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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驪姐的人類學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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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四庫全叔
首先需要明確一下什麼叫“考古”,考古作為一門學問,它主要是依據古代人類活動所遺留下的實物遺存,來研究當時人們的生活極其社會狀況,進而解析人類文化與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探索其發展變化的背景、原因和規律。既有野外的體力勞動(如發掘工作等),也包括室內的研究(如科學實驗、報告撰寫等),涵蓋的範圍非常廣。
在中國,科學意義上的考古,誕生於1921年,當時北洋政府聘請了瑞典的地質學家安特生,對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進行了發掘,從而使仰韶文化聞名於世。
繼之於1926年,中國現代考古學先驅李濟先生(1896—1979)任清華國家研究院人類學講師期間,發掘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這是華人第一次獨立主持的現代田野考古,具有劃時代意義。
到了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組建考古組,開始有目的、有計劃的進行殷墟發掘,從而使中國考古事業進入全面發展的時期。
以上面所述為標準,可以肯定的說,中國古代沒有現今科學意義上的考古。那麼,古人是怎麼驗證史書的真偽呢?
一個就是做廣泛的調查,包括實地走訪和查閱古籍,比如寫《史記》的司馬遷,寫《水經注》的酈道元,他們都是如此進行的。以現代的觀念來說,調查不等於考古,調查只是考古的前期準備之一,且不說古人的調查手段是否完備科學。
再一個就是獲取新材料,那麼這個材料是怎麼獲得的呢?比較常見的是盜墓和偶然的發現。比如汲冢竹書,就是西晉時汲郡的不準挖盜掘戰國古墓的劫餘。再比如西漢景帝劉啟末年,藩王魯恭王劉餘拆毀孔子舊宅來擴建其宮室,在孔氏牆壁中發現了古文《尚書》及其他經典。需要說明的是,這種偶然的發現,不屬於考古;而盜墓更不等於考古,那只是挖寶,比如竹書這麼重要的歷史文獻,在盜墓賊手中只是照明的燃料而已。
此外,就是透過金石學的研究,來考證史書的真偽。這門學問研究的物件是古代的青銅器和碑刻,考證銘文而證經補史。現存最早的金石學著作為北宋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呂大臨所著《考古圖》。雖然金石學從某種意義上與中國考古學有所關聯,但是兩者的研究理論、物件、範圍、目的、手段等都有很大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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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1937年,在求學於美國哈佛人類學系歸來的李濟先生的帶領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對安陽殷墟進行了十五次大規模的發掘,才標誌著中國現代考古學的真正開端。那麼,中國古代有考古嗎?
首先,古代的盜墓不算是考古,雖然自古以來政府組織盜墓層出不窮,最典型的就是曹操設立的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等軍銜,專門盜墓取財,用以貼補軍用。
中國古代金石學以北宋呂大臨《考古圖》為最早的金石學著作開端,該書據傳完成於1092年。該書精選了從商代到漢代的211件青銅器及3件玉器,做了文字說明和線描圖。呂大臨在《考古圖·序》中,羅列了金石學的三個目的:追溯上古三代的優良作風、補充經書流傳遺失的內容、矯正當代學者的錯誤(“追三代之遺風,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
呂大臨之後傑出的金石學家是南宋的趙明誠。他跟妻子李清照合著的《金石錄》,共三十卷,著錄其所見從上古三代至隋唐五代以來,鐘鼎彝器的銘文款識和碑銘墓誌等石刻文字。
然而,傳統金石學與現代考古學卻有三大區別:一是閉門著書,大多研究傳世和採集的金石之器,而很少與田野調查和發掘相聯絡。二是偏重於文字的著錄和研究,對於沒有文字的古代遺物不感興趣。三是與西方近代建立在自然科學基礎上的實證方法不同,金石學偏重於孤立地研究某一個問題,以達到證經補史的目的。
清代金石學研究的範圍包含了諸如甲骨文、封泥、磚瓦陶文、竹木簡、古錢幣等等凡不屬於寫在紙上的一切古文字資料。李濟認為,那雖是古學最發達的時代,可是如果以現代學術的眼光去看,許多方面比宋儒還落後。他曾以宋代呂大臨《宣和考古圖》(1092)的記載與清末端方的《陶齋吉金錄》(1908年)這兩部金石學的里程碑著作相比,發現就銅器的出土地一項而言,前者遠比後者詳細。
到了民國初年,傳統的金石學只關注文字,居於考據學的從屬地位。最典型的就是在殷墟發掘期間,供職於北京大學國學門考古學研究室的著名金石學家馬衡感到興奮不已,但他對殷墟出土的寶物並沒有多大興趣 ,而是期待著發掘出更多的甲骨,用考古方法來開啟更精確、更復雜的“地下二十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