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前，大清的社會生態雖然不能說是欣欣向榮，但是基本上是向上的。

從中央層面看，慈禧雖然誤國，但絕非闇弱之主，她牢牢把握著國家軍政大權，而且為了維護其統治，也採取開放包容的政策，默許洋務派甚至維新派的一些行動，對李鴻章予以極大的支援。只是對威脅其統治的行為予以嚴厲鎮壓，其壽慶雖然挪用海軍軍費是萬萬不該，但究其原因，這實際上也是其維護其自身權威的一種統治策略，只是不合時宜而已，她不可能以犧牲自己權力的代價去換取中國的富強，這是時代的侷限，也是其自身的侷限，因此完全讓慈禧和李鴻章當背鍋俠，是不合適。恭親王雖然被時論認為是小聰明，但卻是皇室中難得的人才，銳意推行行政，也非誤國之人。李鴻章就不必說了，辦海軍，辦洋務，折衝樽俎，做大清的裱糊匠，勉力維持，地方督撫如左宗棠、張之洞等也都推行行政，頗有中興之氣象。

經過三十年洋務運動的發展，大清已經基本山建立其一支強大的海軍和較為完整的重工業體系，民族資本主義也發展起來。三十年來，國家基本無事，而且還在中法衝突中沒有讓法國佔到便宜，導致茹費裡內閣的倒臺，這是大清新政的最高點。甲午中日戰爭則成為一個轉折點，成為中日之間的國運之戰。實際上當時的日本國力並不如中國，只是其改革較為徹底，能夠集中最大力量去和清政府對抗，而清政府內部政治層層掣肘，發揮不了最大合力，對日本也沒有足夠的重視。所以伊藤博文講，日本人不是在和清朝打仗，而是在和李鴻章一人打仗。經此甲午一役，三十年洋務成果煙消雲散，士大夫階層和普通民眾對大清政府的信任可以說是消耗殆盡，各國政府也開始起了輕視和覬覦之心，大清王朝終不免瓜分豆剖之禍。

甲午戰爭前的社會生態可以從四個緯度來說：

1、思想界：現代國家的思潮開始湧動，以康梁為首的立憲派已經開宗立派在東南沿海積極進行活動；以孫文為首的共和派在日本左翼和秘密社團，以及中國“洪門”的經濟支援下，也開始緊鑼密鼓地在旅日和東南亞一帶的華人圈中醞釀發跡。

2、政治界：慈禧依然力促以李鴻章、張之洞為首的洋務派，緩慢推動著政治變革和軍事變革。國家現代化基礎建設有明顯提升，鐵路、電報系統已經在東南大型城市形成了網路，漢陽鐵廠也在不斷試錯中開始走向了正軌，北洋海軍的硬體升級也在緩慢進行中。但即便如此，由於以翁同和為首的傳統清流（機關幹部），掌控財權、言路和部分縣級基層系統，導致國內現代化基礎建設發展滯後，甚至是無法推進。

3、經濟領域：甲午之前，隨著中國基礎建設的推動，其GDP產值成為僅次於英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且難得地出現了中國近代第一次經濟大開放時期。國內出現了以傳統國內商業和金融業為主的晉商系，以海外商業和金融居間業為主的江浙系，同時以兩廣、福建海外遺民（當時由於南洋地區並非國家，且大部分海外華人持有中國黃紙即護照，所以稱其為遺民，而非外華人）為主的反輔投資系也開始形成。中國經濟領域呈現全面井噴的狀態。但由於清政府的稅收政策落後，加上體系化腐敗，導致國庫空虛。

4、民生領域：傳統核心區域百姓生活依舊；經濟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人口外流嚴重，這一時期，山西、山東、福建，掀起了新一輪出西口、闖關東、下南洋的人口外移勢頭；加上美國經歷了南北戰爭後，勞動力嚴重不足，也吸引了大量抱有淘金夢的華人去美。而這些外出人員，則把新的思想傳遞迴國，影響思想界變革。與此同時，民生領域民族平等的思想開始爆發，漢人復國的情緒開始高漲。

公元前二百多年中國的秦末西漢初，西方文明就創造出阿基米德定律。公元后二百多年東漢末年，曹衝還在和鴻儒們玩稱象的把戲！東方的陰陽五行八卦文明雖然博大精深，但是永遠也創造不出自然科學，沒有自然科學理論拿什麼資本主義？拿什麼工業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