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總的來說，東林黨有其正義和進步的一面，也有其非正義和落後的一面。受封建歷史條件限制，任何派系，都免不了一面作惡，一面行善。

東林黨是江南士紳集團的代言人，起源於明朝後期的東林書院。

東林黨以正人君子自詡，利用社會輿論對朝廷政策進行攻擊，臧否官員，影響巨大。

早期與東林黨對立的主要是一批代表大地主集團利益的官員。後期東林黨主要事蹟是與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的鬥爭。

魏忠賢原是當地有名的市井無賴，後因賭博輸盡了家產，做了太監。熹宗時，魏忠賢與熹宗乳母客氏勾結，日益得寵，成為新的政治集團，被稱為“閹黨”。

閹黨魏忠賢一派誣衊顧憲成一派為“東林黨”，於是在當權太監魏忠賢一手炮製下，明熹宗頒發了盡毀天下書院的詔書。天啟六年（1626）四月，除道南寺外，東林書院被強行拆毀。

崇禎即位後，東林冤案得到平反昭雪。御史劉士佐請旨修復天下書院，獲詔準，各地書院相繼恢復，東林書院在崇禎六年（1633）得以修復。

明朝末年，皇帝對國家的控制力大不如前，而且在崇禎年間，東林黨一家獨大，其所堅持的“開放言路、反對宦官專政、反對礦稅”，皇帝想要做些稍微的改變都無能為力。

明萬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削籍回鄉的吏部文選侍郎顧憲成集合同道，在無錫東林書院聚徒講學。他們抱道忤時，強調明辨事非，主張濟物利人。“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皆遙相應和”。 顯然，顧憲成等人開講於東林書院，目的在於聚集天下人心士氣，影響朝政時局，冷風熱血，滌洗乾坤。一時間，東林書院名滿天下，政敵誣其意氣相投者為“東林黨人”。歷史上並非真的有過這麼一個“黨”，而是指歷史上有過一批被稱為“東林黨人”的人士。他們是當時富有責任感、較為正直的士林精英。由於反覆遭受打擊，名聲日隆，“東林黨人”成了那個時代正義和良知的代名詞。在以浩然之氣犯顏直諫，以階層的高傲痛斥閹黨，以置生死於不顧而標凜名節、維護道義等諸多方面，黨錮名士與東林黨人同理連枝。從容赴死的悲壯，永遠是可歌可泣的。而同時，在這兩大歷史事件中，士林精英，正直之士所受的人身和精神摧殘是如此的輪迴相似，他們義無反顧的救世行為都以悲劇結束，原因何在，很有必要研究探尋。

東林黨爭早期是圍繞“立儲”問題和如何解決三案（挺擊、紅丸、移宮）而展開的。基本上是在不同派別的士大夫之間進行的，雜以宮廷勢力。官僚集團內部的鬥爭雙方都遵守一定的潛規則。失敗者一般並無身家性命之憂，無非遭貶逐，一但機遇來臨，仍有東山再起的可能。當人品卑劣的內閣大學士魏廣徵受到東林黨人的參劾後，為了自保而投靠魏忠賢，自稱“宗侄”，終於引發宦官集團正式介入明末黨爭。閹黨對東林黨人的鎮壓，完全超出官場常規，變成了一場栽贓陷害、荒謬殘忍的瘋狂迫害和屠殺。東林黨人義無反顧地從容赴死。曾在東林書院講學的高攀龍得知緹騎已出發來逮捕他，坦然而笑，飲食起居一如平時。當他平靜地處理好有關事宜後，投水自盡。留有“遺表”說：“臣雖削奪，舊系大臣，大臣辱則國辱，故向此叩頭，從屈平之遺則。” 他以自殺的形式來維護自己的人格尊嚴，對濫施刑辱提出了抗議。左光斗在獄中受盡酷刑，史載其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然而拒不伏罪，其道德自信與名節珍惜構鑄了東林名士的精神支柱。

崇禎繼位僅三個月就誅殺了魏忠賢及其閹黨。東林黨人得以昭雪，而東林黨同其政敵間的黨爭則貫穿崇禎一朝之始終。重新進入權力中心的東林黨人並未能革弊鼎新，挽救明末頹勢。與黨錮名士一樣，其救世行為末能取得預期的政治效果，最終殉身於傾倒的王朝。

東林黨人號稱"清流”，影響著天下的輿論。上皇位繼承權之爭和京察之爭，都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力之爭。但是，這並不能掩沒東林黨人在這些鬥爭中力圖革新朝政、反對統治集團中最反動腐朽勢力的進步作用。

由於東林黨人威脅到其他非東林黨人的利益，許多非東林黨的官員為自保也紛紛以地域為單位，以高官為領袖，結成幫派，一時朝中宣黨、浙黨、楚黨、齊黨林立，他們聯合起來打擊東林黨人。鬥爭由原來的閣部之爭和門戶之爭逐漸演變為黨派鬥爭，規模進一步升級，性質更加嚴重，影響也更加惡劣，明代政爭急劇惡化，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代。

東林黨人代表了當時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強的利益，反對朝廷向工商業者收稅，並藉著崇禎帝清除魏忠賢勢力的時機，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貿易稅、礦稅、鹽稅、茶葉稅等稅種的稅負，使得明末的財政收入來源更加單一，朝廷的稅收來源更加依賴於普通的農民，再加上當時各種天災不斷，造成了大量農民破產，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導致了明末的農民大起義。

閹黨被東林黨和崇禎鬥倒，東林黨沒有目標，自然就會和崇禎鬥。

以前，閹黨為皇家和自己搜剿錢財，得罪了很多人，但是朝廷並沒有窮，依然可以發動大規模戰爭，來保證後勤。

東林黨治政以後，朝廷改變搜刮民脂民膏的稅負，東林黨多次要求減少商稅，大量朝廷稅收，開始流入部分與東林黨合作的商人手中。崇禎的明朝再無任何多餘財政收入，當然農稅是不會少，但是也不會多，甚至會因為天災而減少。

這就是為什麼，遼東大軍軍餉多年欠缺，以前還每隔幾年給幾次，崇禎時期，遼東軍餉幾乎沒有發過。

邊境軍隊為了生存，只能投降，或者消極抵抗。

東林黨在清軍入關時期，大量改頭換面，在清與明之間搖擺。商人更是以利益為主。

比如當時滿清入關的京城，富豪遍地。

比如滿清的揚州嘉定三屠，其主要目的就是在東林黨的老巢，屠殺那些富的流油的商人，

商人只有利益沒有國界，清官只有名聲，沒有皇權。滿清滅明京城，東林黨人沒有一個撞死在大殿上，而終明幾百年，文人大臣撞死在明朝大殿上的數不勝數。

在公元1644年，中國的歷史上發生了一件大事。明朝在統治了276年之後，終於走向了末路。而明朝的最後一任皇帝崇禎皇帝，雖然勵精圖治耗費自己無數心血，但是也沒能挽回大局。而且崇禎皇帝雖然在位時間不長，但是在他在位期間卻換了54位內閣大臣，更是除掉了宦官魏忠賢。當時的大明朝廷內部已經崛起了一個新的黨政，叫做東林黨。但是這麼多的文臣仍然沒有抵擋住李自成的腳步。最後明朝滅亡，崇禎皇帝在煤山自殺當時的東林黨為什麼不能救明朝呢？首先，東林黨的建立有非常大的地域性，在東林黨中的大多數人都來自於中國的江南地區。這個地方的農業和經濟都是非常發達的，也有很多的地主。但是在有了經濟支撐之後，他們就想去政治上來尋找依靠。也就說，雖然他們是來為朝廷效力的，但是實際上都是為自己集團爭取利益的團體。

其次是因為他們的目光都放在眼前，而沒有看到長遠的利益。所以在李自成的大軍慢慢的靠近京城的時候，他們沒有一個人去幫助崇禎皇帝想辦法，而是想著怎麼逃走。而且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崇禎皇帝除掉了宦官魏忠賢，這樣壓制東林黨的勢力就沒有了，所以說東林黨的勢力一直在逐漸的膨脹當中。這樣長久下去，天平必然會失衡。而且東林黨內部為了爭奪權利，也出現了分裂。

