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是後宮干政其實就是外戚干政。《漢書》記載漢武帝為了杜絕後宮干政，殺了愛妃鉤弋夫人以絕後患。西漢的滅亡，也是因為外戚干政，王氏家族長期把持朝政，朝廷上下幾乎全是王氏家族的人，最後造成了王莽篡漢。到了東漢，絲毫沒有吸取西漢的教訓，先後出了竇太后，鄧太后，閆太后，梁太后，何太后。幾乎把持了近三分之二的時間。有個干政的太后，必有一個干政的國舅，閆顯，梁冀，藉助姐姐的勢力，在朝堂上作威作福。梁冀就因為小皇帝說他是跋扈將軍，他就鴆殺了小皇帝。所以從兩漢之後，歷代帝王吸取教訓，明令後宮不得干政。這樣一來，就顯得兩漢的後宮干政最多了。

西漢出名的就是呂雉和竇太后。呂雉韓信都能殺，遇到能威脅自己的戚夫人肯定不會手軟的。透過一系列的手段，干預政事也不稀奇了。 西漢以孝治天下，再加上景帝守城之主。對竇太后退讓就很能理解了。 東漢劉秀就是靠門閥士族起的家。雲臺二十八將不是姻親就是故友，就是一張大網。劉秀要殺功臣觸動的利益太大了，只能善待。利益的推動之下，皇后都是在門閥士族裡面挑選。皇后有強大的後援，自然容易干政。

因為兩漢時期女性的地位比較高這是一個關鍵原因。

很多人都以為在中國古代女性地位最高的是唐朝，但其實不然，唐朝女性雖然在服裝上面比較開放，但這反映的大多是唐朝開放的、包容的一種面貌。而女性地位高主要是在漢朝，那時候強烈的男女尊卑還沒有強化，所以才有卓文君夜奔司馬相如、一代歌姬衛子夫成賢后、才會有女子可以多次嫁人的狀況。

其次，便是當時子弱母強，皇帝繼位大多年幼，母親便掌了實權。

兩漢政治有三大特色：一是宦官當權（西漢主要是漢元帝時期）；二是儒生政治（到東漢演變成豪門世族）；三是外戚政治。題幹所說的“後宮干政”就是外戚政治的具體表現形式，之所以出現外戚政治，跟西漢建國初期的政治形態及漢武帝的創舉有關係。

高祖劉邦駕崩後，漢惠帝柔弱，朝中大權由母親呂雉掌握，漢惠帝駕崩後，呂后更是獨攬朝政十餘年。自呂后稱制開始，後族呂氏子弟封王封侯，佔據漢帝國核心要職，由此開啟了西漢外戚政治的源頭。

漢文帝登基後，雖然恪守了高祖“非劉氏不王”的盟誓，但按照呂后留下的舊例，封舅舅薄昭為侯。此後，新皇登基，給外家封侯成了慣例，破了劉邦的“非功不侯”的祖訓。

漢景帝登基後，竇家因為竇太后的緣故，家族勢力擴張迅速，諸竇子弟位列九卿者眾多。漢武帝即位後，竇太后事實上架空了年輕的漢武帝，依靠諸竇子弟及親信掌控了朝政。

由此可見，漢朝外戚政治，自建國初開始，由呂氏、薄氏、竇氏三個外戚，逐步搭建完成，並形成慣例。

內朝官是漢武帝的發明創造，本來是漢武帝用於制約相權的手段。他用一些未入仕或剛入仕的年輕人充當內朝官，這些年輕人大多很有才學，可以充當漢武帝的決策參謀。漢武帝讓他們幫自己做決策參謀，把丞相排除在決策層以外，決策下達後，交由丞相等外朝官執行，讓外朝官成了具體辦事的執行人員。

如此一來，漢武帝獨攬大權。內朝官除了博士弟子，還有很大一部分勳臣子弟和外戚子弟。這些人雖然官職低微，但卻處於決策層中心，作用很大。這些內朝官一般會被授予侍中、常侍、博士等加官，尚書檯就是具體負責內朝官政務的秘書處，“領尚書事”的內朝官慢慢成為內朝官的一把手。

後來，內朝官發生了兩個根本性的變化，一是內朝官由參謀機構演變成決策機構，二是外戚佔據內朝官領導地位，領尚書事由外戚擔任成為常態。

衛青就是以侍中身份參與內朝政務決策，後來他被授予大司馬之職，到漢武帝臨終前，以霍光為大司馬領尚書事。這種以大司馬領尚書事（大司馬是外朝官的三公之一，領尚書事是內朝官首領），成為帝國除皇帝以外的最高長官的格局成型了。

至此，外戚藉由“內朝官制”，名正言順地成為漢帝國首席執政大臣，並完全掌握朝政。

外戚政治之所以如此強大，也不光靠老祖宗的成法，這中間也經歷了與宦官政治、儒生政治之間的鬥爭與妥協。

比如，漢元帝時期就是西漢唯一一個宦官當權的時代，主要的政治鬥爭表現為宦官與儒生之間鬥爭，外戚不大受漢元帝信任，充當了宦官的工具。

漢成帝吸取父親的教訓，重拾外戚政治。這個其實不難理解，本來西漢就是一個“以孝治天下”的王朝，人的天性親近親屬，這就是外戚政治的人性之根。

有人說，西漢末年就是儒生政治與外戚政治的合流，我不大同意這個說法，其實當時儒生和外戚之間的關係，還是以對立為主，直到王莽秉政期間，才有所改善。

到了東漢，無論宦官和世族多麼強大，外戚政治的根，已經深入帝國骨髓，顛簸不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