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權宦，我們總會想到明朝，畢竟誕生了王振、劉瑾、魏忠賢等大太監，事實上唐朝中後期的宦官之禍，比起明朝來簡直有過之而無不及。李輔國、俱文珍、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等宦官，他們不僅專權橫行、無惡不作，甚至明朝宦官做不到的逼宮弒帝他們也是手到擒來，那麼唐朝的宦官是如何一步步崛起的呢？兩次大事件起到了關鍵性影響。

唐玄宗天寶十四年（755年），標誌著大唐由盛轉衰的“安史之亂”爆發，叛軍直逼長安之際，唐玄宗倉皇出逃，而太子李亨則在宦官李輔國的輔佐下在後方安撫百姓，並在馬嵬驛配合禁軍將領陳玄禮發動兵變，此後輔佐太子李亨北上靈武。

△唐肅宗李亨

天寶十五年（756年），太子李亨在靈武即位，是為唐肅宗，遙尊唐玄宗為太上皇。唐肅宗本就生性懦弱，因見李輔國忠心擁戴，便視其為左右臂，賜名“護國”，後又改名“輔國”，將軍政大事全部委託於他。

重回長安之後，李輔國已經是大權在握，天下大事幾乎全部取決於李輔國，朝臣奏事必須先經過李輔國，官員升降也需要經過李輔國，朝臣想見皇帝更是需要經過李輔國，就連皇帝的詔書也需要李輔國署名才能施行，大權在握的李輔國也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宦官宰相，更是被人以“五郎”尊之，而當時的宰相李揆甚至稱李輔國為“五父”。

△李輔國

後來，唐肅宗病重期間，權力慾極重的李輔國和張皇后因為立儲之事發生矛盾，結果李輔國戰勝張皇后，擁立唐代宗李豫登基為帝。然而唐代宗早已對李輔國干政不滿，雖然表面尊其為“尚父”，暗中卻一步步瓦解李輔國的勢力，最終在宦官程元振的幫助下將其殺死。

△程元振

安史之亂後，皇帝不再信任朝臣，身為皇帝身邊近侍的宦官卻越來越受寵信，從而得以逐漸干預朝政，甚至在皇帝的允許下掌管兵符，從而權力大漲。李輔國雖然死了，但程元振卻得以取而代之，成為了又一個權宦。

安史之亂後，黃河下游節度使各自擁兵自重，唐德宗繼位之後，意圖改善這一局面。建中二年（ 781年）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去世，其子李惟嶽向朝廷請求繼承父親節度使之位，魏博節度使田悅也代為之請，卻被德宗所拒，於是李惟嶽和田悅便聯合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等起兵反唐。

△唐德宗

面對反叛，德宗命幽州留守朱滔、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等率兵平亂，起初唐中央的軍隊處於上風。李正己不久後去世，其子李納亦請襲父位，結果再度被德宗拒絕，李納便接著造反。然而叛軍接連戰敗，最終只剩魏博節度使田悅還在抵抗。

建中四年（783年）正月，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發動叛亂，進攻襄城，德宗派哥舒曜討伐，未果。於是唐德宗又調涇源兵前去解圍，然而由於當時涇原節度使朱泚因其弟朱滔謀反而被軟禁於京城，涇源兵路過長安因賞賜不公，於是挾持新任節度使姚令言譁變，並猛攻長安，史稱涇原之變。

△霍仙鳴

遭遇兵變的唐德宗帶著皇妃、太子、諸王等倉皇出逃，由咸陽到奉天，護駕的只有宦官霍仙鳴及竇文場。李懷光後來跟朱泚決裂，逃往河中，朱泚陷入孤立，唐大軍進逼長安。朱泚和姚令言向西奔逃，抵達彭原的西城屯（今甘肅省鎮原縣東）途中被部下樑庭芬、韓旻等殺死。其餘黨源休、李子平奔鳳翔，被李楚琳斬殺，德宗這才得以重返長安。

此事過後，唐德宗再也不敢相信那些大臣，反而對這些長期陪伴自己的宦官信任有加。竇文場、霍仙鳴因護駕有功，事後被加封神策中尉。雖然之前宦官經過皇帝同意也可以執掌兵權，然而此事之後，宦官執掌禁軍則成為了定製。

軍權在手的宦官頓時權勢滔天，掌握有軍政大權的宦官們，在此後的大型政治事件中都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發展到最後，他們不僅掌控著京城的安危，甚至足以憑藉軍權掌握皇帝的生死。

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明確兩個問題：一是宦官因何接觸到權力；二是宦官透過何種途徑干預權力執行。關於第一個問題，已有朋友作了詳細的回答，即由於安史之亂的爆發，導致了中央集權制度的破壞，藩鎮、黨爭等出現，進而皇帝對臣子產生懷疑，最後轉而親近宦官，導致宦官掌權的現象出現，以至於掌握了對皇帝的生殺大權。第二個問題，我想詳細地介紹一下。《唐語林》曾說“宦官內外，悉謂之使”，這份史料講出了宦官是透過“使”這一職務實現的。陳仲安先生對此進一步作出闡述，認為地方軍政系統，財政系統、宦官充任的使職三類系統。仲亞東對此作了進一步研究，比如第一類有教坊使，內園使等；第二類有瓊林，大庫盈使等；第三類有閒廄使，飛龍使。正是透過這些職務，宦官掌握了權力，進而侵奪原本屬於皇帝的權力，從而造成唐代中後期的宦官干政的現象。

參考文獻：1.陳力:《淺論唐代宦官專政》；

2.仲亞東：《唐代宦官諸使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