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解釋自己的經歷和建構記憶時，我們的自動化直覺經常出錯。通常，我們意識不到這些缺點。對過去知識進行的判斷中存在一種“智力自負”現象，如“我早就知道了”。這種現象會影響對目前知識的評價和對未來行為的預測。儘管我們知道自己過去出過錯，但是我們對於未來的預期---我們會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任務、很好的維持婚姻關係和遵守鍛鍊計劃等仍然相當樂觀。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能力不足反而會促進過度自信傾向。克魯格和鄧寧指出，對能力的人是也是需要能力的，那些在語法、幽默以及邏輯測驗中得分最低的學生反而最有可能高估他們在這些方面的才能。那些不知道所謂好的語法和邏輯的人通常也不知道自己缺乏這些東西。假如無知可以產生自信的話，那麼我們可能會問：我們怎麼會有缺陷呢？

儘管如此，我們在任何一點上都不應該低估人們的自信，即使是當自我懷疑成為削弱決斷力的陷阱的時候，它也很有價值。在那些需要他們表現出智慧的時刻，那些缺乏自信的人無法毫不猶豫的說出或作出鑑定的決定。雖然過度自信會讓我們付出代價，但基於現實的自信還是很有必要的。

做一做下面這個問題：請問，你有（ ）%的把握確信北京到上海的空中航線距離要大於（ ）公里但是小於（ ）公里。

做完以後別忘了查詢正確答案。據說大約30%的正確答案都在答題者98%的自信判斷區間之外。：）

所謂的後見之明（事後通偏差）是指人們在得知事件結果後，表現出自己在事前就已經預測到結果的傾向。人們在面臨結果時產生一種"我一直知道會這樣"的感覺。

首先這種偏差的出現可能與自我服務有關。自我服務是指人們希望接受有利結果的榮耀或避免不利結果的苛責。前者有助長後見效應，比如："我知道事情會如我所料，出現有利結果"；而後者可能有損後見效應："不利結果是不可預見的，這不是我的錯"。

有研究者曾經要求3組被試對失業的可預見性作出後見判斷，這3組被試分別為：失業工人、雖然失業但仍有事可做的工人、社群成員。研究結果發現：失業者相比未失業者認為更難預測失業的發生。換言之，隨著失業與自身關聯程度的增加，後見之名效應減小。失業者認為失業本身是難以預測的，是因為他們想回避不利結果帶給他們的尷尬。

而更多時候，人們則往往出於讓自己顯得聰明的動機，而成為事後諸葛。儘管這種有利的動機往往是下意識的，並且，像很多自利偏差一樣，它具有提高我們得自尊的適應性意義。

不過事實上，這種事後聰明的偏差具有普遍性，而且很難消除，這是因為它和我們在記憶過程中的資訊提取有很大的關係。

舉個簡單的例子，已知一個人擅長拳腳，是判斷他更不可能被人打死呢？還是更可能被人打死？從一個角度看，似乎應判斷他更不可能被人打死，因為擅長拳腳；但從另一角度看，似乎又應判斷他更可能被人打死，因為擅長拳腳更可能惹事。如果人們得到結果反饋，或此人技藝超群死裡逃生，或無事生非死於非命，人們就會立刻將此類證據納入引起結果的原因，即證據整合，導致後見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