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是當事人還是律師，想要為合同詐騙罪指控作無罪辯護，首先必須要了解合同詐騙罪的主要型別有哪些，以及辦案機關是如何認定罪名成立的。
首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了幾種“典型”的合同詐騙行為：
1.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
2.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的;
3.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的;
4.接受對方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擔保財產後逃逸的;
5.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財物的。
這裡需要提醒注意的是第5種“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財物”的情形。
很多人認為，只要行為人存在欺騙行為，就可以按照“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財物”進行入罪。但事實並非如此，合同詐騙罪條文中的“其他方法”屬於兜底條款，但要求必須是與前述四種典型合同詐騙行為“等價”的欺騙行為。至於何為“等價”，就需要結合具體案情做出判斷，當然也是律師辯護的要點之一。
其次，在欺騙行為之外，合同詐騙罪還要求認定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佔有目的
詐騙犯罪是典型的目的犯，要求行為而客觀上實施了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欺騙行為，同時主觀上具有非法佔有目的。
根據《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規定，司法實務中，一般是按照行為人實施的下列行為，去推定其主觀上的非法佔有目的：
1.明知沒有歸還能力而大量騙取資金的；
2.非法獲取資金後逃跑的；
3.肆意揮霍騙取資金的；
4.使用騙取的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
5.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以逃避返還資金的；
6.隱匿、銷燬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以逃避返還資金的；
7.其他非法佔有資金、拒不返還的行為。”
其言下之意是，如果在案證據能夠證明：1.行為人客觀上實施了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的五種行為之一；2.同時行為人具有上述《紀要》規定的七類情形之一，能夠得出其主觀上也是具有非法佔有目，辦案機關通常會認定其構成合同詐騙罪。
但是這種非法佔有目的的推定，可以透過辯方提供的相反證據予以推翻。
換言之，只要辯方能夠提供證據證明，行為人雖然符合《紀要》的七種情形之一，但其是因為“特殊情況”“偶然性”的符合上述情形，並有其他證據證明行為人是“因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按時還款、主觀上有還款意願、有還款行為、願意繼續還款、創造還款能力”等條件的，行為人仍有可能不構成合同詐騙罪。
無論是是當事人還是律師，想要為合同詐騙罪指控作無罪辯護，首先必須要了解合同詐騙罪的主要型別有哪些，以及辦案機關是如何認定罪名成立的。
首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了幾種“典型”的合同詐騙行為：
1.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
2.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的;
3.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的;
4.接受對方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擔保財產後逃逸的;
5.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財物的。
這裡需要提醒注意的是第5種“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財物”的情形。
很多人認為，只要行為人存在欺騙行為，就可以按照“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財物”進行入罪。但事實並非如此，合同詐騙罪條文中的“其他方法”屬於兜底條款，但要求必須是與前述四種典型合同詐騙行為“等價”的欺騙行為。至於何為“等價”，就需要結合具體案情做出判斷，當然也是律師辯護的要點之一。
其次，在欺騙行為之外，合同詐騙罪還要求認定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佔有目的
詐騙犯罪是典型的目的犯，要求行為而客觀上實施了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欺騙行為，同時主觀上具有非法佔有目的。
根據《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規定，司法實務中，一般是按照行為人實施的下列行為，去推定其主觀上的非法佔有目的：
1.明知沒有歸還能力而大量騙取資金的；
2.非法獲取資金後逃跑的；
3.肆意揮霍騙取資金的；
4.使用騙取的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
5.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以逃避返還資金的；
6.隱匿、銷燬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以逃避返還資金的；
7.其他非法佔有資金、拒不返還的行為。”
其言下之意是，如果在案證據能夠證明：1.行為人客觀上實施了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的五種行為之一；2.同時行為人具有上述《紀要》規定的七類情形之一，能夠得出其主觀上也是具有非法佔有目，辦案機關通常會認定其構成合同詐騙罪。
但是這種非法佔有目的的推定，可以透過辯方提供的相反證據予以推翻。
換言之，只要辯方能夠提供證據證明，行為人雖然符合《紀要》的七種情形之一，但其是因為“特殊情況”“偶然性”的符合上述情形，並有其他證據證明行為人是“因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按時還款、主觀上有還款意願、有還款行為、願意繼續還款、創造還款能力”等條件的，行為人仍有可能不構成合同詐騙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