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對曆法的認識是一個漸進的探索過程，並不是一開始曆法就很完備，在地球上看，太陽的執行週期和月亮的運轉並不是完美地符合，每一個太陽週期都是12個月亮週期還多幾天，這個日數差異一直困擾著古人，直到清代初期才真正用上與現在的一年時間相差無幾的歷法。

據《堯典》記載，帝堯時期，“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說明當時人們認為一年有366日，還設定閏月。在夏代，傳說夏曆是“初昏北斗，斗柄懸在下”這天象所在的月為正月——透過觀察天象來確定迴歸年，這個誤差其實是很大的，畢竟你靠人在晚上去觀察，而當時還要依靠雞鳴來定時辰，這個晚上觀察的時間點就很難掌握了，掌握不好，這個誤差就會很大。

商代曆法比夏代進步不少，商代開始以干支記日，這個發明一直延續到今天，中間從無誤差，使現代學者能透過古代的干支記載來推算當時的時間。商代人們也以月亮盈虧來記月，由於一年是十二次月圓月虧還多幾天，於是在年底置閏，也就是在年底增加閏月，不是像現在的農曆，考慮節氣，而將閏月放在某個月的後面。所以當時放在年底的閏月就是十三月，甚至十四月、十五月，畢竟當時人們對一年的天數觀測還不是很精確，有時前幾年忘了置閏，導致某一年月份與季節不合，誤差較大，於是就在年底多置幾個閏月，畢竟月亮一個盈虧週期就擺在天上，大家都看得到，不好糊弄，而一年時間本來就不固定（即使現代的農曆，每年天數也是不固定的），所以多一兩個月也就多了，只要季節符合了就成。所以現代考古學家經常在甲骨文卜辭中發現十三月、十四月，甚至十五月的記載，其緣由就在於此。

周初的歷法繼承了夏代、商代的歷法，所以在西周青銅器銘文中還能發現十三月、十四月的記載，不過據說周公發明了土圭，用以測定日影長短變化，這個就比夏代人觀察斗柄方向要靠譜多了，透過圭表，人們且準確地確定出了迴歸年、朔望月的週期。中國至少在東周，也就是春秋初年，就開始用十九年七閏月法，說明當時人們已經很精確地瞭解了迴歸年、朔望月的執行週期，此後的歷法就比較準確了，十九年七閏月法一直用到現在，歷史上也再也沒有出現十三月、十四月的記載了。

作為天文曆法來說，一年12個月只是現如今人們透過觀測得到的結果，就算現在的歷法2月份有時28天，有時還29天。所以事無絕對，曆法的指定，有的根據太陽對地球的南北變化所制定的，也有根據月球運動所制定的，現在的厲害說他對，也不過是在我們所處的這一段時間是對的，畢竟地球在宇宙中微不足道，太陽也是在宇宙當中不斷執行的。

宇宙浩瀚無比，說不定太陽在遠古時期執行時遇到的突發情況，或者地球遇到什麼突發情況，造成了一些偏差，出現了在一些時期出現了十三個月，或者十四個月呢。

再說，天文曆法，也是人對自然不斷的認知發展而來的，都是從誤差到精確，現在的一年十二個月，可能在5千年後的人類看來也是愚昧無知。

這個問題要分為兩個方面：1、「十三月」是一個問題，涉及中國的天文曆法歷史。2、「十四月」又是一個問題。涉及到西周曆法到底是個什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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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先要說一下簡單的天文常識，反正這些內容應該小學學過，我不知道讀者記不記得，不記得和記得我都說一下，看下文就清晰一點。

迴歸年（Tropical year）：

太陽連續兩次透過春分點的時間間隔，又稱為太陽年。

這個資訊古人可以仰觀天文、俯察地理獲得：星象、測量影子、物候。比如《尚書 堯典》記載的「四仲中星，敬授人時」。

（要注意的是，《尚書》不是一手文獻，很多是上古代流傳下來，周人記錄，漢人整理，不一定可信，後人附會、增加的東西很多，所以，不能說堯舜時代中國古人就能精確測量一年的長度。這些文獻真假參半，歷史研究就是去偽存真，衡量可信與否）

北半球白天最長的一天，就是夏至，太陽直射點在北迴歸線。廣東佛山、雲南開遠就在北迴歸線上。

春分和秋分直射點在赤道。白天夜晚等長。夜晚最長一天直射點在南迴歸線。恰好是南半球的夏天。白天最長的一點。（以恆星位置為參照物測量就叫做恆星年，因為地球歲差，二者有點區別，稍微長一點）朔望月：

也就是月圓月缺，古人透過觀察月相知道。

完全見不到月亮的一天稱叫「朔」，也就是陰曆的每月初一；

把月亮最圓的一天稱「望」，陰曆的每月十五（或十六）。

從朔到望，是朔望月的前半月；

從望到朔，是朔望月的後半月。

我們知道：

一個朔望月29.530天，那麼，一年12個月：12*29.530=354.36。

一個迴歸年有365.242天（365.242日是121個迴歸年的平均值）。

那麼如何彌補不不一致，古人就採用了：十九年七閏法，

朔望月：（19*12+7）*29.530=6939.55

6939.55/19=365.2394736842105，約等於365.24。

也就是十九年中增加七個月，【12個塑望月】就與一個【迴歸年】就差不多一樣了，而且能與月相對應。

那麼，農曆閏年則有13個月，383（少見）或384（多見）或385（罕見）天。

所以中國古代的歷法是「陰、陽、閏」三者配合：【太陽曆二十四氣】配【太陰曆十二月】加【十九年七閏法】，就是我們說的農曆，或者叫夏曆。「十九年七閏法」把太陽和月亮的運動很好地協調起來，制定出精度相當高並與天象符合的歷法，非常牛X的。置閏方法：