而且黨政這一現象一旦形成，就非常的難以去除。而到了崇禎皇帝這兒，他明明知道這些人，都是有著自己的利益目的的，但是還妄想著他們可以為自己出錢出力。比如說在對待李自成的問題上，對於是進攻還是議和，在東林黨內部就開始爭論不休，雙方最終都沒有達成一致的意見。在這裡我們也可以說東林黨誤國的說法是非常對的。可憐我們的崇禎皇帝，在這個即將滅亡的國家裡，一直在摸索著救國之道。不管是東林黨也好，還是宦官也好，他們都不是救贖明朝的存在。這也是崇禎皇帝信任的東林黨，為什麼沒有就明朝於水火的原因。

“真正”的東林黨，也就是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和師從江右王門鄒元標的兩撥人，在他們在位的天啟前期基本除了搞人事鬥爭之外沒做什麼。這也不奇怪。因為他們多是吏部和科道官，本職工作就是搞人事和內部鬥爭。出任戶、兵二部職務和當外官的比較少。而後者負責的軍事與財政事務倒是現代人最關心的晚明史事。你看網上某些人講到東林具體事蹟的時候只能用個模糊的“東林黨”混一混，就知道了。大不了舉個盟友（葉向高）的門生王化貞出來（姚宗文表示我還推薦他呢！），因為他們也說不出個子醜寅卯來，只能含混過去了。東林人物這種佈局一是因為吏部和科道這些職務掌控人事權，本來就是黨爭中的制高點；二是和這個政治集團的起源有關，他們的祖宗就是一幫被神宗放逐的吏部官和科道官；三來這個團伙本來也只是萬曆時期諸多政治派系中的一派，本來就沒那麼多人可以覆蓋朝廷。事實上東林連翰林人物都缺，閣裡沒人，只能請沈鯉、葉向高這樣的盟友撐一把，“智多星”繆昌期就是以趙南星所重、楊漣朋友和葉向高門生的多重身份奔走於東林核心和葉向高之間，結果最後還是失敗，不幸身死^_^。湖州人朱國楨閣老來投靠，某些東林居然還嘀咕“他一個浙江人來和我們混是真心的麼”。（可見代表江南地主利益說也蠻搞笑的，浙西不是狹義江南？）東林培養的那一波翰林基本都在崇禎前期被溫體仁趕回家了，所謂“烏程殺一鄭鄤則道學無色，黜一黃道周則號召無人，逐一文震孟則報復無路，錮一錢謙益則奧援無門”（張岱語）是也。東林在崇禎時期基本沒有實權，直到崇禎十四年周延儒東山再起，才又“眾正盈朝”。但那時已經和天啟初年不是一批人了。至於天啟初期的大政，無非“練兵、加賦”轉變軍事體制以應對遼東局面，這些東西該進行都在進行，主導者一般都不是真的黨徒，不過有時被動捲入黨爭而已。如果把歷史視為以政治史為主導，而政治史又只注意政治鬥爭史，就會陷在黨爭的坑裡出不來。實際那也不過是明末政治社會中的一種現象而已。網上有人經常YY魏公公如何能做事……魏公公的創意無非在工部盤踞黨羽、藉著三大殿搞窩案而已。

東林黨人因東林書院而得名。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顧憲成等修復宋代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其中。顧憲成、高攀龍等在書院講學的八人，被稱為“東林八君子”。

他們要求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反對權貴貪縱枉法。這些鍼砭時政的主張得到當時社會的廣泛同情與支援。

到明朝末期，由於當時的東林黨人出身大多都是富家子弟，對於底層人民的生活根本不瞭解，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他們覺得讀書只是為了當官，當官就是為了發財。他們講起國家大事的時候頭頭是道，但是出的對策根本不切實際。

年輕的崇禎帝繼位後，東林黨教唆崇禎帝除掉閹黨魏忠賢的勢力，再除掉幾百個其他黨派成員，隨後的十幾年裡在朝中一家獨大，壟斷朝政。

東林黨把持朝政後，馬上取消了海上貿易稅、鹽稅、礦稅等，自家做的生意一毛錢稅都不用交，還全加在農民頭上。直到崇禎死的時候，國庫一分錢都沒有，打仗靠捐款發餉。

崇禎十一年，禮部尚書兼任東閣大學士的楊嗣昌曾經把李自成打的躲進山裡，只差一步就能徹底消滅，但東林黨認為他放縱外敵對君不忠，堅持要求對清開戰，最後導致李自成、張獻忠死灰復燃。

讀書人本是國家的希望。應該為國家、為百姓效力盡忠，將自己的所學發揮出來。然而在國家危難的時候，東林黨這些人貪汙腐敗、禍國殃民，一步步把明朝拖向深淵。在面對清朝的刀劍時又毫無氣節，集體跪倒投降，沒有一絲禮義廉恥。怪不得崇禎上吊時，會說出“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

明君之所以為明，內有定力，形諸外而不可虛妄移意也。

明君的內定力，是嚐遍酸甜苦辣的知味，味此辨別判定真偽諛詐之品。

以朱由檢不定心性的戾氣，薰染“仁君”衘人術，會失準頭的。為什麼？

旁觀者清。在朱由檢未登大寶前，東林黨的盛名，己然浸入他的心裡。登基即刻殺了魏忠賢，起用東林黨人。

盛名之下，必無虛士嗎？以名責實，察其言，觀其行。利害以動之，譭譽以參之，睏乏其身以觀其施為。則少有遁形者。

好吧！說現代話。天下聞名的人就都不是虛偽君子？按他立身處世得到的大名，看看他的行為和實際有多大水份？他的說過的話實際承擔了多少？和他交往或考查他過往行跡，得到他在利益與損害之間的取捨，捨得捨得，捨不得的必為軟肋。再觀察他或直接讓他做善舉的事（大利天下百姓反而會捱罵）獲至汙名的承受力。以此自然的冷落他閒置他、觀察他的舉動。經歷（法則）了這麼的折磨，很少有能偽裝到底的吧？

崇禎呢？輕信多決，輕信則生疑，多決則戾凶氣必生。這樣用人做事不走心，天下不敗他手才怪。

諸位，有興趣的看看明史中的東林人吧，特別是崇禎朝期的。有古話說的好“上不明則昧生於下”。嘛意思？主事的人都沒鬧明白，跟隨你的小兄弟們要麼蒙了要麼昧良心幹。還有好？

東林黨人忽悠崇禎的例子還需列舉嗎？唉！諸君忍忍心吧！朱由檢嘔心瀝血、勵精圖治、以身作則的樣子，好可憐的！！！

墨水染了無星斗月牙摸著石頭過河彼岸在那兒呀？愁人！！！煤山上一株歪歪脖子樹，至今立在歷史冷熱風中，任何人都可以憑弔祭奠。

首先要說明，崇禎並沒有非常信任東林黨人，只是利用罷了，而且也是一時的利用。

崇禎剛登基時，大太監魏忠賢專權（魏也是前任皇帝培養出來對付東林黨的），崇禎為了獲得權力，利用東林黨打擊閹黨，很快便將魏忠賢崔呈秀等一干閹黨誅滅乾淨，朝堂為之一清。

然而初登皇位的崇禎，在誅滅魏忠賢勢力的同時，也促使明末龐大的文官勢力更加膨脹。崇禎勤儉勤勉，兢兢業業，付出全部的精力與明末龐大的文官集團抗爭。為了對抗東林黨，崇禎又相繼任用溫體仁和周廷儒為首輔，全力打壓東林黨。這溫週二人都是閹黨，二人相互爭鬥又一起排擠東林黨，致使錢謙益等東林領袖下野回家。

