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初建，朱元璋把兒子們封為藩王，幫老朱家鎮守四方。但是，後世對明朝藩王的評價卻很低。明朝中後期，各地藩王更是成了一群無所事事的寄生蟲。如今，有個刻板印象是——藩王們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自己成了行屍走肉，更成為國家的負擔。
關於明朝藩王歷史形象不好的成因：一方面是由於江南重地沒有藩王，和主流士大夫的交遊有限，也就難以在主流知識圈留下濃墨重彩的記錄；另一方面，明清之際，諸多藩王選擇抗清，在清代的歷史敘事中自然就不會有他們的位置。當然，更關鍵的是，明王朝本身對藩王的管理就很有趣，這在根本上塑造了藩王的形象。
關於這一點，我們還得從明朝的所有權與管理權談起。
大明王朝建立後，在朱元璋的世界中，天子居中，控馭海內，諸王守在四方，拱衛天下，如此朱家自然是鐵桶江山，萬世一統。朱元璋一生見識了太多的爾虞我詐、血雨腥風，讓他只能更相信自己的子弟。可以說，這一時期的大明王朝，所有權和核心管理權（軍隊）全姓朱！
但這種模式有個問題：朱家內部出了問題怎麼辦？對在位的皇帝而言，這基本是個常識問題，朱允炆、朱棣、朱高熾、朱瞻基不管修辭如何，削藩是一致的。甚至連地方小官都清楚，葉伯巨，一個實在人，赤裸裸地把自己的認識告訴了朱元璋。一是這種話不能直說，二是朱元璋身處的環境與時代只能這麼做，顯然這個人就只能悲劇了。
在朱元璋之後，經過幾代人的削藩，藩王的護衛基本被裁減了，排程當地部隊的權力基本沒了，朝覲的機會也越來越少。這時候新的結構就確立了：藩王在理論上具備王朝的所有權，事實上可以享受一部分分紅；關於管理權，是不可以有的。大明事實上的所有權是皇帝的，管理權也在皇帝那。畢竟天下穩定了，只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臣”。
這等於給藩王們劃出了紅線，軍隊是不能碰的，政治是不可以參與的。在紅線之下，享受大明朝的繁榮，安享紅利，獲得一些特權。還有，在不影響政治安全的前提下，參加一些活動也是可以的。我們這就來談大明藩王的多彩生活。
一條紅線，千萬別碰
一定程度上說，朱棣是第一個觸碰紅線成功的明朝藩王。打起了“靖難”的旗號，以“清君側”為名對建文開戰。朱棣創造了一箇中國曆史的奇蹟：歷史上唯一依靠暴力成功登上帝位的藩王。
或許是受他的影響，他的兒子漢王在明宣宗朱瞻基的時代，也選擇起兵。畢竟生在這個環境，更加深諳“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的底層邏輯。可惜他不是朱棣，侄兒不是朱允炆，所以他的階層躍遷失敗了，叛亂成了一出鬧劇，自己成為階下囚，最終灰飛煙滅。
作為弟弟的趙王，認清了形勢，想明白了問題，果斷做一個乖乖王爺，沒事給朝廷建言獻策，朝廷表彰一下，這種程度足夠讓老百姓們看到朱家的和諧景象，雖然這只是一種集體演戲。
在之後的歲月裡，朝廷對藩王的管控越來越嚴格，如“故事親王非迎駕及掃墓，不許出城一步”。
到了明武宗時代，社會危機的普遍出現，朝廷在治理上的整體無能，又給了藩王問鼎的機會。當時，大太監劉瑾開始了一系列“應然”的改革，這和“已然”現實產生了矛盾，導致得罪了最不應該得罪的軍將們，在寧夏的安化王藉此不滿情緒，選擇起兵。此次起兵沒什麼大的危害，但扳倒了劉瑾，“應然”改革也就戛然而止。
在江西的寧王，顯然準備的更加充分，收留有失意讀書人、地方土匪強盜，還找關係（花錢）恢復了王府護衛，合法合理地擁有軍權。從這裡可以看出，藩王確實是太有錢了。不過最後的結果是寧王起義被王陽明輕鬆平定。
這兩位觸碰紅線的藩王，結局是很慘的。
