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亡於後宮干政！光一個萬曆他媽，那個老妖后，先是打擊託孤大臣，接著玩弄權術！要廢萬曆，把萬曆拿捏的死死地！最後非要立那個短命鬼朱常洛，28天就死了，弄的晚明政權頻繁交接，各種問題層出不窮！

在明朝二百七十多年的歷史中，雖然不乏太后主政的局面出現，但始終沒有後妃干政的情況，但一直伴隨明朝歷史的，卻是宦官專權的現象。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這兩個現象呢？今天我就給大家深入的分析一下。

準確的說，明朝的后妃曾多次在特殊情況或特定階段攝政，理論上可以擅權專政，但事實上卻沒有出現過一次後妃專政取代皇權，甚至沒有出現過一次外戚干政。

比如宣宗駕崩時，太子朱祁鎮才九歲，大臣們以皇帝年幼為由，請太后垂簾聽政。但太后並不攬權，她以“毋壞祖宗法”為由加以拒絕，而委政於“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所有奏章均令送內閣交由楊士奇等議處。太后病重時，召楊士奇、楊溥入宮，“問國家尚有何大事未辦者”，士奇奏對未完，太后已崩。死後遺詔“允惟國家重事，存沒在唸……諸后妃家並須遵奉皇祖訓戒，不許干預國政”。

再比如萬曆年間的李太后，當時小皇帝才十歲，無力親政，皇權執行存在很大空隙，朝政大權實際掌握在李太后手中，“徙居乾清宮，撫視上，主持國策”。但李太后同樣並不專權，而是將宮內之事交付馮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鼎力支援張居正進行改革，史稱：“萬曆初政。委任張居正，綜核名實，幾於富強，後之力居多。”正是張居正十年改革之功，才為大明續命六十年。

那麼為何明朝的太后不會專權呢？

這主要是因為朱元璋當年留下的三條“祖訓”，其一是規定后妃不得干預政治，其二是后妃只能從“良家子”中選出，其三是不準設立丞相。

后妃不得預政，是朱元璋親自定下來的祖制，而且朱元璋對自己定下來的制度相當自信，要求子孫們絕對不能違背，這就使得不論哪一位太后，都不敢垂簾聽政，否則就是違背祖制，必然受到大臣們的激烈反對。武宗死後，張太后趁繼位的朱厚熜尚未到京，曾提出改懿旨為聖旨，但馬上遭到了首輔楊廷和等人的堅決反對，抬出來的大旗就是此舉違背祖制。張太后無可奈何，只好作罷。

有明一代，除了明朝開國初年，皇室與勳臣子女聯姻之外，從宣德之後，選婚之權便“委之宦寺，求之市井”的“良家子”。所謂“良家子”，就是說后妃必須來自民間，這樣與朝中的大臣們就沒有任何聯絡了。后妃入宮之後，基本就與外世隔絕，她們的家族成員雖然也會得到封贈，但大多隻是賞給虛銜，並且祖訓規定不可以議政參政，所以後妃家族沒有任何實權。史稱“有明一代，外戚最為孱弱”。而後妃擅權與外戚專政是相輔相成的，只有后妃一人，而無外戚外臣幫助，后妃完全沒有足以擅權的社會基礎和實力。

眾所周知，朱元璋為了鞏固皇權，可謂費盡心思，設立五軍都督府控制了兵權，廢除丞相又控制了相權。朱元璋之後，明朝採取的是內閣票擬、司禮批朱的內外雙軌制，這種事權分割而又互相制衡的體制，使得后妃難以控制朝政。即便因為皇帝年幼，太后主政，也只能作為內閣與司禮監的平衡勢力，當小皇帝漸漸長大，不管掌權的太后們願不願意，在內閣和宦官的逼迫下，都必須儘快歸政於皇帝。主政十年之久的李太后，在萬曆皇帝大婚之後，也不得不立即還政於帝，搬出乾清宮。

基於以上三個原因，明代后妃的主政只是臨時性的、過渡性的，不可能像漢朝的呂后、唐朝的武則天、清朝的慈禧太后那樣，徹底取代皇權。

自東漢以來，宦官就作為一支幹預國家政治生活的特殊勢力，活躍在政治舞臺上，千百年來，宦官之禍比比皆是，可為什麼明朝的宦官為禍格外厲害呢？

朱元璋稱帝之後，吸取了漢唐晚期宦官亂政的教訓，宮中只設宦官不足百人，並且還明確規定，“內臣不許讀書識字”，“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御外臣冠服，官階無過四品，月米一石，衣食於內庭”。這基本就斷絕了宦官亂政的可能性，但即便如此，朱元璋還是不放心，洪武十七年，他又特地在宮門置一塊鐵牌，刻上“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這幾個大字，以示震懾。