東林黨是明末一個代表大地主大商人利益團體，有些東林領袖本身就是大地主。他們利用各種手段兼併土地，壓榨農民，又參與海外走私，控制商業。他們披著儒家外衣專營自己的利益。明末土地兼併嚴重，大地主把土地掛在這些東林黨讀書人身上以逃避稅收，東林黨人又以違背祖製為名阻止崇禎向大地主收稅。明朝實行海禁，但是這些大地主禁止農民種糧食，轉種經濟作物以參與走私獲取豐厚利潤，卻又以不與民爭利的名義阻止朝廷向商人收稅。可以說明末亂象，有絕大多數是因為東林黨人。

從萬曆中葉開始，明朝開始走向衰落，內憂外患不斷，統治者日益昏庸腐敗。此時，一部分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士大夫已感到大廈將傾的末世危機感，他們懷抱憂國憂時之志，然個人之能力畢竟有限，因而他們自發聚集在一起，逐漸形成一個政治影響力巨大的團體——東林黨。

　　“東林”這個名字首次出現，是在萬曆三十二年(1604)。但事實上，東林核心人物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在此之前便已名聞遐邇。一般都把東林之始定在萬曆二十一年，但也有人認為，東林之始可追溯到萬曆初年張居正的奪情之爭。

　　萬曆二十二年，因爭國本觸犯神宗，及參與會推閣臣王家屏，顧憲成、高攀龍先後被貶斥回鄉。他們潛心學術，崇尚實學，並開始致力於講學。至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與其弟顧允成以及高攀龍、安希範等合力修復東林書院。此後，在聚眾講學中，他們大力倡導“經世致用”之學;反對“空言之弊”，提倡“講”“習”結合的新學風。他們把讀書、講學和關心國事緊密地聯結在一起，這種新學風吸引了一大批有志之士及在朝廷任職的政治官員(趙南星、李三才、楊漣、左光斗等)。由此，東林名聲大振，而東林書院實際上又成了一個社會輿論中心。作為一個學術團體、學術派別的東林學派，又逐漸擴大而形成一個政治派別，被政敵斥之為“東林黨”。

　　東林黨成員，一般均出身於江南中小地主家庭，其骨幹分子大多為罷官廢吏，秀才處士。他們之中有的人後又再度為朝廷啟用，但大都宦途坎坷，任期短暫。

　　由於東林黨人多系江南地區的士大夫，他們必然要反映江南各階層的政治經濟利益。萬曆末年，江南商品經濟已較為發達，江南地區地主與商品經濟聯絡極為緊密。東林黨人多系中小地主，商人亦為數不少，顧憲成，高攀龍即為商人家庭出身。東林黨的政治主張——反對礦監稅使，提倡“官民兩利”等，一是因為他們“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極高的道德責任感，二來也是他們的階級屬性使然。

　　東林黨最基本的宗旨是道德濟世，主要是通過書院講學，培植儒士群體意識，以此諷議朝政，針貶時弊，參與國事，一方面企求重提學術思想上的道德傳統，重樹道德倫理上的嚴格標準和絕對權威，另一方面針對現實問題，試圖對社會作某些改造。

　　東林黨人認為，當時最大的現實問題就是道德論理問題，而且東林人士認為要拯救危局、解決危機，最根本的手段, 就是復興道德，並以宗教般的熱情去以道德濟世。正因這一共同的價值認同和相似的的學術淵源，東林黨人自發地聚集在一起，形成這一強大的團體。

　　東林黨的活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書院建立之前，顧憲成等一批後來成為東林骨幹的年輕官員，在建儲、稅監、會推閣臣、京察等問題的論爭中，嶄露頭角，取得一定的個人資本和社會名聲，此為第一階段;萬曆三十二年，東林書院建立，顧、高等人以書院為大本營，研習道德學問之餘，往往“裁量人物，出位論政”，最典型的就是推舉李三才入閣之事，天啟初年，東林黨人復職並主持了許多重要職位，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同時力圖清算前案，這是第二階段;“東林”與“非東林”兩大派系的對立與黨爭愈演愈烈，由於得到熹宗的支援和信任，魏忠賢的閹黨在這場鬥爭中取得勝利，大批東林人士慘遭迫害，這是第三階段。

東林黨參與的重要政治事件主要包括：

　　一、建儲之爭。建儲之爭歷時十幾年，幾乎可以說是萬曆時期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在這場政治鬥爭中，東林黨的骨幹們脫穎而出，贏得過人的聲譽和大批的支持者。在這群日後成為東林骨幹的年輕官員們看來，萬曆皇帝對他長子的偏見(這種偏見導致他偏袒他的第三子繼位)是不合乎道德，不合乎禮儀的。事實上，早在張居正奪情風波中，這些官員們就已顯示出強烈的道德責任感，他們反對、抨擊一切違背儒家正統的行為。在建儲事件上，他們的反應更加激烈，當萬曆皇帝對他們的行為予以懲罰時，他們相互援助，通過輿論手段不斷進行反擊。由於東林黨人把個人道德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因而皇帝的懲罰對他們並沒有起到懲戒作用，在他們看來這反而是對他們道德的褒獎。東林黨人最終成功阻撓了萬曆皇帝改變繼位順序的企圖，但也正因如此，萬曆日漸消極，對朝政幾乎放任不理，明末頹勢也就愈發明顯。

　　二、考察和任用官吏之爭。明朝對官吏進行定期考核，有京察和外察兩種。考核決定著這級官員仕途升降，因而也是各個黨競爭的主要場所。在歷任首輔之爭及李三才任用問題上，東林黨人與齊黨、楚黨、浙黨針鋒相對。在每六年一次的京察，雙方互相排擠：萬曆三十三年東林黨人都御史溫純和吏部侍郎楊時喬主持京察﹐貶謫浙黨官員錢夢皋﹑鍾兆鬥等﹐沈一貫從中阻撓。三十九年北京京察驅逐齊楚浙黨官員，而南京京察主持在齊楚浙黨人手中﹐又大肆貶謫東林黨人。四十五年浙黨主京察，也大肆斥逐東林黨人。天啟三年東林黨人主京察﹐又盡逐齊楚浙黨。魏忠賢得勢後，齊楚浙盡聚其下，形成強大的閹黨勢力。而後，雙方爭鬥不休，直至崇禎末年東林與閹黨餘眾仍是勢如水火。

　　三、抑制礦監稅使之爭。從萬曆二十四年起，萬曆派出許多宦官充當礦監、稅監，在全國各大城市以徵商開礦為名，大肆掠取民間金銀。他們往往以開礦為名，強佔土地，毀民房，或巧立商稅名目，橫徵暴斂。有史學家考證後推斷，礦監稅使掠奪財富的總額超過了政府賦稅收入總額。【7】礦監稅使對社會經濟的破壞是空前的，各地城市居民不堪重負，反抗，民變此起彼伏。東林黨人本著士的“良知”，掀起輿論攻勢，想逼迫萬曆裁撤礦監稅使，其中東林黨推戴的李三才就曾三度上書，言辭激烈，贏得眾多東林黨人支援。但萬曆始終採取消極應對的措施，東林黨的強大政治攻勢，終究未使他屈服，這場曠日持久的衝突在萬曆去世後也就不了了之了。

　　天啟初年是東林黨的鼎盛時期，大量東林黨人復職，擔任朝廷重要職位，齊楚浙黨被逼到了困境。由於東林黨奉行嚴格的二元對立道德標準，許多原本中立的正直官員也被逼到了反東林陣營。與此同時，宦官魏忠賢由於深得熹宗信任，成為了權傾朝野的關鍵人物，反東林勢力漸漸聚集到他麾下。東林黨與閹黨的衝突愈演愈烈，東林黨人多次指責閹黨“奸臣亂政”。天啟五年，魏忠賢借“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為由，唆使其黨羽造編《東林黨點將錄》上報朝廷。明熹宗下詔，燒燬全國書院。次年，東林書院被拆毀。東林黨人也遭到毀滅性的打擊，閹黨四處搜捕收押東林黨人，先後有“六君子”和“七君子”之獄。楊漣、左光斗等東林骨幹都受到慘無人道的迫害並被殺害。東林之盛終成曇花一現之勢，朝政完全落入閹黨之手。