起兵是紅線的底，具有起兵能力和心思，屬於靠近紅線。朱允炆上臺後，因為叔叔們的客觀實力影響天威，就以各種罪名將周王、湘王、齊王、代王、岷王廢黜，有的自殺、有的成為庶人、有的流放。
到了明末，這一原則依然堅持。有位自以為愛國的唐王，他看到了崇禎皇帝號召天下人馬勤王的詔書，懷著對大明江山的熱愛，以及責任感，積極組織兵馬勤王，觸碰了紅線。按理說，這是毀家紓難，但作為孤家寡人的君王，崇禎看唐王自然是另一個視角，他今天可以勤王，明天要擒王怎麼辦？在這樣的邏輯下，唐王只能去鳳陽高牆體驗人生去了。
當然在形勢允許的情況下，還是可以解釋清的。比如襄王就嚮明英宗解釋了一遍，化解了自己的危機。政治和軍事的紅線是不可以碰的，除此之外，基本上怎麼玩都是不過分的，畢竟名義上也是屬於明的，實際上可以享受分紅。
大修王府，呼朋引伴
王府的建築要嚴格符合朝廷的規制，以對民間呈現出天家的威嚴。有位外華人記下了他從外看到靖江王府的觀感，“他的宮室有牆圍繞，牆不高、呈四方形，外面塗成紅色，每面各有一門，每道門上有一座門樓，用木料精製。
四道門的主門前，對著大街的，再大的官員老爺也不能騎馬或乘轎透過。這位貴人住的宮室建在這個方陣的中央，肯定值得一觀，儘管我們沒進去看。聽說門樓和屋頂上了綠釉，方陣內遍植野樹，如橡樹、慄樹、絲柏、梨樹、杉樹及其他樹木，形成了清綠和新鮮的樹林。花園中，有鹿、羚羊、公牛、母牛，以及別的獸類，供這位貴人遊樂。但他從不外出”。
這裡記載了王府外在的場景，想象了內部的建設情況。但是，王府內部具體是什麼樣子呢？
隆慶年間的陝西巡撫張瀚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材料。他筆下的秦王府：“涇渭之間，為陝西會城，即古長安。城中秦府，扁曰天下第一藩封。”每次拜見秦王，先在殿中公宴，宴畢之後，必有私宴，觀賞池魚飛鳥。書堂後引渠水為二池，一栽白蓮，池中多金鯽，魚皆躍出，投餌食之，爭食有聲。池後迭土壘石為山，約亭臺十餘座。中設几席，陳圖史及珍奇玩好，爛然奪目。
石砌遍插奇花異木。方春，海棠舒紅，梨花吐白，嫩蕊芳菲。後園植牡丹數畝，紅紫粉白，國色相間，天香襲人。園中孔雀數十，飛走呼鳴，投餵之，從牡丹中飛起競逐，尤為佳麗。”
張瀚的文字通俗易懂，讓我們看到了秦王府內的盛況。按照明王朝的規定，地方上的主官要定期例行去拜見藩王。正是因為制度性的規定，張瀚得以進去王府參加公宴、私宴，再跟著一起遊玩，看飛禽走獸，奇花異石。可見，天下第一藩的財力。
所有的藩王，在王府上肯定是大興土木。江西的益王喜歡“廣築臺苑”，西安的永壽王的園林，有“涵碧池”“湧金橋”。臨潼王和保安王的園林以假山和水池聞名。雖然西安可能缺水，但具有優先分配權的藩王是體會不到的。
藩王的園林是聚會的場所，對於高階官員與藩王的交往，限制是比較嚴格的。對於一般士子，和藩王的交流還是多種多樣的。比如，崇禎年間的進士楊任斯，多有參加稷山王的聚會，留下了讚美其“葵園”的文字。沁水王博學好詩，喜歡和士大夫往來，多有布衣之交。樊山王為人不羈，能折節下士。
雖然說對藩王有這樣那樣的限制，但是，喝喝酒、聚聚會誰能管，誰敢管？
附庸風雅，收藏古玩
與士大夫交往，自然有一些雅好，能收集到古書、能找的好的書法作品，完成一些文化工程更是受到王爺們的喜愛。
周定王的世子朱有墩編著了《東書堂集古法帖》，章節編排參考了前代的《淳化閣法帖》，基本分為“歷代帝王書”和“歷代名臣書”。這是明代開國近半個世紀以來第一次有人嘗試彙編書法經典。在周王世子朱有墩的記述中，自己“集為十卷，勒之於石，以便自觀”，表示只是為了自己學習。這如果是謙遜的說法，那更證明周王的富庶，自己想寫書法就可以做個經典彙編來臨摹。
