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是漢語的書寫文字，每個字代表一個音節。

有學者經研究認為：漢朝之前，一個漢字發音為兩個音節，次要音節和主要音節。由於漢字本身不表音，自漢朝到20世紀漢字在數量上、寫法上雖有變遷，但無法看出發音的變化。必須進行專門的研究才能推測它們在上古漢語和中古漢語的發音。

漢字在日語中的讀音有“音讀”和“訓讀”之分，往往一個字有很多讀法，原因來自中國不同時期傳入日本的發音。

最早的注音方法是讀若法和直注法。讀若法就是用音近的字來注音，許慎的《說文解字》就採用這種注音方法，如“埻，射臬也，讀若準”。直注法就是用另一個漢字來表明這個漢字的讀音，如“女為說己者容”中，使用“說者曰悅”來進行注音。

以上兩種方法都有先天上不完善的地方，有些字沒有同音字或是同音字過於冷僻，這就難以起到注音的作用，例如“襪音韈”等。

魏晉時期發展出了反切法，據傳是受使用拼音文字的梵文影響。漢字的發音可以透過反切法進行標註，即用第一個字的聲母和第二個字的韻母和聲調合拼來注音，使得所有漢字發音都有可能組合出來。如“練，朗甸切”，即“練”的發音是“朗”的聲母與“甸”的韻母及聲調所拼成。

由於漢字以本身表意為主，注音方面較為薄弱。這個特性使得上下千年的文獻，不至於產生如同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一樣，用字措辭太懸殊的差距，但也造成推斷古代聲韻的難度。

用"反切"法。

即找一個同聲母的字，再找一個同韻母的字，例如標"馬"字，先找"摸"，知道馬字的聲母是"m"，再找"打"字，知道馬字的韻母是"a"，m和a拼出馬字的發音，再看打字的四聲，古代叫去聲，這樣，"馬"字讀ma，上聲，就出來了。

大致是這樣，實際使用中還有需掌握的東西，需在實踐中鍛鍊了。

漢語用音標註音是明末傳教士利瑪竇帶來的，而普及開來要到20世紀初民國時期。

那古人是如何知道漢字讀音的呢？

古人用“直音”與“反切”方式來給漢字注音。

例如，對於“扉”字，就用一個相同字音的常用漢字“飛”來標註，這就是“直音”。

反切注音法就是用兩個字注一個字的音，第一個字為“反切上字”，第二個字為“反切下字”。反切上字注聲母，反切下字注韻母。然後上字辨陰陽，下字辨平仄。例如：“氣”字注音為“去既切”，就是說取“去”的聲母，取“既”的韻母，取“去”字的音調。

當然，中國古時的這種注音法不如拼音這麼精確方便。

漢字是漢語的書寫文字，每個字代表一個音節。

有學者經研究認為：漢朝之前，一個漢字發音為兩個音節，次要音節和主要音節。由於漢字本身不表音，自漢朝到20世紀漢字在數量上、寫法上雖有變遷，但無法看出發音的變化。

漢字在日語中的讀音有“音讀”和“訓讀”之分，往往一個字有很多讀法，原因來自中國不同時期傳入日本的發音。

最早的注音方法是讀若法和直注法。讀若法就是用音近的字來注音，許慎的《說文解字》就採用這種注音方法，如“埻，射臬也，讀若準”。直注法就是用另一個漢字來表明這個漢字的讀音，如“女為說己者容”中，使用“說者曰悅”來進行注音。

以上兩種方法都有先天上不完善的地方，有些字沒有同音字或是同音字過於冷僻，這就難以起到注音的作用，例如“襪音韈”等。

魏晉時期發展出了反切法，據傳是受使用拼音文字的梵文影響。漢字的發音可以透過反切法進行標註，即用第一個字的聲母和第二個字的韻母和聲調合拼來注音，使得所有漢字發音都有可能組合出來。如“練，朗甸切”，即“練”的發音是“朗”的聲母與“甸”的韻母及聲調所拼成。

由於漢字以本身表意為主，注音方面較為薄弱。這個特性使得上下千年的文獻，不至於產生如同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一樣，用字措辭太懸殊的差距，但也造成推斷古代聲韻的難度。

在中國古代，由於沒有拼音字母，所以古人要認識漢字、讀出漢字，只好用漢字來注音。這樣便先後產生了一些不同的注音方式。

直音法盛於漢代。這一點在許慎編撰的《說文解字》中表現的尤為突出。《說文解字》中對漢字的讀音常常說“讀若某”或者“某聲”，就是這種情況。例如《說文》中的“材，才聲”，意思是說“材”這個字的讀音應該讀成“才”。後代的經學家把這種方法說成“音某”，也是同一個意思。比如唐代陸德明編寫的《經典釋文》有“拾，音十”。直音法雖然簡單易懂，但是它有很大的侷限性。有時候會出現某個漢字沒有同音字的情況，比如“丟”字，我們找不到同音字來注直音；有時候這個字雖然有直音，但是那些注直音的漢字比被注音的字更難懂、難讀，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用生僻字注常用字，這是違反學習原則的。