　　天啟七年(1627年)，崇禎即位，魏忠賢被流放南直隸鳳陽府，東林黨人餘人才免遭魏忠賢的打擊。崇禎二年，崇禎皇帝下令為東林黨人恢復名譽，並下詔修復東林書院。東林黨與閹黨餘勢之間的鬥爭一直持續不斷，一直延續到南明覆滅。

　　對於東林黨人的評價，有兩種觀點：一派認為東林黨和齊楚浙及閹黨一樣，“都是從派性出發爭奪權勢而已”;另一派則認為東林黨“不務空談, 主張躬行實踐, 不是為講學而講學, 而是要過問政治, 以達到經世致用”。

　　東林黨人初心雖好，最終卻還是捲入他們極力反對的黨爭中，並最終因此慘敗在閹黨手下。

　　東林黨倡導經世致用，道德濟世，但他們經世的具體內容, 主要體現在“清議論政”和“生民關懷”兩個方面。從這兩方面活動的內容、過程及其後果，也不難看出東林道德經世的可操作性是何等缺乏。更重要的是，東林黨人對於他們不切實際的幻想藍圖也並未真正推行，相反，他們當政期間忙於黨政，扶植同黨，對宿敵齊楚浙党進行殘酷打擊，欲將其一網打盡。雖然這是時勢所迫，是權力鬥爭的必要手段，但東林黨的腐化卻也是明視訊記憶體在的。由此看來，他們的失敗是必然的，縱使他們在黨爭中擊敗閹黨，也只不過迎來新一輪的黨間、黨內派系爭鬥罷了。無論如何，他們平息黨爭，拯救時弊的目標是無法達成的。

我們對於歷史人物的認識有著“片面化”的意`識，所謂“片面化”，就是被一些資訊固定的人物形象。比如對於魏忠賢貪婪狡詐、禍國殃民的“醜惡”形象，而對東林黨則完全與之相反的諫諍清廉、錚錚鐵骨的“高大”形象。可是歷史中的他們真是如此嗎？如果真的是這樣，那崇禎死前為何有“諸臣誤我”之悲嘆呢？

所以有必要重新認識一下魏忠賢與東林黨。明朝崇禎帝壓制了宦官，依靠東林黨，反而丟了江山

一、魏忠賢與東林黨

魏忠賢出生底層，雖在成為“九千歲”後貪贓枉法、排除異己，但是其掌權時曾幫助天啟帝制定合理的賦稅制度，不向老百姓徵稅，而向富商徵收商稅用來賑災和遼東軍餉。與此相反的就是出身江南東林黨人。

東林黨是朋黨的黨。而非現代意義上的政黨，東林源於萬曆二十二年，顧憲成被削職回無錫老家講學，得地方官員支援重建東林書院，與高攀龍、李三才等在朝在野人士，形成一種政治勢力。自萬曆，經天啟至崇禎年間，東林黨可以說是起起落落，其中主要人物與東林黨的“精神”也逐漸從黨爭中發生了質的變化。

二、失去制衡：東林一黨獨大

天啟七年，年僅十七歲的崇禎即位後便將魏忠賢流放，重新任用被閹黨打擊的東林黨。東林黨雖然在崇禎的扶植下完成了從內閣到外廷的全面控制。但此時的東林黨人不是前朝以身作則、殺身成仁的楊漣那樣的東林黨人。而是除了少數幾人為崇禎服務外，大多數人則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在面對國事決策時，他們要麼皆無可言，要麼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固守陳法”，明文學家馮夢龍曾在《燕都日記》中道：“化淳昔事忠賢；奏言：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上惻然，傳諭收葬忠賢骸首。”而魏忠賢后，政局平衡終被打破，東林一黨獨大。

三、亡於腐儒：內外交困下的步步失策

1638年，崇禎授意首輔楊嗣昌提議明金議和。但此言一出，楊嗣昌便成為眾矢之的，眾儒用“道德”的輿論壓倒了向蠻夷議和的舉措。1642年，松錦大戰慘敗，形勢萬分危急，崇禎授意首輔陳新甲私下與清朝皇太極議和。但陳新甲家童不慎洩密，眾儒的輿論再次誤導了崇禎的決策，於是陳新甲被斬殺。此時的大明，內有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起義，外有遼東軍急。崇禎在腐儒的輿論聲中步步出錯，能臣武將盡數被殺，而只會之乎者也，大談仁義道德的腐儒卻無計可呈上，無策可治下。到了最後，只逼得一個本想勵精圖治，做個千古一帝的崇禎於歪脖子樹上自縊。那些被崇禎信任的東林黨人有的則開啟城門，做了貳臣！

李自成曾評價崇禎：“君非甚黯，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即使這位末世皇帝在執政的僅僅十七年年內下了六次罪己詔，也無法彌補黨爭所造成的政局失衡與亡國的命運。

崇禎帝，即朱由檢，明朝末帝。崇禎帝朱由檢，天啟二年(1622年)被封為信王。六年(1626年)搬出皇官、到信王府。七年(年)，天啟帝死，崇禎帝立。崇禎帝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會做皇帝，他做夢也沒想法大明朝斷送在他自己的手裡，他更沒想到的是，自己作為九五之尊，最後會落得一個自縊的下場。

崇禎帝

說到東林黨，不得不提魏忠賢。崇禎繼位以後，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搬捯前朝權勢通天的大太監魏忠賢。魏忠賢一直與東林黨不對頭，魏忠賢權勢通天的時候，東林黨慘遭迫害，死的死，流放的流放。在魏忠賢的眼中，東林黨就是邪黨。那麼，為何崇禎帝會非常信任東林黨呢？

崇禎元年，為東林黨人平反的聲浪在朝中此起彼伏。其中有一位叫倪元璐的翰林編修上書崇禎帝上，提出為東林黨人平反的理由：

“今世界已清，而方隅未化；邪氛已息，而正氣未伸。”

倪元璐說，以前魏忠賢將東林稱為邪黨。如果稱東林為邪黨，那麼魏忠賢的閹黨又算什麼?現在既然定性閹黨是邪黨，那麼抗擊閹黨的東林黨豈能算作是邪黨？

倪元璐

他還說，東林是天下精英，是知識分子的良心，他們的錯在於有潔癖，過於刻薄，但絕不是邪惡之徒。作為讀書人，處世寧可像東林人那樣清高，也不能像閹黨那樣少廉寡恥。 如果不給東林人平反，則不能扭轉沒有道德成本的社會風氣。

在倪元璐眼裡，崇禎是一個圖存救亡、壯志難酬的偉大明君。所以忠誠正直的倪元璐放心大膽地建言獻策。 這次為東林的平反上疏，讓倪元璐儼然成了朝廷清理閹黨、平反東林運動的開路人。

在他之後，就相繼有官員接連上疏，為東林黨鳴不平。倪元璐大聲疾呼：“人才不可不惜，我見不可不除，眾鬱不可不宣，群議不可不集。”

崇禎皇帝被打動了。崇禎元年即公元1628年三月，崇禎帝下令以前那些被迫害至死的東林諸臣，正式被平反昭雪。 而且宣佈重新啟用東林黨人，召回那些被剝權的元老。但是這些元老都已七八十歲的高齡，不久之後就都與世長辭了。

趙南星

東林黨不乏人才，趙南星就是其中之一，甚至有人推測，如果趙南星輔佐崇禎，大明朝不會滅亡。但是，我認為這種推測不成立，有才之人得遇到能識人之君才行。崇禎帝剛愎自用，實在算不上一個明君，他到死也不承認自己的錯誤，也不自省，他最終還是認為明朝的滅亡是“諸臣誤我”，實在不值得同情！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這是明末東林黨人顧憲成為無錫東林書院題寫的對聯。這幅對聯立意深刻，對仗工整，道出了個人學習修養與國家大事之間的緊密聯絡。絕大多數人對明末東林黨的認識就是來自於這幅對聯。那麼，東林黨到底是個什麼黨？在明末歷史上，東林黨真的這樣憂國憂民、大義凜然嗎？

