廟號和諡號是皇帝死後尊稱，最基本的作用就是對個人在稱謂上做出區別，同時也可以用來標誌該君主在位時期，方便記載史書。這兩者在商周時就已經出現，而年號則是漢代的發明，專門方便紀年。

商代尚無避諱制度，商王生前用本名，稱王，死後用天干日名，商代後期又在日名前面加稱帝。如紂王名字是受（紂），死後稱帝辛。他的兒子名字是祿父，死後稱武庚。日名一般認為同祭祀有關，所以學者很多認為是廟號的前身。在《史記》中所有的商王死後都稱帝某某，而在甲骨文中只有武丁之後的王才是這樣。另外周代文獻中稱個別商王為某宗，比如祖乙稱中宗，武丁稱高宗。顯然，這樣的尊稱是為了在祭祀中突出某些祖先的豐功偉績。

周人說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所以諡號從周代開始有。最初的諡號據說都是美諡，用以概括死去君王的功業美德。但後來逐漸出現惡諡，用來貶損造成巨大政治損失或災難的君主，以表示繼任者與他劃清界限，政治上改弦更張。

漢以前的皇帝或者天子，並非人人都有廟號。所謂祖有功，宗有德，只有做出巨大貢獻的君主才會有。所以史家通用諡號稱呼漢代君主君王，三國兩晉沿用。在用字上漢代多“孝”，魏晉尚“武”。漢代除了劉邦，皇帝諡號都加“孝”。魏晉南北朝則有九位帝王用武字，雙字諡號加武字的更多。到了唐五代兩宋時期，歷史已經累積了大量選用同一國號的王朝，用諡號稱呼會造成重複和紀年混淆。而唐代廟號已經迅速普及，成為帝王的標配。歷史學家為了方便起見，習慣上用廟號稱呼唐宋皇帝。

但是單用諡號或者廟號紀年，卻有很大的不方便。那就是它只能記載死去君王的時間年數，對於在世的君主，只能說今上多少年。時間一長，檔案文獻就會出現紀年的混淆。所以漢代時出現了年號，用於在世皇帝的紀年。這大大方便了年代的記載。像漢武帝開心起來，就會換一個年號，但也不會影響紀年。此後歷代統一過程中，割據政權如果承認中央政權的年號並以之紀年，就表示放棄獨立，接受統一。於是年號又被賦予強烈的政治意義。在紀年之外又成為王朝正統的象徵。甚至被印在錢幣上以示權威。所以年號也越來越受到重視。宋太祖在位時，從宰相趙普等人擬定的年號中選用了“乾德”。但三年後滅蜀國，在一面鏡子上發現蜀國已經搶先用過了這個年號。趙匡胤心中不快，說“作宰相須是讀書人”一一這是公開罵趙普沒學問了。

明清之後，皇帝一般一人只用一個年號，所以年號用來稱呼皇帝最為方便，無分生稱死後。

這個問題如果簡單地說，隋以前的皇帝稱的基本上是諡號，所以是某某帝，唐開始則多稱廟號，所以多稱某某宗（或祖）。這樣簡單地說可能很多人理解不了，但要詳細說這個問題又很複雜，涉及到廟號和諡號的問題，很難說清，不過還是擇要說一下吧。

以前皇帝死了之後，禮官們會根據皇帝生前的表現，用一個字給皇帝一個蓋棺定論式的總結，這個字就稱為諡。諡有美諡、平諡、惡諡，比如文、武、明、睿、康、景等，都是美諡，而厲、靈、煬等則是惡諡。

同時，早期的皇帝死了之後，還要建專門的廟祭祀，但是幾代之後就會毀掉，把牌位移到太廟中集中祭祀，而那些對國家有大功、值得後代永遠銘記的皇帝則會上一個專門的廟號，以示永遠立廟祭祀之意。早期的皇帝想得到廟號是極其艱難的，比如兩漢，僅有劉邦（高帝）、劉恆（太宗）、劉徹（世宗）、劉詢（中宗）、劉秀（世祖）、劉莊（顯宗）、劉炟（肅宗）等七位皇帝有廟號，其他的都沒有。

在這種情形下，就沒法用廟號尊稱去世的皇帝，因為有的沒有廟號，沒法稱呼，但諡號每個皇帝都有，於是就是諡號來尊稱去世的皇帝，比如漢太宗劉恆，諡為文，就稱期為漢文帝；漢顯宗劉莊諡號為明，就稱其為漢明帝。

不過，皇帝都是好面子之人，死也要死得有面子，因此，皇帝的諡號越來越長，由一兩個字，增加到了十幾個字、幾十個字，比如李世民的兒子李治的諡號就是”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光緒皇帝的諡號則是”同天崇運大中至正經文緯武仁孝睿智端儉寬勤景皇帝“，這時要用諡號來稱呼皇帝就有點太麻煩了，恐怕一般人還真記不住這一長串。不過，這個時候，好面子的皇帝們開始都有廟號了，廟號只有一兩個字，所以自唐開始，後人又改用廟號來稱呼已去世的皇帝，比如李世民的廟號是太宗，則直接稱其為唐太宗。

從明朝開始，每個皇帝基本上只有一個年號，所以多用年號來稱呼皇帝，如朱棣的年號是永樂，就稱其為永樂皇帝，但也有例外，比如朱祁鎮有正統和天順兩個年號，後人基本上都稱他的廟號英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