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如果讓我來回答，我當然是毫不猶豫地說，宋朝君權受到的限制最大。先來看一個歷史事實：兩宋三百餘年，從未誕生過一個獨裁的君主，倒是著名的權相出現了一大串，我們可以列出一個長名單：丁謂、王安石、蔡京、秦檜、韓侂冑、史彌遠、賈似道，等等。所以我說過，宋代可能沒有很好地解決權相專政的問題，但君權則是受到了有效限制。

那麼宋朝君主受到哪些限制呢？我曾經考究過宋代君主所受到的種種約束，其完備性可謂為歷代所不及，既有其他王朝共有的，也有其他王朝所無的。分述如下：

1、天。古代的君主相信上天有一雙眼睛在盯著他，並透過災異向失德的統治者提出警告。宋真宗鹹平六年，“有星孛於井鬼，大如杯，色青白，光芒四尺餘”，這一反常的天象讓真宗誠惶誠恐，對宰相說，“朕德薄，致此謫見，大懼災及吾民。密邇誕辰，宜罷稱觴之會，以答天譴。”連生日也不敢過了。

2、誓約。這是宋代特有的皇權約束機制。“誓約”為開國之君宋太祖所立，內容是：一、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內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二、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三、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3、條貫。條貫，換成今天的說法，即法條、法律。歷朝立法，至宋代時最為完備，宋人說，“天下之法，當與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雖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後天下之大公立。”至少在理論上，宋代的皇權絕不是至高無上的，在它的上面，還有天，還有法，皇權也受法約束。

4、道理。對宋代皇權構成限制的還有“道理”。其淵源來自宋太祖：祖皇帝嘗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對曰：道理最大。太祖皇帝屢稱善。開國皇帝認同“道理最大”，意味著同時承認權力不是最大、皇權不是最大。

5、祖宗法。祖宗家法以“祖宗”的名義儲存下來，其權威大於現任君主的權力，當現任君主做出不符合儒家理想的行為時，士大夫集團就會搬出“祖宗法”，令君主不得不作出讓步。

6、國是。“國是”是宋代特有的制度安排，指君主與士大夫集團共同商定、制訂的“基本國策”，“國是”一旦確定下來，對皇帝、對廷臣都有約束力，皇帝想單獨更改“國是”，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7、史官。以一件小事為例，宋太祖一日罷朝，俯首不言者。久之。內侍王繼恩問其故，上曰：‘早來前殿指揮一事，偶有誤失，史官必書之，我所以不樂也。

8、權力結構。宋代的權力結構是牽制皇權的最重要力量，這個權力結構可以用陳亮的話來描述：“軍國大事，三省議定，面奏獲旨。差除即以熟狀進入，獲可始下中書造命，門下審讀。有未當者，在中書則舍人封駁之，在門下則給事封駁之。始過尚書奉行。有未當者，侍從論思之，臺諫劾舉之。此所以立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端拱於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

君權與相權的矛盾是中國古代專制王朝的基本矛盾之一，直到朱元璋宣佈廢除丞相，君權與相權的矛盾才算是得到最終的解決，丞相制度曾經是對君權限制最大的一個制度設計，丞相制度被廢除以後，君權依然有來自其他方面的限制，比如皇室內部的限制，比如輿論的限制等等。

中國古代的君權上升基本上是一個單調遞增的曲線圖，君權不斷在擴張。中國古代不僅有限制君權的制度設計，還有限制君權的思想，比如孟子就是中國古代限制君權思想的最主要的一個倡導者，孟子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此外還有墨家所主張的“尚同”觀（平等兼愛、立君為民），這些都是中國古代限制君權的主要思想代表。

縱觀宋朝三百多年的歷史，知名的皇帝雖然很多，但是真正稱得上完全獨裁的君主是沒有的，當然這與宋朝的開國祖訓有關，宋太祖趙匡胤曾經立下誓約，有宋一朝不得殺士人，後代皇帝必須恩養士人，因此宋代的官員言論相對於其他專制王朝還是相對比較自由的，他們也會經常去批判朝政，對皇帝提出建議，比較著名的案例如北宋英宗時期的”濮議“。宋朝雖然沒有獨裁君主出現，但是權相卻出現了很多，特別是在南宋，權相輩出，比較著名的如韓侂冑、賈似道等。宋朝雖然在制度設計上對相權進行了有意識的削弱，但是在權力的實際執行過程中，相權是可以得到擴張的，只是換一個名詞而已。

簡單講的話應該是東晉，所謂王與馬共天下，也即門閥士族與司馬氏共同治理天下。

當時，士族群體本身已經非常成熟，不僅有相當的身份、家族的自覺，而且掌握著相當的土地、人丁，壟斷了朝廷中最重要的職位，左右著當時文化的走向。東晉的天子雖然仍有著崇高的威望和號召力，但更多的是頂級家族之間的折衝和平衡（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

換而言之，有著獨立於皇權的門閥士族的存在，才能夠在真正意義上限制君權。在田餘慶先生看來，東晉時期的門閥政治，是中國漫長曆史中的一個特例。是許多特殊機緣之下的產物，君權空前萎縮，而門閥士族空前活躍。換而言之，並不能說南北朝隋唐初的中國孕育了一個所謂的“貴族”階層（參見仇鹿鳴的書評）。

