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而且相當強盛。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明朝士氣，對中國而言，最應該控制的南海門戶是怎麼用海權方式穩定住的。馬六甲，地處“南洋”（南海附近的東南亞諸國）和“西洋”的交界點，有著決定性意義。其不僅是鄭和下西洋的中轉站，更是中國“朝貢體系”的南大門。大明控制了馬六甲，就意味著保證了南部海疆的安寧。永樂四年六月（1406年），鄭和船隊第一次抵達馬六甲。彼時的馬六甲，正處於內戰時期，伊斯坎達爾•沙（馬六甲蘇丹國建國者）的軍隊誤殺鄭和船隊數百人。伊斯坎達爾•沙惶恐，派使者請罪，並提出賠償六萬兩黃金（約該國數年的國庫收入）的請求。鄭和在得知了是一場誤會後，向朝廷稟明此事，提出了和平處理該事的建議。朝廷在經歷一番討論後，最終放棄賠償要求，化干戈為玉帛。馬六甲被大明的寬容所感動，兩國從此和睦相處。而為了增進兩國友誼，同年，伊斯坎達爾•沙率妻子及臣子500餘人，隨同鄭和船隊來朝見大明。永樂皇帝對此高度重視，在兩個月內五次宴請或賞賜該使團，這是明朝接待來朝國王使團的規格最高的一次。大明與馬六甲王朝的友好關係，奠定了鄭和船隊下西洋的物質基礎。鄭和船隊的每一次出使，都需要一年半以上的時間，期間需要消耗大量的物資。馬六甲獨特的地理位置，無疑成了船隊存放和補給物資的理想地點。也正因此，在隨後的六下西洋中，鄭和船隊有五次都經過了馬六甲。鄭和船隊是大明維護海上藩國重要的軍事力量，宣揚大明神威、鞏固宗藩關係、傳播中華文明是其主要任務。因此，在調節藩國關係中，鄭和船隊有著重要作用。馬六甲地處戰略要道，周圍強敵環伺，暹羅在北邊虎視眈眈，南部的爪哇諸國一直在騷動。如果馬六甲面臨戰爭，不僅意味著鄭和船隊中轉站的不穩定，也代表著大明政治影響的減弱，這是大明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在得知暹羅一直有進攻馬六甲的野心後，鄭和親自前往暹羅，勸說其與馬六甲交好。

明朝時期，成祖朱棣已經注意到了海權對於王朝的重要性，下西洋的起點是蘇門答臘，婆羅以東，稱為東洋，以西，稱為西洋。也就是說當時認為控制了這個點就可以以此為據點進取西洋，這也將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支真正的航海遠征軍，開闢中國歷史上的海權時代。但是很可惜的是，朱棣、鄭和以後，皇家海權夢逐漸失落，反倒是民間海權夢方興。

嘉靖時，閩人吳樸著《渡海方程》，主張在海外接都護府，開市舶司。從東洋到西洋，從南洋到北洋，八萬裡水路，都要設定。如果按照現代人的眼光來看這個問題的話，但是這樣的眼光，已超越海防，含有以海權立國的思想。正是要透過這些杜虎符和市舶司將鄭和下西洋時期的成果儲存起來，從軍事還有貿易兩方面確定了海權。

馬漢認為，一國海權興衰，取決於該國的民間海洋力量。如果要是從這一點來考慮問題的話，明清時期已經達到了這種力量，無論是福建沿海的出海的人還是在南陽以及西洋地區的那些華僑，都可以發展成為中國古代確定海權的重要力量。但是十分可惜的是，明清開始中國開始進入到閉關鎖國的狀態，並沒有意識到這些僑民對於海權確立的重要性，因此，某種程度上，就好似放棄了海權。

為什麼說海權重要呢？用明清時期的倭患問題來解釋一下就很清楚了。明代軍事家鄭若論海防之策有二，一曰“御海洋”，一曰“固海岸”。單論抗倭一事，如果當時明朝以以廣船、福船巡海，就能“御海洋”和“固海岸”，何以非要引倭上岸去集體剿滅。萬曆年間，明海軍與倭國在北韓決戰，就是一場典型的“御海洋”之戰，明海軍大獲全勝。就說明了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