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曹操為什麼不給自己立碑和為什麼不讓同時期的別人立碑……如是說：

東漢末年，曹操禁立私碑，公開的理由是抑制奢侈浮華的厚葬風氣。自公元3世紀初至6世紀末的魏晉南朝是碑禁時期，但各朝執行的情況不盡一致，時而嚴厲時而寬緩。儘管立碑未絕，無復東漢之盛。兩晉時期，墓前的石碑之制既少，埋人獷穴的墓誌之作大興，此古代葬制的又一變局。

東漢的碑刻，墓碑為大宗。為墓主立碑頌德是當時營喪活動中的一個重要內容。東漢世家大族的厚葬之制，既有盛大的會葬儀式，也有高土厚封、立石碑、樹石闕、建祠堂的鋪張。這樣的遺蹟，在山東嘉祥的武氏祠堂陳列館還能看到。厚葬的規格和會葬的規模，因墓主的官位、聲望、財力的大小而異，而厚葬的基本標誌是起墳壟、建祠堂、樹墓碑。

《宋書·禮志二》明確提到禁碑始於曹操：“漢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205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

對於“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而言，禁碑還有政治方面的考慮。他出身閹宦，政治資本不及那些名族雄厚，當時還有許多世家大族在各地擁有一定的社會勢力，而“碑”是某種地位、威望的象徵物。特別是公之於眾的碑文，若被敵對勢力利用，也能蠱惑人心，擾亂視聽，危及當時脆弱的統一局面。所以，我們也可以把曹操禁止私家立碑理解為控制輿論和收攬民心的一種有力手段，也可謂瓦解世家大族勢力和重建中央集權的重要舉措。

曹操主張薄葬，原因是在歷年的征戰中，他設定了“摸金校尉”、“破丘中郎將”，率領部隊從事盜墓，獲取金銀珠寶充作軍費。他使自己的陵墓不留任何痕跡，也有預防身後被人發掘的考慮。為他營喪的曹丕明明白白地說過：“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冢。”曹操不曾料到，禁碑令一出，竟成為魏晉南朝時期通行的政令。

簡而言之，就是擔心碑文擾亂視聽、為墓主人歌功頌德歪曲了他覺得的事實吧，還有就是你們看的《盜墓筆記》了，摸金校尉、盜墓賊什麼的，可能害怕自己死後也無法安息，想默默下葬於地下，得到後世安穩吧。

曹魏治下的北方地區禁碑令一直被認真地執行。但我們今天還能見到《孔羨碑》、《曹真殘碑》、《王基殘碑》、《正規化碑》等。推測經朝廷特許，仍然可以刻立私碑。而且帝王可以根據需要隨時立碑。魏文帝稱帝時，為了表示本無篡漢之意，自己君臨天下是順從天意，將群臣“勸進”的《上尊號奏》刻於碑，又把《受禪表》刻成碑，這兩通大碑都露布於世，其用意是廣而告之且傳之永遠，堪稱曹魏王朝的貞節牌坊。魏明帝在太和四年(230年)下詔，將其父文帝的《典論》刻碑立於宗廟門外。可見曹魏的禁碑並非禁絕碑刻之制，只是為了限制私家立碑頌德的自由。

西晉末年發生“八王之亂”，宗室王互相猜忌殘殺之際，擁兵自重的宗室王往往擅自立碑。立碑的風氣乘時而起，朝廷控制的立碑特許權名存實亡。而經歷了東晉時期的門閥政治時代，皇權不振，士族立碑尚須朝廷批准，此後碑禁鬆弛，人皆私立。

這種情況一直到了劉宋時代皇權復振，才又重新嚴厲起來。《宋書》裡幾乎見不到私家立碑的記載。禁碑既嚴，墓誌則成為“王公以下，鹹共遵用”的葬制，“禮殊恆列”則用“哀策”。哀策也作哀冊，表死者身份、溢號，用於帝王、太子及后妃。

再者說，就是擔心碑文傳世、流傳以後過度的歌功頌德，影響了後世評說。

是非由後人定，人死了，一切都由後人來料理，立碑與否，與死人無關。當然，若曹阿瞞有遺言，那就有說頭了。或許同武則天的無字碑一個理，是暴君還是明君，是昏君或白痴，是千古一帝呢，還是不值一提，老百姓是桿秤，會秤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