東林黨是晚明時期以江南士大夫為主而形成的政治利益集團。明神宗統治後期，政治日益腐敗，社會矛盾激化。萬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在京師為官的顧憲成被革職還鄉，與高攀龍、錢一本等人在無錫的東林書院講學，諷議朝政，評論人物，得到江南士大夫的支援。他們與在朝的內閣大臣李三才、趙南星等人深相交結，反對當時朝廷的種種弊政，漸漸參與國事，實行改良主義，遭到了勳親貴戚、后妃宦官的嫉恨。明熹宗時期，宦官魏忠賢專政，閹黨與東林黨的代表人物楊漣、左光斗之間的矛盾迅速尖銳化。魏忠賢殺害了東林黨骨幹黃尊素、周順昌等人，並使人編纂《三朝要典》，借當時發生的“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為題，意圖將東林黨的正直之士一網打盡。直到天啟七年（公元1627年）崇禎皇帝即位後，逮治魏忠賢，瓦解閹黨勢力，東林黨人所受的迫害才告終止。

崇禎帝當政初期，對東林黨人是寄予厚望的。他先後提拔東林黨的周延儒、錢龍錫擔任內閣首輔，希望他們能振作朝綱、中興國運。然而，東林黨人的暴發卻引起了朝中無休無止的黨派之爭。東林黨的首輔和御史們甫一執政，就開始大肆攻訐朝中大臣。他們紛紛指責另一位閣臣溫體仁在家鄉的種種不法行為，包括娶娼妓為妾、接受賄賂、奪人家產等項；甚至對國之干城遼東督師袁崇煥也大放厥詞，說他擅殺大將毛文龍、暗通建州女真，是禍國殃民的大漢奸。朝堂上各派交相攻擊，莫衷一是，非但沒能挽國運、致中興，反而搞得四分五裂、烏煙瘴氣。崇禎帝對此頗感焦頭爛額。

最讓崇禎帝灰心失望的是，東林黨人竟然參與科場舞弊，給嚴肅公正的科舉制度帶來極大的破壞。崇禎四年（公元1631年），是崇禎帝即位後的第二個大比之年。八月，在新進士考選授職的時候，幾個言官突然提出今年的科考有黑幕: 狀元陳於泰竟然是主考官內閣首輔周延儒的姻戚，榜眼吳偉業、探花夏曰瑚都是南直隸人，全部是周延儒的同鄉！於是一石激起千層浪，一時間彈劾考官的奏章像雪片一樣飛到崇禎帝案頭。此時東北女真外患未除，朝廷內部黨爭喧囂，使崇禎帝煩不勝煩。他強壓住胸中怒火，對科場舞弊案沒有深入追究，只是從此以後，他內心再也不相信這些道貌岸然、溫文儒雅的東林黨人了。

東林黨雖然稱為“黨”，但它和現代的各種政治黨派是有天淵之別的。東林黨沒有什麼廣闊崇高的政治目標，沒有什麼切實完善的政治綱領，他們只不過是為打擊政敵、獨攬朝權而結成的一個利益集團罷了。東林黨這個利益集團在北京陷落之後，其殘餘勢力竄回江南，繼續在南明小朝廷中爭權奪利、排斥異己，最終，這個朋黨隨著朱明王朝的滅亡而煙消雲散。

政治往往是權宜的，因此，說崇禎帝“信任”東林黨，倒不如說崇禎帝“依靠”或“利用”了東林黨更合適，反之也成立。

東林黨是被朱元璋遺訓慣壞了的江南士子小團體，就其政治性格和人品操守而言，不比“入主為奴”的閹黨好到哪裡去。魏忠賢擅權時，護主顧大局，徵遼和剿匪經費充足，邊將安心，四海相對安靜。而東林黨主政時，從南方士族利益考慮，取消了徵稅，遵循“任人唯同道”原則，只使用自己人，致使將不保位，軍無糧餉，人心渙散，引發了“己巳之變”，導致了明亡清興。

魏忠賢行事時，雖利慾熏天，但多少還照顧一點皇家的利益。東林黨行政時，其理由雖冠冕堂皇，但核心和實質卻只有狹隘自私的“自己”，用自己人，自己給自己做事，否則，一概排斥，堅決打擊。一次，傀儡首輔周延儒，由於沒有完全按東林黨遞上的名單用人，差點被逼下跪，並因此被攻擊下臺，最後命都丟了。

對明朝，特別是明末時期以及東林黨的流行評價是由所謂明史大家萬斯同定調的，萬斯同是黃宗羲的學生，而黃宗羲的父親、萬斯同的親師爺是被譽為“東林七君子”之一的黃尊素。

一生反清、發誓永不做“清官”的黃宗羲，知悉乾隆帝要編撰明史時，一反常態，力推自己的學生萬斯同出任明史主編，其用意不排除有要掌握其評價話語權的考慮。

縱觀崇禎皇帝的執政生涯，多疑是他的天性，他是一個除了自己誰也不信的人，因此對於東林黨談不上信任，只是隨著國家內在交困的局面極速惡化，崇禎皇帝沒辦法將已經做大的東林黨全部清理出朝堂，只能勉為其難與之合作，直到自己自殺前還不忘發出滿朝文人皆可殺的感慨。

聯手東林剿滅閹黨

崇禎皇帝在繼承皇位之前只是一個閒散藩王，手中沒有任何可以對抗權傾朝野的魏忠賢的實力，為了能夠擺脫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對朝政的把持，崇禎必須尋找到可靠且能夠與閹黨一較高低的盟友。

放眼整個朝堂，符合上述兩個條件的只有東林黨，原來的楚黨、浙黨等都在被東林黨擊敗後被閹黨收編，閹黨對於東林黨的打擊使得雙方使得雙方結成你死我活的死敵。

因此崇禎毫不猶豫選擇東林黨作為自己奪權的助力，利用大批的東林黨人填補閹黨的空缺。

東林黨掣肘皇權

東林黨在崇禎的支援下捲土重來，很快在朝堂之中佔據絕對的統治力，崇禎帝發展，東林黨的崛起並不利於他的統治。

掌權後的東林黨只會做兩件事:一件事是對閹黨進行大規模的清算，從此將朝堂沒在全部替換成東林黨人;另外一件事就是與崇禎唱反調，具體表現為:銳意進取的崇禎想要改革，他們搬出祖制予以反對;崇禎想要啟動一些擁有真才實學的能人，東林黨都以其是閹黨予以阻止。諸如此類，清除閹黨後的崇禎沒有體驗到一言九鼎的快樂。

崇禎最後的努力

崇禎和東林黨的蜜月期尚未開始便走向結束，面對女真人在東北迅速崛起、各地自然災害頻發、農民起義軍剿之不絕、國家財政困難日益加劇的困境，崇禎可謂是焦頭爛額。

國內的現狀已經不容許他再一次搞大規模的官場清洗運動，他暫時也無法尋覓一個新的盟友或者更好的替代者。

因此崇禎選擇的做法就是更換朝廷的宰執班底，藉此敲打忘乎所以的東林黨。另一方面，崇禎皇帝開始重新發揮太監繫統的作用，從而在朝中逐漸培植自己的勢力，為下一步的行動提供動力。

結語

崇禎對於東林黨人不存在信任，隨著崇禎執政經驗的豐富，他發現東林黨人並不是皇權的忠實追隨者，他們代表的江浙地區大地主階級的利益，因此崇禎自始至終並不信任東林黨，只是為了朝局的平穩過度而做出的無奈選擇。