儘管朱元璋的意願是好的，但他親手製定的明朝的制度，卻決定了宦官亂政乃是必然，其中最關鍵的一點，就是朱元璋取消了丞相制度。

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的本意，是集天下大權於皇帝一人，這樣負責處理國傢俱體事務的六部就直接向皇帝本人負責，而不用再經過丞相這一關。但是朱元璋又不相信任何人，徐達、李文忠、劉基、朱升等一大批曾經跟他一起赴湯蹈火的元勳，幾乎都被他剪除殆盡。所以，一面是紛繁複雜的國家事務，一面是無人可以信任，即便朱元璋通宵達旦的處理政務，也還是忙不過來。久而久之，便必然形成這種局面：誰跟他接近最多，便信任誰。享有這個得天獨厚機會的，當然只有宦官。

所以，朱元璋到了晚年時候，就已經開始信任和重用宦官了，比如洪武十年，當戶部奏天下稅課司局徵商不如額者一百七十八處時，朱元璋便“遣中官、國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核實，立為定額”，這是明代宦官在皇帝委派下干預財政的開始。李文忠曾對朱元璋說：“內臣太多，宜稍裁省。”朱元璋聽後大怒，說道：“若欲弱吾羽翼何意？”隨後下旨將李文忠的門客全部殺死，李文忠受此驚嚇，不久病死。

既然朱元璋開了這個頭，那麼在他的子孫們看來，重用宦官，當然就是信乎有徵，不悖祖訓了。明朝的皇帝們要把權力掌握在自己手裡，又力圖窮極人間天上最驕奢淫逸的享樂生活，那麼，由不離左右的宦官代為料理政事，也就勢不可免。

從制度上說，內閣票擬、司禮批朱的內外雙軌制，可以實現權力的平衡，由皇帝居中掌握，但實際上，內閣雖然後來在一定意義上取得了丞相的職權，但因為始終沒有取得法定地位，所以並不是中央一級正式的行政機構，這就使得內閣在和宦官的鬥爭中顯得軟弱無力，內閣的“票擬”權根本無法對抗司禮監的“批朱”權。

因為，司禮監的“批朱”權，實際上就是皇權的延伸，宦官們要專權，必須拉著皇帝的大旗作虎皮。武宗喜歡喝酒，劉瑾就趁著武宗喝到最高興的時候奏事，武宗不耐煩的說，“爾何為，乃一一煩朕也，”魏忠賢則是趁著熹宗做木匠活的時候奏事，熹宗便說：“朕已悉矣，汝輩好為之。”可見，即便如權勢熏天的九千歲魏忠賢，也要藉著皇帝的旨意行事。

綜上所述，明朝的制度決定了，無論皇帝願不願意，他只能信任身邊的宦官，因為只有宦官才是他能夠徹底掌握的，無論宦官的權力有多大，皇帝仍舊一言可定其生死，武宗翻手可殺劉瑾，崇禎上臺幾個月便可除掉魏忠賢。而如果權力落到內閣的手上，那麼就會像漢唐宋等朝代一樣，出現不可控制的權臣，進而威脅到皇位。兩者相權，皇帝只能選擇偏向於身邊的宦官。所以，即便如相對英明的宣宗、孝宗時，宦官依舊為禍不小；即便崇禎除掉魏忠賢，仍舊會重用其他的宦官，而內閣成員卻不斷換人，總數達五十人之多。

每個朝代都有其特色！都有其時運！說起大明，馬皇后就是一個相當賢惠的好女人！後來的徐皇后，也是相當賢惠的聰明女人！祖上的排演，對於後世不能說沒有影響！至於太監專權，也是當時皇帝的失誤！或者說荒唐！一個朝代，如果遇到精明的皇帝，則人民幸運！若遇到不懂政治不懂經濟，荒唐，優柔寡斷，怕這怕那的皇帝，人民則陷入痛苦之中！

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建國稱帝后為防止出後宮宦官亂政的事情，其實是做了很多努力的，如1、規定每任皇帝死前將沒有生育的嬪妃陪葬，他自己就將自已的四十六個妃子陪葬孝陵。

2、朱元璋將子女聯姻的目標大多選定在平民之家身上，並規定女兒的駙

馬不能掌實權做官、經商，兒子的妃嬪之家也大多是小官，沒有什麼家族勢力，這就保證了後繼之人的後宮妃嬪沒有家族勢力可以藉助。

至於太監這口大鍋要算在朱棣頭上，由於在靖難之役中南京的宦官為朱棣立了大功朱棣首開東廠使親信宦官任首領，為大明七下西洋立下大功的鄭和也是在這時期提撥任用的，明宣宗朱瞻期還在宮中開設內書堂使儒臣為師讓太監識字，讓太監有了可以看懂奏章的能力。

正統年間，明英宗年幼又增設司禮監，著名宦官王振正是大明第一任司禮監掌印掌握了批紅之權，開啟了大明宦官直接和文臣處理政事之先河，

明憲宗時又增設西廠使汪直督之，明末九千歲魏忠賢正是以司禮監秉筆太監提督東廠而權傾天下。

明史有曰：“有明一代，外戚最為孱弱”。

《皇明祖訓》：凡皇后止許內治宮中，諸等婦女人，宮門外一應事務，毋得干預。

為防止中宮干政，從而外戚篡權，明朝自朱元璋起，“鑑前代女禍，立綱陳紀，首嚴內教”，不僅選取平民為妃，而且命朱升修《女誡》，還讓孝慈高皇后馬氏參與其中，告誡後宮不得干政。

