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是。民間故事異彩紛呈，對於少年兒童來說，是一個充滿奇幻的世界，其中的悲歡離合更容易在幼小心靈中生根發芽。對於成人來講，民間故事有都市故事中沒有的厚重感和傳奇色彩，讓人在故事中流連忘返

家庭在華人生活裡關係特重，盡人皆知；與西洋對照，尤覺顯然。現在要追問其緣何如此。馮友蘭先生近著《新事論》中有“說家國”一篇，似在解答此問題。他大致是本於唯物史觀，以生產方法不同來解釋底，茲摘引原文，以見大意：

在某種底生產方法之下，社會必須有某種組織，人必須有某種行為。對於人此種行為之規定，即是道德。（中略）生產方法不是人所能隨意採用者，因為用某種生產方法，必須用某種生產工具。如某種生產工具尚未發明，即不能用某種生產方法，人亦不知有某種生產方法。所以生產方法隨著生產工具而定，社會組織隨著生產方法而定，道德隨著社會組織而定。生產方法不是人所能隨意採用者，所以社會組織及道德亦不是人所能隨意採用者。

在未經產業革命底地方，無論是東方是西方，生產方法在某一階段內，都是以家為本位。用以家為本位底生產方法，即所謂生產家庭化。有以家為本位底生產方法，即有以家為本位底生產製度。有以家為本位底生產製度，即有以家為本位底社會制度。在以家為本位底社會制度中，所有一切底社會組織均以家為中心。所有一切人與人底關係，都須套在家底關係中。在舊日所謂五倫中，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關於家底倫已佔其三。其餘二倫，雖不是關於家者，而其內容亦以關於家底倫類推之。如擬君於父，擬朋友于兄弟。

經過產業革命底生產方法，主要是用機器生產。用機器生產，必需大量生產。（中略）所用底工人，不是老闆的家人，而是從社會上來底人。它的出產，不是供他的家用，而是供社會之用。此便是以社會為本位底生產方法，亦謂之生產社會化。（中略）一個人如生在一個生產社會化底社會里，他的生活完全與上述之人不同。……他的行動，既不能以家為本位，亦不必以家為本位。

盧作孚先生於華人生活之欹重家庭，言之最為透切；但於其所以然，卻言之甚略。他只這樣說：

因為農業民族的經濟單位，非常簡單；簡單到一個經濟單位只需要一個家庭。所以農業民族底社會生活，就是家庭生活。縱然有時超越了家庭的範圍，然而亦是由家庭關係擴大底。第一擴大為家族的關係。第二由父的家族母的家族聯絡而為姻戚的關係。第三由家庭的接近而有鄉里的關係。第四由個人及家人的往來而有朋友的關係。綜合起來：家庭生活是華人第一重底社會生活；親戚鄉里朋友的關係，是華人第二重底社會生活。這兩重社會生活，集中了華人的要求，範圍了華人的活動，規定了社會的道德條件國家的法律制度(1)。

此視馮說不過更加簡單粗略，其意並無二致。本來經濟（生產、農業在內）足以影響一切，事理甚淺，一般人皆容易看到。所以他們的說話，約可以代表一般，我們應予檢討。

華人特重家庭倫理，雖相沿自古，但各時各地亦有變化不同。例如戰國時就有相當變動，特別是商鞅變法底秦國：

商君違禮義，棄倫理，並心於進取。行之三歲，秦俗日敗。秦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耰杖彗耳，慮有德色矣。母取瓢碗箕帚，慮立訊語。抱哺其子，與公並踞。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儲理也。亦不同禽獸僅焉耳。(2)

當時商君的意思，是站在國家立場要打破家族使個人直接隸國家（關於這一點證據甚多），獎勵耕戰，用以對外。其傾向正與歐洲相合，但那時生產工具生產方法有沒有改進，卻難詳考。怕不見得是由生產力而決定其上層建築底罷？相反地，或者倒是由法制（上層建築）而影響於經濟，影響於生產！

再舉第二個例。歐洲的瑞士，於一九○七年新頒民法，頗重家庭制度(3)。在其三三一條以下，特置家權一節，其最重要者為家產共有。且於親權外並立家長權。但我們能不能說瑞士這時候還沒有經過產業革命呢？

還有在另文中，我們說到西北如甘肅等地方回民漢民雜處，其道德習慣互異恰可得一對照。漢人一家一家散漫自由；回民則生活於其宗教團體規律之中。我們又能不能指出其生產工具生產方法有何不同呢？

從上面三個事例來看，家庭在華人生活裡之特重，明明不是“生產家庭化”這一點可以解釋得了。

【註釋】

(1)盧著《中國的建設問題與人的訓練》，生活書店出版第四頁。

(2)《賈誼新書》卷三《時變》篇。

(3)商務印書館出版程樹德著《國故談苑》第二四○頁，程為法學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