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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論堅固、持久儲存的屬性,除了石頭就是青銅了,不過後者造價太高,所以大凡紀功頌德、頒佈憲令、誓盟立約以及一切重大事件,古人都要刻石述事,或溝通天人、或溝通陰陽、或昭示方來。

    中國早在商代就有了文字刻石。《墨子》中多次提到“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如《墨子·兼愛下》:“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盤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孫詒讓間詁:“《呂氏春秋·求人》篇雲:‘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高誘注:‘金,鐘鼎也;石,豐碑也。’”),所以,春秋戰國時期石刻與金文一樣較為普遍。唐初發現的一般認為是戰國時期秦國的10枚石鼓,各刻有四言詩一首,共約700多字(石鼓文),今天只存272字。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巡行各地,曾七次刻石稱頌自己的功績。西漢石刻發現較少,現所知拓本約10餘種。東漢是石刻的繁榮時期,石刻在形式和內容上都有發展。魏晉時曾禁止刻石,數量有所減少,隋唐以後,石刻之風又盛。

    從形式上看,今天所見的石刻形式,以碣、碑、摩崖最為常見。

    從內容上看,主要有以下情況:

    一、帝王封禪祠祀之文,如秦始皇東巡時製作的《泰山刻石》《會稽刻石》等;

    二、紀功述德之文,如漢《楊君石門頌》、漢《裴岑紀功碑》、女真文與漢文合璧的《大金得勝陀頌碑》;

    三、文書,如秦二世《元年詔書》、漢《賜豫州刺史馮煥詔》、漢文與藏文合璧的《唐蕃會盟碑》;

    四、墓誌,如南朝宋《劉懷民墓誌》、北魏《李超墓誌》、契丹文與漢文合璧的《耶律延寧墓誌》;

    五、地圖,如劉豫阜昌七年《禹跡圖》《華夷圖》;南宋紹定二年《平江圖》;

    六、其他紀事刻石,如漢文與敘利亞文合璧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西夏文與漢文合璧的《感應塔碑》等。

    七、譜系、題詠、題名、格言(如唐李陽冰、宋司馬光所書古人嘉言)。

    八、醫方(如宋宣和四年所刻《養金方》)。

    九、書目(如元泰定元年杭縣之《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記碑》碑陰所刻書目)等等。

    儒釋道三家經典成體系者,則分別是:

    一、儒家石經:始刻於東漢末季,至清代,共刻石7次:熹平石經、正始石經、開成石經、廣政石經、嘉祐石經、紹興石經、乾隆石經;

    二、佛教石經:碑刻佛經,歷史悠久、數量眾多,以摩崖和經幢最流行。著名的是北京房山雲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經,簡稱房山石經。自1984年開始出版的堪稱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大藏經《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以《趙城金藏》為底本,缺失部分用其他11種大藏經補足,房山石經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種。

    三、道教石經:約始於唐代中葉,不過經典刻石起步既晚,所刻亦少,遠不及儒、釋之盛。

    在中國以外,史前時代就已出現刻畫在巖洞壁和石崖上的影象、浮雕等。在法國、西班牙、北美、北非等許多地方都發現有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的巖畫。至於著名的文獻,則有如下情況:

    一、巴勒莫石刻。它是埃及最古的紀年石刻,記錄了古王國時代前王朝至第五王朝(約公元前4000~前2420)的法老名單及其活動。

    二、漢穆拉比法典碑。公元前18世紀古巴比倫王漢穆拉比頒佈的法律,碑文分引言、正文、結語三部分,正文刻有282條涉及巴比倫社會各方面的法律條文。它是世界史上第一部比較詳備的成文法。

    三、貝希斯頓銘文。摩崖石刻。是公元前522~前486年間波斯國王大流士一世所刻的記功刻石,銘文用古波斯文、巴比倫文和新埃蘭文三種楔形文字鐫於懸崖上,目前已被成功釋文。

    四、阿育王詔諭。公元前3世紀南亞次大陸孔雀王朝阿育王時期所刻,內容多為記述阿育王的軍功政績,並宣揚王道佛法。

    五、印尼碑銘和摩崖刻石群,刻於5~16世紀,內容為記載國王事蹟、宗教供奉等。

    六、突厥文刻石,是7世紀末至9世紀中葉古代突厥汗國和回鶻汗國(在今蒙古國境內)的刻石,其中許多是用突厥文與漢文,或突厥文、漢文和粟特文鐫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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