這套法帖影響很廣。在二百年後還有人記得，後世文人文震亨，在《長物志》中列舉了24種法帖，其中有四個是明代的，提到的第一種就是周王府所刻的《東書堂帖》。書法家傅山直接將《東書堂集古法帖》列為明代王府中出品的重要法帖的首位。可見當時及後世文人對周王府書帖的推崇程度，也顯見王室附庸風雅的精緻程度。
相對於周世子表達上只給自己看的風雅，晉王世子的文化工程就更直接了。
他明確列舉了專案參與人山西布政司參政王進、按察司副使楊光溥、按察司僉事胡漢和楊文卿。
明代早期的地方體制為三堂：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揮使司，前兩個主要是文官負責，後一個主要是軍人負責。作為親藩，和地方的文官進行文化往來自然是可以的，這些文官進入文化工程編修小組名單也無可厚非。還有兩位山西籍計程車大夫也參與了，分別是張頤和翟瑄，張頤是太原人，1460年進士及第，官至工部侍郎；翟瑄是河南人，在山西擔任過巡撫。這大體是晉藩搞文化工程的名譽圈子，和今天一樣，一線幹活的還是地方的小文人了。可見藩王搞文化工程的人力、物力、財力以及地方官員和士大夫的助力是可觀的，這種風雅是屬於底層文人難以想象的。
紙醉金迷，揮金如土
在嘉靖年間，有位葡萄牙人伯來拉，在桂林見到過靖江王，按照他的說法：“他們盡情吃喝，多半養得肥肥胖胖，隨便看到他們中的任何一個，哪怕我們以前從未見過，我們也看得出他是皇親。他們彬彬有禮，養尊處優”。（中國見聞錄）
無獨有偶。晚年的張岱回憶起早年在山東看煙火的場景，仍然意猶未盡：“兗州魯藩煙火妙天下”，放煙花的時候必定張掛燈籠，魯藩王府的燈籠，掛在殿上、牆壁上、柱子上、屏風上和座椅上，府中的人成了燈火中的景物。到了放煙花的時候，燈火中的景物又全成了煙花中的景物。看燈火是在燈火外面看燈火，看煙花是在煙花之外看煙花。光影閃耀，根本無法判斷哪裡是王宮的煙花，哪裡是煙花裡的王宮。煙花製作非常精緻，氣派，能遮蔽整個天空。張岱本身就是富家公子，能讓他記憶深刻的，自然不是一般的煙花場景。可見當時地方藩王生活的富庶、奢靡。
除了這些之外，藩王還有很多娛樂活動，在戲曲、音律方面，甚至小有成就。
更簡單的是收集儲藏各種寶貝。先來看一份清單：
直徑15.6釐米的金盂
長44.3釐米的雲形金累絲鑲寶石簪
高9.4釐米的金制帽飾
高24.2釐米的金壺
高4.9釐米的寶石帽頂
長10.2釐米的金鑲寶石絛環
長23.3釐米的金鳳簪。
這些都是梁莊王的隨葬品，出土自梁莊王墓中。梁莊王是朱高熾的第九個兒子，無嗣，一代而已。從這些金銀器皿、首飾和寶石中，我們可以想象下有多代積累的明代藩府的生活是多麼的奢華。
園林、奢靡、風雅是明王朝藩王的眾多生活的一部分。還有的藩王喜歡治學，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裡寫道“在明代，正如在漢代一樣，皇子們躋身治學的洪流之中”。明代的藩王在植物學，鍊金術、地理學、物理、印刷上都有不同的貢獻。也有的地方宗藩就是喜歡作惡為禍鄉里，只要不是罪大惡極，一般也沒人管。
在朱家王朝穩固後，藩王就是皇帝防範的物件。在不觸碰紅線的前提下，藩王可以做的空間很多，喜好讀書，可以交遊地方士子、熟讀經史；喜好建築，可以修建亭臺樓閣；喜好放蕩，可以紙醉金迷、窮奢極欲；喜好藝術，可以心無旁騖、全身心投入；喜好賺錢，可以拿到朝廷的特許權；喜好江湖，來往一些小匪，也被默許。總體上，活動的空間還是很大的，不像後世描述的那麼不堪。生活保障的充沛，個人可以在有一定限制的條件下，自由自在地發展。
當然，一般宗室，日子也就那樣了，“集體討薪”也是常見場景。我們可以再做議論。
參考資料：張岱《陶庵夢憶》張瀚《松窗夢語》南炳文《明史》張廷玉《明史》柯律格《藩屏》
END
