古人犯案逃逸後，豈不永遠無法被緝拿歸案？
而真實的歷史便是，通緝畫像的弊端，早就被古人的治安治理制度完美規避了。
漢朝追捕女逃犯的通緝令
1973年10月，位於甘肅金塔縣城北的肩水金關遺址出土一組竹簡：《甘露二年丞相御史書》，共有簡牘三枚，牘文十二行，內容連貫，全篇約五百餘字。
其內容為漢宣帝甘露二年（前52），由丞相少史、御史守少史移送張掖郡太守的一道律令，主要為追捕一個女逃犯。她是漢武帝女兒蓋長公主（史稱鄂邑長公主）的貼身大婢麗戎，漢昭帝元鳳元年（前80），蓋長公主陰謀私慾，被昭帝賜死，相關人等則因謀反罪被判處“絕戶”（剝奪宗室籍，倖存者一律免為庶人）。大婢麗戎聽聞風聲後趁亂逃跑，未被抓獲。然而，麗戎的胞兄是蓋長公主的弟弟、漢武帝第五子廣陵王劉胥的馬車伕，他也被定為叛逆罪，大婢再次受到株連，罪名是“大逆同產”。“數罪併罰”之下，捉拿麗戎便成為危急之事。這就是古代社會為維持秩序而產生的連坐制。
此外，這份《甘露二年丞相御史書》中還記錄了“通告”的流轉方式：由丞相少史、御史守少史移送張掖郡太守後，張掖太守將檔案轉給各都尉，都尉又轉給各鄣塞侯官，鄣塞侯官又轉給各侯長。
也就是說，這樣一份從文書，透過邊塞各級官署上下級的層層流轉，達到了廣而告之並提請從中央到地方各層官府注意的律令之用，相當於現今的“通緝令”。
不過，這份“通緝令”並未附有麗戎的畫像，而是將其定罪緣由與身份資訊悉數記錄，同時也規定了盤問方式與抓捕時效：
（麗戎）為人中壯，黃色、小頭、黑髮、隋（橢）面、拘頤，常戚（蹙）（額）如頻（顰）狀，身小長，託廆（huì）少言。
這位麗戎為人稍胖，黃色面板，頭比較小，黑髮，長臉，額頭較窄，時常皺著眉頭好像心口疼的樣子，像是古時效顰的東施，身材略高，性格孤僻少言。從形貌到神態，還不乏對其性格的描寫，這份“通緝令”可謂“無像勝有像”了。
嚴教屬縣官令以下，嗇夫、吏、正、父老，雜驗問鄉里吏民，賞取婢及免婢以為妻，年五十以上，刑狀類麗戎者，問父母昆，本誰生子，務得請實，發生從跡。毋督聚繁擾民，大逆同產當坐。重事，推跡未窮，毋令居部家中不覺。得者書言白報，以郵亭行，詣長安傳舍。重事當奏聞，必謹密之，毋留，如律令。
通緝令要求各級官員需拿此資訊盤問鄉里，不能擾民，但需讓鄉里百姓明白“大逆同產當坐”的嚴峻性，同時也提醒他們注意自查，以免此人混跡家中而給自己招來禍端。可見，在基層官員的鼓吹下，民眾為求自保而自發的監督與清查，是促使案犯被抓捕的民間動力。
不過，這位麗戎最後究竟有否被順利緝拿，簡牘上並未指出。其原因或許是，在這份“通緝令”傳遍西域關塞的漢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率部下五千餘降漢，成為在當年響徹居延各郡的盛事。
古代“通緝”極簡史
漢代的“通緝抓逃”系統就已如此完善。其實，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有通緝令的雛形，而用以表明抓逃之義的“及”字，更標誌著古人解決社會衝突觀念的形成。
“及”字的甲骨文為——
字形左上方是一個面朝左邊，彎著腰正在向前逃跑的犯人，右下方代表一個人伸出一隻手正好觸及到前邊的一個人，表明逮捕犯人。
金文的“及”字作：
中間也是一個面朝左的人，背後伸出的一隻手，正好將前邊一個人的腿抓住。
《說文解字》中說：及，逮也，從又從人。徐鍇注曰：“及前人也。”“又”（手）代表後面的一個人，“人”指前邊的一個人，後面一個人追上了前面一個人，並立即把他抓住。所以，金文和小篆中“及”的本義仍然是抓人。通常為了逮住前面的那個人，必須先要追趕上那個人，由此，“及”被引申為追趕、追上等意。如《左傳·成公二年》中記載：“故，不能推車而及。”意思是說，因為不能下車去推車，所以被敵人追上了。
“及”最早見於甲骨文，而追捕人的活動較“及”的出現更早。它的出現反映了原始社會後期生產的逐漸發展，氏族組織逐漸增多，人們信仰逐漸形成，出現了用人牲祭祀和爭奪生活資料等原始衝突。為了佔有和奴役別人，抓人就成為常見現象。據《左傳·昭公七年》記載：“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有亡”，指逃亡奴隸。荒，大；閱，搜捕。“有亡荒閱”，就是對逃亡奴隸進行大搜捕。
中國古代明確以法定形式鼓勵民眾積極配合偵查活動，並明文規定不同情況的相應獎賞標準，最早見於春秋時期。《墨子·號令》中就有明確規定：
其次伍有罪，若能身捕罪人，若告之吏，皆構之。若非伍，而先知他伍之罪，皆倍其構賞。
也就是說，無論是“伍”內還是“伍”外之人，只要告發、捕獲犯罪者有功，均給予相應的獎賞。如果是捕獲重大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賞格更高。
諸吏卒民，有謀殺傷其將長者，與謀反同罪，有能捕告，賜黃金二十斤。