崇禎信任東林黨，怕是個笑話吧？崇禎誰都不信任，只信任自己。

看看崇禎年間東林黨有幾個在朝為官就知道了。

要說崇禎朝的東林黨，最出名的可能是李邦華，在崇禎十七年他任左都御史，曾建議崇禎送太子去南京監國，並把另外兩個兒子定王朱慈炯和永王朱慈炤封到太平府和寧國府。

邦華密疏：請帝固守京師，倣永樂朝故事，太子監國南都。居數日，未得命；又請定、永二王分封太平、寧國二府，拱護兩京。帝得疏意動，繞殿行，且讀且嘆，將行其言。

崇禎一度頗為心動，不過到了朝堂之上被群臣一噴，此事就不了了之。

在天啟年間閹黨曾仿照水滸傳筆法編寫一部《東林點將錄》，李邦華在其中是四十六員馬步三軍頭領之一，列在地勇星病尉遲之位。

在崇禎即位之初，被閹黨貶斥的東林黨人被起復的頗多，如文震孟、錢謙益、劉懋、韓爌、孫承宗等，但到崇禎三年溫體仁任首輔後，這些人就逐一遭受打擊。

要麼被罷官，如：錢謙益、劉宗周、鄒維璉、魏光緒、文震孟等。

要麼致仕，如：孫承宗、陳所學、黃公輔、張光前、鄭三俊等。

更慘的是流放，如：練國事、孫居相、解學龍等。

最慘的是直接被殺，如：比如起復為兵部右侍郎總理薊遼軍務的劉策，在皇太極入關後被論罪斬首；官至兵部尚書的王洽，也是在清軍突入長城後被論罪下獄，第二年就在獄中病死；位列地異星白麵郎君的鄭鄤則被凌遲處死。

最輕的結局是被排擠到南京坐冷板凳。比如張慎言、胡良機、熊明遇等人。

就連孫承宗這樣德高望重，勞苦功高的名臣，也在排擠之下不得不告老還鄉，像李邦華這樣堅持到崇禎十七年的，實在是殊為不易。

崇禎三年之後，東林黨在朝堂之上的的聲音越來越微弱，直到幾乎完全偃旗息鼓，成了一幫底下看戲的，他們又如何忽悠崇禎？

恰恰相反，東林黨人李邦華頗有才幹，直言進諫、整頓兵政，頗有成績，李自成入京後，李邦華寫下絕命詩：“堂堂丈夫兮聖賢為徒,忠孝大節兮誓死靡渝,臨危授命兮吾無愧吾。”投繯而絕，氣節也是無虧。

再說兩句影響最大的錢謙益，其實在弘光即位後，錢謙益已改換了陣營不再屬於東林黨，他依附的是馬士英、阮大鋮，才得以出仕，弘光一朝，馬阮二人可是東林黨眼裡的死對頭。

東林黨影響最大的時候也就是在天啟初年到三年那幾年時間裡，當然明之亡東林黨也有一定責任，但要把鍋全部甩給東林黨，便是矯枉過正了。

崇禎不是非常信任東林黨，而是因為自萬曆以來，東林黨在和閹黨、齊楚浙三黨聯盟中獲得了最終勝利，在朝廷上一黨獨大，也就是所謂的“眾正盈朝”。而且崇禎的父親朱常洛、哥哥朱由校。包括自己的繼位，其中都有東林黨盡心盡力活動的影子，對朱由檢一家有偌大的功勞。

東林黨人雖然做事不行，可做人卻是沒得說的，可以說是掌握了道德的制高點，這在剛愎自用，容不下一絲差錯和汙點的崇禎皇帝來說，更是一種十分難得的品質，所以於公於私，崇禎都很依賴東林黨，或者說是不得不依賴東林黨。

東林黨人做事，是馬屎表面光、裡面一包糠，他們無時無刻不以儒家經典來做人，一切以道德文章至上，以王道行之。可是治理國家如同烹飪，油鹽醬醋啥的都得下，不能光靠道德文章來治理，還得以鐵腕手段來辦事，也就是漢宣帝所說的“王霸之道”，以王道服人、以霸道御人才是最重要的，可是東林黨人過度解讀道德，如此一來勢必影響其他方面的調料，他們把崇禎、把大明坑死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東林黨在萬曆年間開始崛起，到天啟年間掌握了大權，但治國能力甚至連受人唾罵的閹黨還不如

東林黨的興起，是在萬曆三十二年，由罷官回家的原吏部文選司郎中顧憲成，在當地知府、富豪的資助下，重開東林書院開始開壇講學而來。

當時的大明內憂外患，內部是萬曆皇帝和群臣之間關於“國本事件”而鬧翻，萬曆皇帝甚至以罷朝來抗議群臣，之後又是圍繞著太子朱常洛而爆發的“三大案”，還有後宮干政等，整個大明機構處於一種停滯不前的狀態，而外部就更熱鬧了：西南土司造反、東南荷蘭入侵臺灣、東北後金勢力抬頭，大明處於三面包圍之中。

正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在這樣的局勢下，就有一大批憂國憂民計程車大夫們想要解決這諸多問題，而顧憲成又因為國本事件中對萬曆皇帝據理力爭而被罷官回家，如此一個剛直正義的人，很自然就成為那些報國無門計程車大夫們的旗杆，於是“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呼應”，在明朝士大夫集團中有很大的市場。

明朝士大夫是一個比較奇葩的群體，在張居正十年改革中，雖然文學思想受到了壓制，但由於經濟發展，資本主義思想開始興起，或許也是被壓制久了，士大夫們的思想也更加開放，舉世震驚的《金瓶梅》就是在萬曆年間寫成的；張居正去世後其政策都遭到了清算，萬曆皇帝親政之後開始開放思想，當時的社會主流就是抨擊時政、針砭時弊，士大夫們以犯上為榮、以打屁股為傲，沒被皇帝打過屁股的都不好意思在夥伴面前站著，萬曆皇帝以帝王之尊，最後卻被群臣針對得被迫隱居，這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顧憲成本人雖然只在無錫講學，但其勢力已經影響到了朝廷，其最得力的“助手”，分別為淮南巡撫李三才和內閣輔臣葉向高，此二人後被《東林點將錄》編為水滸裡的托塔天王和及時雨，後面東林黨人逐漸進入朝堂，執掌權柄，多是出於此二人的幫助，尤其是葉向高。

萬曆四十三年，此時東林黨魁顧憲成已經去世四年之久，東林黨的影響力卻是與日俱增，隨著這一年爆發的“三大案”之一的梃擊案，東林黨擊敗了以鄭貴妃為首的外戚，穩定了太子朱常洛的位置，成為了太子黨，由此聲名遠揚，之後還因為擁立了朱常洛、朱由校兩代帝王，葉向高被任命為內閣首輔，而東林黨人也佔據了六部、大理寺等顯要職位，正式執掌文官集團。

東林黨以孔孟為本，做事也多是以孔孟之道為標準，本來在天啟朝還有閹黨和齊楚浙三黨相抗衡，可是到了崇禎朝，閹黨、齊楚浙三黨相繼覆滅，整個大明王朝成為了東林黨的一言堂。

這些人都是死抱著書面文章，鑽著課本的案例來辦事，卻沒有從實際上了解帝國的內外環境，總認為按照孔孟之道來辦事，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可是僅靠道德說教是成不了事的，後金的騎兵、農民的鋤頭、經濟的貧困、土地的縮減、士兵戰力的低下，這些都需要腳踏實地地幹，不可能憑著一張嘴就解決了。

如此一來就陷入了晉朝時期的空談誤國錯誤，甚至比晉朝還嚴重，畢竟晉朝士大夫們在朝廷的影響力還不算強大，所謂空談、玄學也多是在民間發展，可是東林黨是掌握了政治導向的，他們的一言一行都是整個國家前進的指示牌，在高談闊論之下卻無一人願意去辦實事，光說不練。

因為辦實事意味著改革、改革意味著得罪人、得罪人意味著有汙點，有汙點意味著背離了孔孟“仁義”之道，所以東林黨人只說不去做，辦事的人也只挑好的、符合東林規範的做，整個崇禎朝十七年，從天啟朝留下來的憂患一件都沒解決，反而矛盾是愈演愈烈，最後把復生有望的大明給活活玩死了。