大明初建，朱元璋把兒子們封為藩王，幫老朱家鎮守四方。但是，後世對明朝藩王的評價卻很低。明朝中後期，各地藩王更是成了一群無所事事的寄生蟲。如今，有個刻板印象是——藩王們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自己成了行屍走肉，更成為國家的負擔。
關於明朝藩王歷史形象不好的成因：一方面是由於江南重地沒有藩王，和主流士大夫的交遊有限，也就難以在主流知識圈留下濃墨重彩的記錄；另一方面，明清之際，諸多藩王選擇抗清，在清代的歷史敘事中自然就不會有他們的位置。當然，更關鍵的是，明王朝本身對藩王的管理就很有趣，這在根本上塑造了藩王的形象。
關於這一點，我們還得從明朝的所有權與管理權談起。
大明王朝建立後，在朱元璋的世界中，天子居中，控馭海內，諸王守在四方，拱衛天下，如此朱家自然是鐵桶江山，萬世一統。朱元璋一生見識了太多的爾虞我詐、血雨腥風，讓他只能更相信自己的子弟。可以說，這一時期的大明王朝，所有權和核心管理權（軍隊）全姓朱！
但這種模式有個問題：朱家內部出了問題怎麼辦？對在位的皇帝而言，這基本是個常識問題，朱允炆、朱棣、朱高熾、朱瞻基不管修辭如何，削藩是一致的。甚至連地方小官都清楚，葉伯巨，一個實在人，赤裸裸地把自己的認識告訴了朱元璋。一是這種話不能直說，二是朱元璋身處的環境與時代只能這麼做，顯然這個人就只能悲劇了。
在朱元璋之後，經過幾代人的削藩，藩王的護衛基本被裁減了，排程當地部隊的權力基本沒了，朝覲的機會也越來越少。這時候新的結構就確立了：藩王在理論上具備王朝的所有權，事實上可以享受一部分分紅；關於管理權，是不可以有的。大明事實上的所有權是皇帝的，管理權也在皇帝那。畢竟天下穩定了，只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臣”。
這等於給藩王們劃出了紅線，軍隊是不能碰的，政治是不可以參與的。在紅線之下，享受大明朝的繁榮，安享紅利，獲得一些特權。還有，在不影響政治安全的前提下，參加一些活動也是可以的。我們這就來談大明藩王的多彩生活。
一條紅線，千萬別碰
一定程度上說，朱棣是第一個觸碰紅線成功的明朝藩王。打起了“靖難”的旗號，以“清君側”為名對建文開戰。朱棣創造了一箇中國曆史的奇蹟：歷史上唯一依靠暴力成功登上帝位的藩王。
或許是受他的影響，他的兒子漢王在明宣宗朱瞻基的時代，也選擇起兵。畢竟生在這個環境，更加深諳“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的底層邏輯。可惜他不是朱棣，侄兒不是朱允炆，所以他的階層躍遷失敗了，叛亂成了一出鬧劇，自己成為階下囚，最終灰飛煙滅。
作為弟弟的趙王，認清了形勢，想明白了問題，果斷做一個乖乖王爺，沒事給朝廷建言獻策，朝廷表彰一下，這種程度足夠讓老百姓們看到朱家的和諧景象，雖然這只是一種集體演戲。
在之後的歲月裡，朝廷對藩王的管控越來越嚴格，如“故事親王非迎駕及掃墓，不許出城一步”。
到了明武宗時代，社會危機的普遍出現，朝廷在治理上的整體無能，又給了藩王問鼎的機會。當時，大太監劉瑾開始了一系列“應然”的改革，這和“已然”現實產生了矛盾，導致得罪了最不應該得罪的軍將們，在寧夏的安化王藉此不滿情緒，選擇起兵。此次起兵沒什麼大的危害，但扳倒了劉瑾，“應然”改革也就戛然而止。
在江西的寧王，顯然準備的更加充分，收留有失意讀書人、地方土匪強盜，還找關係（花錢）恢復了王府護衛，合法合理地擁有軍權。從這裡可以看出，藩王確實是太有錢了。不過最後的結果是寧王起義被王陽明輕鬆平定。
這兩位觸碰紅線的藩王，結局是很慘的。
起兵是紅線的底，具有起兵能力和心思，屬於靠近紅線。朱允炆上臺後，因為叔叔們的客觀實力影響天威，就以各種罪名將周王、湘王、齊王、代王、岷王廢黜，有的自殺、有的成為庶人、有的流放。