另一種注音法和直音法很相似，那就是用同音不同調的字來注音。例如“刀”字，《康熙字典》注“到平聲”。“刀”是平聲字，“到”是去聲字，單用“到”來對“刀”字注音是不準確的，因此必須法“到”字的聲調改變了，才能得到“刀”字的讀音。同樣的，這種注音法雖然比直音法有所進步，但是由於需要改變聲調，然後才能讀出字音，所以不是很方便。

反切法的起源眾說紛紜，主要有四種觀點：

起源於三國魏人孫炎。這種說法最早見於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中的《音辭篇》：“孫叔然（就是孫炎）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

起源於東漢末服虔。日本釋安然《悉曇藏》引用唐朝武玄的《韻詮》中《反音例》稱到：“服虔始反音。”清代的章炳麟等人就主張這種說法。

來自西域。宋代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三：“反切直學，自西域入於中國，至齊梁間盛行。”這種說法可能來源於“二合音”，沈括在《夢溪筆談》裡的《藝文二》卷十五中寫道：切韻之學，本出於西域，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二聲合為一字者，如“不可”為“叵”，“何不”為“盍”，“如是”為“爾”，“而已”為“耳”，“之乎”為“諸”之類，似西域二合之音，蓋切字之源也。

四、中國古來有之。也可能是起源於文字創制之時，清代劉熙載所著的《說文雙聲》裡的《敘》說道：“切音始於西域乎？非也。始於魏孫炎乎？亦非也。然則於何而起？曰：起於始制文字者也。許氏《說文》於字下系之以聲，其有所受之矣。夫六書之中較難知者，莫如諧聲。迭韻、雙聲，皆諧聲也。許氏論形聲及於‘江、河’二字。方許氏時，未有迭韻、雙聲之名，然‘河’‘可’為迭韻，‘江’‘工’為雙聲，是其實也。後世切音，下一字為韻，取迭韻；上一字為母，取雙聲，非此何以開之哉？”

反切法就是用兩個字拼出一個音。如“昌”字，音“尺良反”，就是說“尺”和“良”相拼，得出“昌”字的讀音。到了唐代，把“反”字去掉，稱為某某切，例如“昌，尺良切”。由此可見，反切是一種拼音方法，但是它和現代的漢語拼音不一樣。現代的漢語拼音是一種音素拼音，即每個音素用一個或兩個字母表示，因此，用漢語拼音注音，既可以用一個字母，如“哦”，也可以用兩個字母，如“四”，也可以用三個、四個字母來標註一個漢字的讀音。反切是根據聲韻原則來進行拼音的，它其實是一種雙拼法，總是用兩個字來拼音的。

反切中第一個字（上字）代表聲母，第二個字（下字）表示韻母以及聲調。即使是“零聲母”，也必須要有反切上字。例如“安”就是“烏寒切”。同樣的，即使既有韻頭又有韻尾的韻母，也只能用一個反切下字。比如“香”就是“許良切”。

由此可見，反切比起上述兩種注音方法，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不可避免的，反切法也有它的侷限性。首先，反切的上字既然代表聲母，就應該只表示子音，但是實際上每一個漢字都代表一個完整的音節，單純表示子音的漢字是不存在的。反切的下字既然是表示韻母的，就應該只表示母音，但是同樣的，以母音開頭的漢字又是很少的，因此常常必須借用帶有子音的漢字來作為反切用的下字；其次，在音韻學中，反切也有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反切的上字不一定和它所切的字同“呼”（所謂的“呼”是音韻學中的一個概念，現代漢語中有開口呼、齊齒呼、合口呼以及撮口呼，而中古時期則只有開口呼與合口呼兩種）。例如，“烏，哀都切”，其中“烏”是合口呼，“哀”是開口呼。

在以後歷代中，反切被不斷改進，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廣韻》和《集韻》。雖然都是宋代的韻書，相差只有幾十年，但是《集韻》的反切已經有了很多的改進。明代的呂坤所寫的《交泰韻》，清代的潘耒所寫的《類音》，設計出了新的反切方法。

但是無論怎麼樣，用漢字注音都會帶有侷限性。因此在明朝以後，中國開始出現了用字母注音的方法。這是在中國傳教的西方傳教士發明的。最早的是利瑪竇根據拉丁文發明的二十六個聲母和四十四個韻母的拼音方案，然後傳教士金尼閣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資》。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字彙，由於是在利瑪竇方案的基礎上修改成的，所以人稱“利、金方案”。它的出現引發了中國幾百年以後用字母拼音的潮流。到了清末民初，出現了切音法，經過改進之後就是我們現在在字典的最後幾頁上經常看到的注音字母（拼音字母旁邊的那種）。

主要的有：直音法、反切法

直音法：找一個與要被注音的字的讀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漢代以前最常使用。如：笄，讀若急，甜，音田

反切法：用兩個漢字來拼出另一個漢字的拼音，是名符其實的“拼音”。自東漢以來一直沿用了兩千多年。找一個字作為反切上字，代表用的聲母，再找一個字作為反切下字，代表用的韻母和音調。如：田，徒[t]年[ian]切，東，德[d]紅[ong]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