除了不做事外，東林黨還結黨營私、排除異己，被他們坑的幾個武將，基本都是大明後期能力挽狂瀾的擎天巨柱

其實東林黨人裡也不是沒有能人，比如孫承宗就是一個，他在萬曆三十二年參加科舉，在“梃擊案”因為力保太子朱常洛而成為了東林首腦人物魁之一，《東林點將錄》中以地短星鄒淵比擬。可是其他不同於高居朝堂的東林黨人，孫承宗是少有的肯腳踏實地做事的人才，他在防備後金時得心應手，打造了後金騎兵無法突破的關寧防線，就是因為他曾在邊境做過事，在和後金對峙中慢慢摸索出了一套適合大明王朝的防禦體系，並將其交給自己的學生、薊遼總督袁崇煥。

而對於其他無所作為的東林黨人，孫承宗也絲毫不給情面，像兵部尚書王在晉，天啟二年當任兵部尚書，經略遼東、薊州、天津、登萊等重鎮，在他的主持下，主張放棄外圍防禦，明軍全部退守山海關，命令一下就遭到了袁崇煥的拒絕，在首輔葉向高無法抉折之下，孫承宗以內閣輔臣身份親自趕往山海關巡視，回來後直接否決了王在晉的想法，讓天啟帝朱由校罷免了王在晉的遼東經略職位，提拔袁崇煥鎮守寧遠，修築關寧防線，訓練關寧鐵騎。

孫承宗和王在晉，就代表了當時大明朝兩種完全不同的執政方針，而寧錦會戰的勝利，也標識著孫承宗的做事方法才是正確的，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靠著幾本兵書是不可能禦敵成功的。可惜的是，東林黨裡的“孫承宗”太少了，倒是猶豫不決的“葉向高”和死抱課本的“王在晉”太多了，在孫承宗之外，因為東林黨而被冤枉坑害的能人，同樣不在少數。

薩滸爾之戰被譽為努爾哈赤的問鼎之戰，此戰後後金的兵鋒開始南指大明，為了解決遼東的混亂局面，萬曆皇帝破格大膽起用御史熊廷弼為遼東巡撫，鎮守遼東。在熊廷弼的主持下，從未吃過敗仗的努爾哈赤被敗於浦河，損失了七百多八旗精銳，這是努爾哈赤第一次遭受慘敗，對八旗子弟計程車氣造成了極大的打擊。清朝曾國藩曾感慨道：“如果熊廷弼在的話，我大清安能入關”；可是由於熊廷弼不附東林黨，也不附閹黨，處於中立派系，性情與眾人格格不入的熊廷弼就成了眾矢之的，在東林黨魁楊漣多次彈劾之下，熊廷弼闇然離職。而熊廷弼一走，接任的薊遼總督袁應泰不懂兵事，只不過是因為其為東林黨人，結果被努爾哈赤打得丟盔卸甲，大明把後金扼殺在搖籃裡的最好機會，就這樣在黨爭之中失去了；此外，孫承宗、袁崇煥、盧象升、孫傳庭這些有能力挽救大明的能臣，無一例外地都受到了東林黨的彈劾，偏偏崇禎皇帝又是一個偏信偏聽的主兒，結果就是武將殺了一個又一個，而取代他們的多是東林黨人，不懂作戰而身居前線，結果就是地盤越丟越多。

《明史》記載道“明季士大夫問錢穀不知，問甲兵不知”，這並不是完全的抹黑東林黨，而是確實如此。

除了坑人之外，東林黨連皇帝也坑，為了保住自己的錢袋子，東林黨誓死不讓崇禎加派賦稅

崇禎朝的大明局勢雖然險峻，但也不是無力挽救，畢竟後金和農民起義，靠著大明軍隊還是可以鎮壓得住的，但唯一的要求就是：錢。

萬曆年間，當時大明賴以生存的土地問題十分嚴重，由於朱元璋規定宗室不用交稅，於是很多有土地的百姓紛紛將名下的土地寄託在皇親貴族手裡，以此來逃稅。朱元璋時期可以用來收稅的土地有八百萬頃，可到了明中後期足足縮水了一半，只有四百萬頃了，當然土地是不會憑空消失的，這些不如戶部記錄的土地，基本上都是朱家子弟的產業，連皇帝自己都有“皇莊”來填飽自己的口袋。

到了崇禎朝，由於戰事頻繁，錢更是重中之重，沒錢就寸步難行，本來除了土地稅外，崇禎前幾任皇帝都有其他手段增加賦稅，比如正德帝就從關稅入手、天啟帝就從商業稅入手，而著名的張居正改革，就是從清丈土地、開放關稅、商業稅為主，僅十年的積累就已經足以支撐耗資巨大的萬曆三大徵。所以到了崇禎朝，同樣也可以從以上的幾種稅收入手，增加國庫收入以應付軍費支出。

可是東林黨人卻十分拒絕增加商業稅，其主要原因就是他們基本上都有商人的背景，“為中小地主兼營工商的”，在萬曆皇帝大力征收礦稅時就遭到了東林黨人的集體反對，而反對收商業稅也是東林黨人的政治主張。所以每到崇禎皇帝有意加強商業稅的時候，東林黨人就集體上書反對，而在集體壓力之下，崇禎皇帝也沒有萬曆皇帝那樣硬氣，最後不得不聽從東林黨的“建議”，不了了之了。

失去了商業稅的擴源，崇禎只能繼續將稅收加重在農民身上，加收農業稅和裁減機構，靠節流來省錢，徵稅過重加之災難頻發，就這樣激起了全國範圍內的農民起義，而最後毀滅大明的闖王李自成，他之所以會加入義軍，就是因為在崇禎元年裁減了各地驛站後，李自成失業又背了一身債，走投無路之下才投了高迎祥的起義軍。所以從結果來看，崇禎裁驛站是滅亡大明的導火索，而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東林黨死抱著自己的錢袋，不願為國家分憂所導致的。

而相比於國家的貧窮，東林黨人倒是賺得盆滿缽滿，托塔天王李三才家中存銀高達五百萬兩，蘇杭一帶更是富得流油，南明時期，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稱帝，設立江北四鎮抵禦清軍南下，兵力共計三十萬，所需糧餉高達每年兩百萬兩，而江南地區有錢，一次性就給了一年半的軍餉共三百六十萬兩，這比起不到一年之前，崇禎皇帝在面對李自成兵臨城下時，連區區六十萬兩都湊不齊的窘況，江南可真是有錢啊！

總結：在崇禎皇帝當政的時候，東林黨已經一支獨秀，掌握了整個朝廷的聲喉，崇禎皇帝既沒有先祖朱元璋的殺伐決斷，也沒有爺爺萬曆皇帝敢於挑戰文官力量的魄力，就連哥哥天啟皇帝重用太監製衡東林黨的手段都沒有，所以崇禎皇帝是不得不信任東林黨，相信如果還有選擇的話，崇禎皇帝寧可相信魏忠賢也不會再相信東林黨了

而事實上，崇禎皇帝在中後期時，已經意識到東林黨的無所作為，於是又開始大力起用自己一手摧毀的閹黨，可是東林黨的力量太過強大了，閹黨裡又沒有魏忠賢這樣的人物，而崇禎皇帝也不是天啟皇帝那樣不管事的逍遙天子，而是事必躬親的工作狂，和朱元璋時期一樣，宦官在崇禎朝已經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再也無法成為一支能夠制衡東林黨的勢力。

崇禎皇帝還是被東林黨坑死了，他好聲好氣地要錢不行，結果在李自成的藤鞭之下，朝廷百官交出了近四千萬兩的贖金，這筆錢要是他們肯拿出來給崇禎的話，大明也不至於滅亡了，所謂的“眾正盈朝”，到最後卻最先投降了李自成，做了闖軍的引路人，而崇禎皇帝死時，身邊只有一個太監王承恩陪著他殉國，這實在是一種諷刺。