到了明末，這一原則依然堅持。有位自以為愛國的唐王，他看到了崇禎皇帝號召天下人馬勤王的詔書，懷著對大明江山的熱愛，以及責任感，積極組織兵馬勤王，觸碰了紅線。按理說，這是毀家紓難，但作為孤家寡人的君王，崇禎看唐王自然是另一個視角，他今天可以勤王，明天要擒王怎麼辦？在這樣的邏輯下，唐王只能去鳳陽高牆體驗人生去了。
當然在形勢允許的情況下，還是可以解釋清的。比如襄王就嚮明英宗解釋了一遍，化解了自己的危機。政治和軍事的紅線是不可以碰的，除此之外，基本上怎麼玩都是不過分的，畢竟名義上也是屬於明的，實際上可以享受分紅。
大修王府，呼朋引伴
王府的建築要嚴格符合朝廷的規制，以對民間呈現出天家的威嚴。有位外華人記下了他從外看到靖江王府的觀感，“他的宮室有牆圍繞，牆不高、呈四方形，外面塗成紅色，每面各有一門，每道門上有一座門樓，用木料精製。
四道門的主門前，對著大街的，再大的官員老爺也不能騎馬或乘轎透過。這位貴人住的宮室建在這個方陣的中央，肯定值得一觀，儘管我們沒進去看。聽說門樓和屋頂上了綠釉，方陣內遍植野樹，如橡樹、慄樹、絲柏、梨樹、杉樹及其他樹木，形成了清綠和新鮮的樹林。花園中，有鹿、羚羊、公牛、母牛，以及別的獸類，供這位貴人遊樂。但他從不外出”。
這裡記載了王府外在的場景，想象了內部的建設情況。但是，王府內部具體是什麼樣子呢？
隆慶年間的陝西巡撫張瀚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材料。他筆下的秦王府：“涇渭之間，為陝西會城，即古長安。城中秦府，扁曰天下第一藩封。”每次拜見秦王，先在殿中公宴，宴畢之後，必有私宴，觀賞池魚飛鳥。書堂後引渠水為二池，一栽白蓮，池中多金鯽，魚皆躍出，投餌食之，爭食有聲。池後迭土壘石為山，約亭臺十餘座。中設几席，陳圖史及珍奇玩好，爛然奪目。
石砌遍插奇花異木。方春，海棠舒紅，梨花吐白，嫩蕊芳菲。後園植牡丹數畝，紅紫粉白，國色相間，天香襲人。園中孔雀數十，飛走呼鳴，投餵之，從牡丹中飛起競逐，尤為佳麗。”
張瀚的文字通俗易懂，讓我們看到了秦王府內的盛況。按照明王朝的規定，地方上的主官要定期例行去拜見藩王。正是因為制度性的規定，張瀚得以進去王府參加公宴、私宴，再跟著一起遊玩，看飛禽走獸，奇花異石。可見，天下第一藩的財力。
所有的藩王，在王府上肯定是大興土木。江西的益王喜歡“廣築臺苑”，西安的永壽王的園林，有“涵碧池”“湧金橋”。臨潼王和保安王的園林以假山和水池聞名。雖然西安可能缺水，但具有優先分配權的藩王是體會不到的。
藩王的園林是聚會的場所，對於高階官員與藩王的交往，限制是比較嚴格的。對於一般士子，和藩王的交流還是多種多樣的。比如，崇禎年間的進士楊任斯，多有參加稷山王的聚會，留下了讚美其“葵園”的文字。沁水王博學好詩，喜歡和士大夫往來，多有布衣之交。樊山王為人不羈，能折節下士。
雖然說對藩王有這樣那樣的限制，但是，喝喝酒、聚聚會誰能管，誰敢管？
附庸風雅，收藏古玩
與士大夫交往，自然有一些雅好，能收集到古書、能找的好的書法作品，完成一些文化工程更是受到王爺們的喜愛。
周定王的世子朱有墩編著了《東書堂集古法帖》，章節編排參考了前代的《淳化閣法帖》，基本分為“歷代帝王書”和“歷代名臣書”。這是明代開國近半個世紀以來第一次有人嘗試彙編書法經典。在周王世子朱有墩的記述中，自己“集為十卷，勒之於石，以便自觀”，表示只是為了自己學習。這如果是謙遜的說法，那更證明周王的富庶，自己想寫書法就可以做個經典彙編來臨摹。
這套法帖影響很廣。在二百年後還有人記得，後世文人文震亨，在《長物志》中列舉了24種法帖，其中有四個是明代的，提到的第一種就是周王府所刻的《東書堂帖》。書法家傅山直接將《東書堂集古法帖》列為明代王府中出品的重要法帖的首位。可見當時及後世文人對周王府書帖的推崇程度，也顯見王室附庸風雅的精緻程度。