意即當“謀殺傷”及“謀反”案件發生後，無論是官吏、士卒還是民眾，只要能將犯罪分子捕獲歸案，均獎賞黃金二十斤。
可見，連坐制度下的避禍心理與封賞制度下的求取賞金成為官府調動民間百姓參與追兇的核心驅動力，這也加強了民眾的自我約束和地方土地捆綁，從而保障著封建社會的法制與安寧。
不過，如果民眾“不配合”，也會使得這一通緝系統週轉不靈。《國語·楚語》中記載，楚平王年間，因為楚平王荒淫無度，國勢日衰。楚平王懷疑太子“外交諸侯，將入為亂”，伍子胥及其親屬被裹入這場政治鬥爭，後因親屬盡被殺害而逃到吳國。楚平王為追殺伍子胥，命人制作了他的畫像，張貼到各地懸賞捉拿。這張伍子胥的畫像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次通緝。
而據《史記·伍子胥列傳》記載：伍子胥因害怕楚平王追捕，就帶著公子勝一起逃往吳國。他們來到吳楚兩國交界的昭關，發現昭關的官吏盤查得很緊，幾次都沒能過去。後來在別人幫助下才得以出關。出了昭關，害怕後面有追兵，急忙往前跑。被一條大江攔住去路。江上有個打漁的老頭看見焦急的伍子胥，就用漁船送他們過江。過了大江，伍子胥非常感激，便取下自己的寶劍對漁夫說：“這把劍值一百兩金子，現在送給你。”漁夫說：“楚平王釋出了法令，抓住伍子胥的人給獎賞五萬石糧食，並封大夫爵位。我不圖這個獎賞，難道會要你這值一百兩金子的劍嗎？”伍子胥連忙賠禮，辭別而去。
不過，歷史上淡泊名利之士並不多，畢竟在糧食緊缺的情況下，封賞能最大程度調動抓逃的積極性，也使得各朝各代都將此作為重要的通緝手段。
如秦代的通緝措施，也是以官府鼓勵民眾積極告發、勇於緝捕並予以優厚的獎勵為主。
到了三國時期，又逐步推行偵查的區域協作制度。
唐代遇有逃犯時，官府便開具“海捕文書”，四處“張掛榜文”，上面除了寫有逃犯的姓名、年齡、籍貫和體貌特徵外，往往還配有逃犯畫像，即“畫影圖形”，以便官民辨識和緝捕。
宋代對於逃跑的囚犯、招募出征的兵士、鎮戍駐防的兵士、被流放的人、因犯罪移居他鄉的人以及逃跑的寇賊，由當地官府用公文向上呈報，在逃亡者本人及親屬住所附近和逃跑處鄰近的州、縣進行通緝、追捕，接到緝捕命令的官府要深入鄉村，加強查訪、緝捕。如果不能立即抓獲，要依靠其親屬關係，記錄逃亡者的年紀、外貌等可以辨別的特徵，還要上報比部司加強查緝。抓獲以後，移送刑部司審判。逃亡者逃跑和被抓獲的地點，一併上報尚書省。如果通緝以後過了三年還沒有抓獲，就不再追捕。
明初提重了民間揭發的封賞。清代發生案件以後，如果案犯在逃，官府即向有關地區釋出“逃牌”，各地官府根據逃犯的名牌，認真布控並仔細甄別，以緝獲在逃案犯。當時官府抓捕逃犯時，通常將該犯的年齡、體貌、籍貫、有無鬍鬚和痣等進行詳細記錄併發布通緝文書，各州、縣在接到通緝文書當日要派人緝捕，並將通緝文書抄寫後分給各鄉總甲仔細查緝。
據清趙吉士著《寄園寄所寄》載：有個姓王的旗人，舉家逃到山東，將妻子和兒女隱藏在前妻的父親張某家後，他就不知去向了，後來官府找到了他的妻子。這時附近正好有人掉到井裡，相貌已無法辨認，王某的妻子便誣陷張某害死了她的丈夫，以此為其夫開脫罪責。官府無計可施，就將案件上報刑部。當時，杜立德任刑部尚書，負責案件審判，將王某的案子挑出來認真研究，發現案件材料上記錄，掉到井裡的人鬍鬚有三寸長，而緝拿王某的文書上記錄王某沒有鬍鬚。杜立德說：“自從王某從張某家出逃，到抓獲他的妻子，才過了幾天，鬍鬚怎麼可能這麼長？容易使人產生懷疑。”然而，大家都沒有認可，不過沒多久，王某就被抓到刑部，震驚眾人。本案中，張某因藏匿逃犯王某之妻，差點被誣殺人，幸而杜立德將驗屍單上的“須長三寸”與“逃牌”上的“無須”相比較，從而認定死者並非王某，後因王某被捕獲，證實了杜立德的判斷。此案充分說明清代通緝措施對在逃人員人身特徵刻畫的細緻程度。
從以上記錄來看，古代抓捕犯人，大多不是透過一張寫實畫像，而是透過體貌特徵、民間配合等多種方式。畢竟，別說古代，近代的畫像能力也不敢恭維。比如，日本人曾一度苦惱為什麼自己找不到毛澤東和朱德呢？看看這個畫像就明白了——
參考資料：
1. 朱紹侯編：《中國古代治安制度史》，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
2. 陽颺：《竹簡的驚世表情》，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4年。
3. 佚名：《中國歷史上的“通緝令”》，《政府法制》，2009年第2期，第46頁。
4. 李繪：《通緝制度史略考》，《犯罪研究》，2011年第3期，第41-47+73頁。
5. 張勇：《中國古代司法官責任制度及其法文化分析》，中國政法大學2002年博士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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