崇禎為何信任東林黨？要從東林黨的建立、發展和指導思想說起！

一、東林黨本是君子朋黨，正直有禮

東林黨的創始人，其實是個名不見經傳的落魄官員——顧憲成。他當年被貶官後在東林書院開壇講學，廣邀天下有識之士來交流學術思想。最初的東林黨是追求完美的，他們認為入朝為官，應當遵奉孔孟之道，從修身、齊家開始嚴格約束自己，再到朝廷治國安邦。他們認為官員們的一言一行都要合乎禮法，遵奉儒道的忠孝禮儀。那些中飽私囊的貪官汙吏，結黨營私的利己小人本是東林黨最看不上的人！

東林黨充滿正義的指導思想，既是他們吸引天下人來投奔的原因，也是他們被崇禎皇帝信任的原因。但是，崇禎信任東林黨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崇禎極度憎恨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俗話說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崇禎也是本著這個原則，才會重用東林黨。所以，所謂的崇禎信任東林黨，也只是相對而言的！

二、崇禎皇帝沒看透的“權力遊戲”

但是生性多疑的崇禎，沒有看透一點：在“權力的遊戲”中，任何一個政治團體，一旦擁有了絕對優勢，自然就會極速擴張。就像當年的魏忠賢，幾年裡突然多出幾百個乾兒子，幾千個幹孫子！

這些沒有監督和牽制的擴張，肯定會吸引很多趨炎附勢的烏合之眾，這些烏合之眾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就會不擇手段、欺上瞞下、結黨營私！

這就是東林黨騙崇禎的原因，也是為何過去的明朝皇帝都要有文臣集團和閹黨集團，讓他們兩虎相爭，互相牽制，彼此制衡。任何一方都不能一家獨大，否則就會威脅朝廷和皇權！

三、東林黨亡國的意外和必然

其實顧憲成當年下野，在東林書院開壇講學的時候，根本沒想到偏遠的東林書院，會造就一個把大明王朝推向滅亡的政治團體！也沒有想到傳播儒家思想、追求完美人格的東林學子，會變成結黨營私、玩弄權術的朝堂奸臣！所以東林黨的形成完全是一個意外！

但是創始人顧憲成作為曾經的京官，講學內容又都是治國理政的要事。從一副對聯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中就能看出東林書院的目的性很強。所以，其實在一開始，東林書院就有發展成政治團體的必然性！

這也只能說是崇禎的剛愎自用，加上東林黨的結黨營私，以及明朝的內憂外患，最終導致了東林黨覆滅廟堂，崇禎皇帝“自掛東南枝”的悲劇！

崇禎對於東林黨人的信任更多的是由於形勢所迫。

在崇禎繼位之前，大明王朝已經是內憂外患、風雨飄搖。而魏忠賢把持朝政迫害忠良的狂妄行徑讓年輕的崇禎認為魏忠賢就是禍國殃民的罪魁禍首，為了除掉魏忠賢崇禎必須拉攏一批值得信任的大臣。而此時以忠誠，正直，敢於直言抨擊閹黨的東林黨人成了崇禎心目中的理想人選。而東林黨人也確實為崇禎繼位立下了汗馬功勞，因此在崇禎除掉魏忠賢之後，東林當人成了朝廷的中流砥柱。

但是崇禎對於東林黨人並非十分的滿意，歸根結底還是東林黨人自身的侷限性決定的。崇禎是明朝為數不多勵精圖治的皇帝，他的理想是復興大明王朝，因此他不僅需要忠臣更需要能臣。東林黨人雖然個個學富五車、品德高尚，但是終究沒能出一個類似於張居正那般的治世能臣。崇禎很快發現，魏忠賢被除掉之後，他所期望的大好遠景並沒有出現，呈現在他面前的是一個接一個棘手的難題。而東林黨人並沒有為崇禎解決問題，反而更加積極的參與他們擅長的黨爭，極力的排擠與他們政見不合的大臣，這也使得崇禎朝堂之上更加混亂。

客觀上來說東林黨人將自身的利益放在了國家和皇帝之前，如果說逼死魏忠賢是為國鋤奸，那麼迫害當時大明遼東主將袁崇煥則完全是為了排擠異端。袁崇煥是當時唯一一個有能力抵擋後金侵擾的大將，而東林黨人不顧當時國家危機，對一個關係到國家命運的將軍全力迫害。他們慫恿崇禎在危機時刻將袁崇煥凌遲處死，客觀上為滿清入關除掉了最大的一個障礙。東林黨人代表的是江南大地主階級，為了保護自身利益，他們不顧朝廷財政困難和農民階級的殘酷處境，迫使崇禎取消工商稅，增加農業稅，最終導致官逼民反，敲響了大明王朝的喪鐘。

崇禎對於東林黨人的自私和無能也是非常不滿，但除了東林黨人又面臨無人可用的尷尬局面。加之崇禎本人生性多疑，剛愎自用，竟然一朝換了五十位內閣首輔，大明王朝的末代君臣之間幾乎沒有信任可言。

因此可以說，崇禎曾經被東林黨人的忠貞和耿直感動，也曾經信任他們。但是東林黨人的自私和無能又使他們逐漸失去了君主的信任！

崇禎帝，就是被東林黨這幫子道貌岸然的“偽君子”給忽悠慘了的典型代表。最後更是在亡國之際下了最後一道遺書，遺書中“然皆諸臣誤朕”六個字更是對東林黨及其黨羽的血淚泣訴。

公元627年，年僅17歲的朱由檢登基大寶，史稱崇禎，上臺後的崇禎帝，僅用一年不到就肅清了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殘餘，勵精圖治，勤勉治國。不曾沉迷於酒色，更不曾玩物喪志。

明朝滅亡後，明末錦衣衛指揮僉事王世德在他的《崇禎遺錄》中記載：“上雞鳴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勞成疾，宮中從無宴事”。

甚至就連率領叛軍打入北京城的闖王李自成，也對崇禎帝評價甚高，李自成在《登極詔》中說道：“君非甚暗，孤立而煬灶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

李自成認為崇禎帝是個好皇帝，他的悲劇就是因為手底下的大臣，只知道中飽私囊，魚肉百姓，蠶食大明江山。而這其中，東林黨人就是最大的罪魁禍首。

問題來了，崇禎帝為何還要重用東林黨人呢？原因很簡單：東林黨勢力太龐大了，龐大到已經把持朝政，架空朝野的地步。他們的黨羽更是遍佈各個重要部門，明的或者是暗的。

那時的明王朝，內有不斷起義的農民起義，外有關外的滿人大軍虎視眈眈，在此情況下，再來一場全國上下的“大換血”？還有時間嗎，還有機會嗎？

對於東林黨人，崇禎帝是不用也得用，與其打壓還不如重用。因為，不重用他們，他們就會千方百計的給你下絆子，那樣才難受呢。

為了抵抗塞外的滿族大軍，需要徵稅，他們反對。為了籌備軍費，需要增加地主以及商人的稅收，他們不但反對，還要求減稅。

崇禎無法只能從農民身上徵稅，這又進一步加劇了與百姓之間的矛盾，農民起義更是此起彼伏。

就是在這樣內憂外患的情況下，崇禎號召群臣捐款捐物支援軍隊，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東林黨人，明明富可敵國，卻沒有一個出來捐款。

而東林黨人貪汙腐化達到一個什麼程度呢？李自成打入北京後從他們的家中搜出了7000多萬兩白銀，而這相當於明朝5年的財政收入之和。

李自成的大軍逼近紫北京時，崇禎希望遷都南京，卻遭到東林黨人的激烈反對，也斷送了最後延續國祚的機會。

公元1644年，面對江山的淪喪，走投無路的崇禎在留下一封遺書後，於北京景山之上自縊身亡，年僅33歲。與他一起葬送的還有大明這個統治華夏276年的王朝…

遺書中，崇禎說道：“朕涼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

道盡了末世帝王的窮途末路與悲憤淒涼，“然皆諸臣誤朕”六個字更是滿腹的幽怨與憤怒。“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飽含了對“勝利者”的乞求，希望他們能夠放百姓一條活路。

罷了罷了，末世的滄桑淒涼。罷了罷了，末路的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