孝慈高皇后（太祖皇后馬氏）勤儉持家，愛民如子，為《女戒》作序，她認為前朝有許多賢惠的皇后，便命女史摘錄她們的家法，經常翻閱檢視，明確後宮女子守德，不要干政。

仁孝文皇后（成祖皇后徐氏）貞潔嫻靜，女中儒生，撰成《內訓》二十篇。書中摘錄《女憲》、《女誡》等躬良謙簡的內容，又類編古人的嘉言善行，寫成《勸善書》，頒行天下。

明章聖皇太后（明嘉靖帝朱厚熜生母）蔣氏著《女訓》書分閨訓、修德、受命、夫婦、孝舅姑、敬夫、愛妾、慈幼、妊子、教子、慎靜、節儉等十二節，教女子堅守婦道。

而孝定李太后（萬曆生母）則撰成《女鑑》，甚至連萬曆帝的鄭貴妃也重刊過呂坤《閨範圖注》，來規範後宮及女子德行。

歷代皇后多以身作則，抑制外戚勢力，明朝的外戚雖然不乏封公贈侯者，雖然外戚榮華富貴，不授司法體系管轄，但在政治上總體是被壓制的。

內宦

明朝初年對內監的管理是十分嚴格的，比如說洪武時代，“宦寺無故無敢與外廷交接者”，內監干政或者發生對食行為，都要被剝皮。

太祖舊制：“內臣外出，非跟隨親王駙馬及文武大臣者，凡遇朝廷尊官，俱下馬候道旁，待過去方行。”說白了朱元璋就沒拿太監當人看。

永樂時期，對內監依然是嚴刑峻法，殺太監殺宮女無數，但因為太監在靖難中也體現了價值，所以也開始逐漸重用太監，比如重用太監鄭和，使其掌財富千萬以下西洋。

率兵二萬七千，賞西洋諸國矣。二臣若欲寓財於外，安得禁之？

永樂十八年成祖設立東緝事廠（東廠），負責檢查、特務和情報收集工作，由親信太監擔任首領，賜大印曰：“欽差總督東廠官校辦事太監關防”，欽差兩字就說明了一切（高於司法行政管轄）。

後來成化年間，東廠負責情報偵查，再由錦衣衛（北鎮撫司）負責緝拿審訊，本衛的一把手堂官都不得介入（來去是夢），東廠可直接請旨調北鎮查辦。

到成化年間，憲宗設立西廠，太監汪直受寵。武宗復設內行廠於榮府舊倉，劉瑾任首領，軍國大柄，盡歸其手。

明中期，已經出現內監的兄弟子侄封伯的案例，如弘治朝（七年），因功賞太監劉永成之侄子劉聚為寧晉伯。

嘉靖初年更是把太監張永的兄弟劉富封為泰安伯富、劉容封為安定伯。太監谷太監谷的哥哥谷大川封高平伯、弟弟谷大亮封永清伯。太監馬永成的侄子馬山封平涼伯，太監魏彬的弟弟魏英封鎮安伯、太監陸誾侄子陸永封鎮平伯。

內監的子侄的爵位居然和外戚的爵位相當，平起平坐，不得不說是個奇葩，太監暗地裡結對食不新鮮，不結還遭笑話，甚至有賜太監以宮女為妻者。

皇帝更是派內監到各地鎮守，對地方冠以宮內欽差之職，乃至皇帝批覆內閣的奏疏也要司禮監掌印太監披紅，甚至連首輔也要對其畢恭畢敬。

司禮掌印，首榼最尊，其權視首揆，東廠次之，最雄緊，但不得兼掌印，每奏事，即首榼亦退避，以俟奏畢。

明朝創立伊始，明太祖朱元璋設立了嚴格的監察體系，都察院、六科給事中等形成了強大的御史言官集團。

廢除中書省丞相制度後，權利下放到內閣及六部，明前期皇帝大多按祖制獨治朝政（成本皆空）宦官之禍還沒有過多暴露。但從嘉靖起，皇帝逐漸怠政懶政，作為皇權代言人的宦官集團利用資訊不對稱，開始左右朝局。

皇帝也樂見其成，透過宦官壓制言官集團，同時也監督和平衡內閣和六部以及地方督撫行政，防止內閣和臣黨的權利過大。另外也甩開司法和財政體系，可以直接為宮裡服務。

加之“國本之爭”的失敗，萬曆帝不再信任朝臣，以宦官代政。最終導致明末宦官集團的野心膨脹，權利幾乎可以左右朝局。

但明朝宦官集團的生命力還是依附於皇權，沒有皇權的支援，宦官也就是無水之木。

如宦官界的翹楚魏忠賢，明末權傾朝野，力挫王侯，他在時跋扈的東林黨大氣都不敢出，崇禎即位後稍用手段（成敗皆空），魏忠賢也就成了“平陽之虎”了。

所以明朝宦官太監是皇權的默許下干政，這個口子開的大小是皇帝說了算，所以談不上專政。而明朝根本就沒有提供后妃干政的土壤，一直也沒有開過這個口子，即使是孝定李太后這樣的太后，也要對權利避而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