也就是如何將七個閏月，安插到十九年當中，其安插方法古今是不一樣的。如下：

1、先秦的時候，閏月是放在年尾。

2、漢初年，是把閏月放在九月之後，叫做「後九月」。

3、漢武帝太初元年，又把閏月分插在一年中任何一個月之後都可以。以後又規定「不包含中氣的月份作為前一個月的閏月」，一直沿用到今天。

什麼叫「中氣」問度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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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問題：西周金文中為什麼有「十三月」：相信答案你也知道，很簡單，上面說的【年終置閏】：先秦將閏月放在年尾叫【十三月】。

目前，發現刻有閏月「十三月」銘文的青銅器有六件：

其實，甲骨文中也有很多【十三月】的記錄，如《合集2653》與婦好有關的卜辭就有「十三月」的記錄：

商代金文也有【十三月】記錄：

引自：常玉芝，殷商曆法研究，頁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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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問題：那為什麼又跑出「十四月」呢？不是有【十九年閏七個月】的精確曆法嗎？也很簡單，西周那個時候【十九年七閏法】還沒有形成。那又是為什麼呢？

因為制定【十九年七閏法】的前提是：你必須非常精確的知道一個迴歸年的長度是365又1/4天。方如此才能定量分析，然後進行邏輯推理，制定【閏餘成歲】的方法，

邏輯推理：前提和形式同時正確，結論才正確。

第一，十九年太長了，當時積累的觀測資料還不夠，或者說資料容易中斷。

第二，觀測技術所限：先秦時代的古人，觀測太陽的影子也好，觀測月相也好、參照星象，哪一天打雷下雨、陰天大霧就完全沒有辦法觀測，利用物候、溫度，比如：小草發芽了，布穀鳥叫了，露結為霜、下雪了，這樣肯定是不精確。

所以，如果是測量影長的話，「秋分、春分」或者「夏至、冬至」，連續十九年都能觀測到，可能性是很低的，需要兩代、三代人積累觀測資料都未必。

天文學家李鑑澄認為是古人以地為宇宙中央的模型進行觀測，測定的日月在天球上視運動的平率，然後數學計算算出來的，這種方法與日心說：哥白尼體系和月亮會合運動方程式算得的結果完全相同。

李鑑澄. (1992). 古歷“十九年七閏”閏周的由來. 中國科技史雜誌(3), 14-17.綜上所述，西周觀測水平和數學水平還不高，導致曆法也不精確，人們發現這一年，增加了一個閏月，但是還是無法協調回歸年和太陰年的誤差，閏而不盡，就在年終又增加了一個月，叫【十四月】，也就是說這一年閏了兩個月。曆法對華夏民族這種修地球的民族來說非常重要，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時間不掌握，錯過了農時，耽誤了播種季節，豈不是都餓死了？帝王還怎麼收稅？所以，完善曆法是一個王朝的頭等大事。改朝換代，都要改變歲首（第一個月），這件事情就叫【奉正塑】。這個天文術語，後來演變成「正統、有統治合法性」的意思。

目前，發現刻有「十亖月」銘文的青銅器有三件：

這一件是宋代人著錄的：

甲骨文中疑似「十四月」刻辭不多，十分可疑，有可能不是，非常不清楚。

比如：《合集8966》：

第一，「亖」根本就不清楚。

第二，前面的豎劃是10，和疑似是「亖」有個這麼大的空位。

有可能數量：510，

第三：很明顯是兩段刻辭，字大小都不一樣。

這個「亖」也不清楚。

常玉芝先生在它的《殷商曆法研究》根據卜辭和干支推斷，甲骨文中有【閏三月、四月、五月的】，說明殷商有年中和年尾兩種置閏方法。

（見常玉芝，殷商曆法研究，頁303）

注意：這是推斷，因為甲骨文中沒有「閏」字，也不會有「閏X月」這樣的記載。

殷商曆法詳情和閏月如何安置，我們現在還不是很清楚，爭議很大。我也沒有研究，就不多談了。

至於有些人說的甲骨文有「十五月」，那是人云亦云，沒有的！我反正沒看到任何一片甲骨有「十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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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是什麼時候開始使用【十九年七閏法】法呢？也就是華人是什麼時候開始知道一年是一個迴歸年有365.242天？我看了幾篇研究天文歷史專家的論文和專著，可以這麼說：學術界大致認為認為【十九年七閏法】是在春秋末期，戰國初年形成的：

我只引用兩個比較權威一點學者的結論：上文說的李鑑澄和張培瑜，他兩都是紫金山天文臺的學者：

張培瑜, 陳美東, & 薄樹人. (2008). 中國古代曆法. 紫臺專著.頁3李鑑澄. (1992). 古歷“十九年七閏”閏周的由來. 中國科技史雜誌(3),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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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西周有【十四月】能帶給我們什麼啟示呢？

說明西周的【閏法不明】，那就爭議不小，甚至直接挑戰《夏商周斷代工程》，因為，《夏商周斷代工程》組是按正常曆法就行推算的周王在世年份的。還可以推翻《史記》中的某些結論，這個話題就很宏達了，有機會再討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