相對於周世子表達上只給自己看的風雅，晉王世子的文化工程就更直接了。
他明確列舉了專案參與人山西布政司參政王進、按察司副使楊光溥、按察司僉事胡漢和楊文卿。
明代早期的地方體制為三堂：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揮使司，前兩個主要是文官負責，後一個主要是軍人負責。作為親藩，和地方的文官進行文化往來自然是可以的，這些文官進入文化工程編修小組名單也無可厚非。還有兩位山西籍計程車大夫也參與了，分別是張頤和翟瑄，張頤是太原人，1460年進士及第，官至工部侍郎；翟瑄是河南人，在山西擔任過巡撫。這大體是晉藩搞文化工程的名譽圈子，和今天一樣，一線幹活的還是地方的小文人了。可見藩王搞文化工程的人力、物力、財力以及地方官員和士大夫的助力是可觀的，這種風雅是屬於底層文人難以想象的。
紙醉金迷，揮金如土
在嘉靖年間，有位葡萄牙人伯來拉，在桂林見到過靖江王，按照他的說法：“他們盡情吃喝，多半養得肥肥胖胖，隨便看到他們中的任何一個，哪怕我們以前從未見過，我們也看得出他是皇親。他們彬彬有禮，養尊處優”。（中國見聞錄）
無獨有偶。晚年的張岱回憶起早年在山東看煙火的場景，仍然意猶未盡：“兗州魯藩煙火妙天下”，放煙花的時候必定張掛燈籠，魯藩王府的燈籠，掛在殿上、牆壁上、柱子上、屏風上和座椅上，府中的人成了燈火中的景物。到了放煙花的時候，燈火中的景物又全成了煙花中的景物。看燈火是在燈火外面看燈火，看煙花是在煙花之外看煙花。光影閃耀，根本無法判斷哪裡是王宮的煙花，哪裡是煙花裡的王宮。煙花製作非常精緻，氣派，能遮蔽整個天空。張岱本身就是富家公子，能讓他記憶深刻的，自然不是一般的煙花場景。可見當時地方藩王生活的富庶、奢靡。
除了這些之外，藩王還有很多娛樂活動，在戲曲、音律方面，甚至小有成就。
更簡單的是收集儲藏各種寶貝。先來看一份清單：
直徑15.6釐米的金盂
長44.3釐米的雲形金累絲鑲寶石簪
高9.4釐米的金制帽飾
高24.2釐米的金壺
高4.9釐米的寶石帽頂
長10.2釐米的金鑲寶石絛環
長23.3釐米的金鳳簪。
這些都是梁莊王的隨葬品，出土自梁莊王墓中。梁莊王是朱高熾的第九個兒子，無嗣，一代而已。從這些金銀器皿、首飾和寶石中，我們可以想象下有多代積累的明代藩府的生活是多麼的奢華。
園林、奢靡、風雅是明王朝藩王的眾多生活的一部分。還有的藩王喜歡治學，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裡寫道“在明代，正如在漢代一樣，皇子們躋身治學的洪流之中”。明代的藩王在植物學，鍊金術、地理學、物理、印刷上都有不同的貢獻。也有的地方宗藩就是喜歡作惡為禍鄉里，只要不是罪大惡極，一般也沒人管。
在朱家王朝穩固後，藩王就是皇帝防範的物件。在不觸碰紅線的前提下，藩王可以做的空間很多，喜好讀書，可以交遊地方士子、熟讀經史；喜好建築，可以修建亭臺樓閣；喜好放蕩，可以紙醉金迷、窮奢極欲；喜好藝術，可以心無旁騖、全身心投入；喜好賺錢，可以拿到朝廷的特許權；喜好江湖，來往一些小匪，也被默許。總體上，活動的空間還是很大的，不像後世描述的那麼不堪。生活保障的充沛，個人可以在有一定限制的條件下，自由自在地發展。
當然，一般宗室，日子也就那樣了，“集體討薪”也是常見場景。我們可以再做議論。
參考資料：張岱《陶庵夢憶》張瀚《松窗夢語》南炳文《明史》張廷玉《明史》柯律格《藩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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