要進一步追索皇權在過往2000多年裡的變化，我們必須首先澄清皇權這個概念——也即：當我們在說皇權的時候，我們究竟在說什麼？

皇帝這個人本身具有很多的身份，宗教意義上他是天的宗子；在家族意義上，他是皇考的兒子，自己祖先的後嗣。他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也是一個龐大政府機構的首腦。作為個人的皇帝可以有很大的權力，但是作為政府首腦的他，則要受到政府日常程式的制約（陸揚《清流文化與唐帝國》）。文書該怎麼寫，他要簽署在哪裡，然後要經過幾道程式，諸如此類的。

唐以來，隨著政府機構的複雜化，作為政府首腦的皇帝也就越來越受到公務流程的制約。比如明代的天子，雖然自己在豹房可以想幹什麼幹什麼，甚至做個木工，但是一旦面對滿朝的大臣，要具體做一件事，就不得不尋求整個文官群體的合作。無論是嘉靖還是崇禎，雖然天資聰敏、精力旺盛，但始終無法有效駕馭整個文官機器。在龐大的政府機構、官僚作風面前，作為政府首腦的皇帝反而成了一個孤家寡人。這大概也是頗具諷刺意義的事情。

為了克服這種情況，皇帝就想法設法建立自己的小班子，也即我們所謂的內朝。透過設立內閣、軍機處這樣的機構，越過龐大的官僚體系。然而，內閣、軍機處的權力越大，本身也開始體制化，也開始變得臃腫。最後也成為了外朝或有了外朝化的傾向。君主就又被自己創立的官僚制度架空了（參見錢穆；白菊彬）。

所以，在王瑞來看來，從秦漢至於明清，象徵性的皇權不斷增長——這是說，人們越來越把皇帝看作是至高無上、無可取代的存在；但是，皇帝實質上能做的事情，即“實質性”的皇權卻在下降。下圖雖然粗疏，也忽略了朝代本身的特點（如宋明清政務運作的差異），但至少可以說明“皇權”概念的複雜性。

以政治制度論，君權所受限制，明清最小，秦漢最大！

有個直觀的參照物就是“相權”。原則上，相權越大，君權越小，相權越小，君權越大。

明清兩代沒有丞相，而“內閣”和“軍機處”僅僅是皇帝的私人秘書團，所以君權受限很小，皇帝基本可以做到“乾綱獨斷”。

內閣的“票擬”僅僅是一種“建議權”（如果提建議也可以算一種權利的話），皇帝的“批紅”才是“決定權”。在制度上講，“批紅”不需要依賴“票擬”。

簡而言之，不管內閣是否“票擬”，怎麼“票擬”，皇帝都可自行“批紅”，而不受“票擬”的任何制約。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明白其中的邏輯？用糙話來說，你丫（內閣）可以提建議，但是聽不聽你的建議，完全在我（皇帝）。

漢唐時期的宰相，尤其是漢代的宰相，與明代首輔，兩者完全不在一個數量級上（清代軍機處還不如明代內閣，不提也罷）。這裡拿漢代皇帝和宰相的“秘書處”舉例，做一個直觀的對比。

漢代皇帝的“秘書處”稱為“六尚”（“尚”就是掌管的意思）。六尚分別是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尚書。望文而知其意，前五尚就是管皇帝私人的衣食起居的。而尚書則是協助皇帝管理文書的，也就是皇帝的私人業務助理，職權和地位非常一般，遠不是後來我們熟知的那樣。

漢代宰相的“秘書處”，其配置就要豪華的多。共有十三個部門，即所謂的十三曹。這十三曹基本覆蓋了帝國運轉的方方面面。

西曹，主管府史人事。東曹，主管二千石長吏的人事。二千石是當時最大的官，以年俸有兩千石谷而得名。也就是朝廷所有官吏的人事管理任免升遷，都要經宰相的秘書處。

戶曹，主管祭祀農桑。奏曹，管理政府章奏。詞曹，主管詞訟，司法中的民事部分。法曹，主管郵驛科程，略類似現在的交通部。尉曹，主管卒曹轉運（運輸）。賊曹，主管盜賊（公安）。決曹，主管罪法，司法中的刑事部分。兵曹，管兵役。金曹，主管貨幣鹽鐵。倉曹，主管倉谷。黃閣，主簿錄眾事，相當於秘書處的總務主任。

這十三曹的設定，對應的是當時政務都要彙集到宰相，而不歸屬於皇帝的制度。依據法理，漢代一切政務權利，應歸於相府，而不歸於內廷，宰相才是政府的實際領袖。

漢代中央政府的組織結構，也與此相對應。漢代的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是政府的最高官員。太尉主管軍事，為武官首長。丞相主管行政，為文官首長。御史大夫（俗稱“副相”）主管監察，協助丞相監察行政官員。而且按照漢代慣例，只有做過御史大夫，才能升任為丞相。因此，丞相就是實質上的最高行政長官。

由於存在“相權”的制約，個人以為歷史上漢代應該是皇權受限制最大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