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電視上或文獻中經常可以見到中國的古代，商周秦漢都是一人一席的分餐制。但到了唐宋之後，吃飯就成了一種熱鬧，共餐的文化直到今天。那又是為什麼改變的呢？

1、外來文化的影響。

唐宋時期經濟文化快速發展，國富民豐，衣食無憂。人們的生活質量大幅堤高，都想好好享用美食。加上餐館酒樓快速興起，為了照顧眾多食客的胃口，分餐製作食物速度已經難以撐起大量的消費需求，因此一出鍋眾人就紛開吃，形成了一個趨向。

2、傳統禮教信仰的影響。

中國傳統信仰孔子學說，天下大同，最早的施粥棚就體現了這一點。中國歷史上農民階層比較多，僧多粥少，難以分餐。為了讓更多人活下去，只能合餐。這也是大鍋飯的由來。而西方信仰基督，講個人自由平等，人文主義思想濃厚，個人的追求，個人的存在是首要目標。

中國的分餐制何演成合餐制是不可能的。因為在外面就餐時，外面就餐人員雜亂，不知道誰帶有傳染疾病的。所以合餐制是不可能的。如果家裡面有人帶有傳染病的人員，以不適合合餐制。合餐制這有家裡面沒有人帶傳染病的家庭才適合。

可以從考古年表，講講華人分餐制到合餐制的。

考古發掘跟“吃”關係很密切：鼎、簋（guǐ）、甑（zèng）、甗（yǎn）、簠（fǔ）、豆，這些青銅器中常見的器型，原本都是食器。

胡椒、花椒、高良薑這些調味料，在曾侯乙戰國墓和馬王堆漢墓裡都有發現；

雞鴨魚骨在各種墓葬發現的也都不少；

青海喇家遺址出土了新石器時代的祖先們吃剩下來的麵條，這就比較罕見了；

新疆吐魯番阿斯塔拉唐墓也發掘了不少點心實物，其中就有餃子，與現代常見的餃子在大小和形狀上幾乎一模一樣。

從分餐到會食

——上面的漢墓壁畫上可以見到席地而坐、一人一案的宴飲場面，典型的分餐

因此，要說吃得從坐開始說起。孔子曾說：“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

古人都是席地而坐，設席每每不止一層。緊靠地面的一層稱筵，筵上面的稱席。筵席之稱，由此而來。進餐方式除了席地而坐外，有身份的貴族憑俎案而食。後來我們常說的“舉案齊眉”的案指的就是這個。

——春秋青銅器王子臣俎

——四足漆俎

在山西襄汾陶寺龍山文化遺址中，出土了一些用於飲食的木案。這些木案平面多呈長方形，長約1米，寬約30釐米，木案下方有木條做的支架，高度僅15釐米左右。木案出土時，案上還放有多種酒具。在遺址中還發現了與木案形狀相近的木俎，也是長方形，略小於木案。俎上放有石刀、豬排或豬蹄等，這應是放置祭祀牲畜的祭俎。

在夏商時期墓葬中也發現有俎案，這些俎案由木、石、銅等各種不同的材質製作，木質多施以紅色，再以白、黃、藍、綠等色繪上圖案，石質、銅質多保持材質本色。

以小食案進食的方式最晚在龍山文化時期便已出現。陶寺遺址的發現，不僅將食案的歷史提到了4500年以前，而且也指出了分餐制在古代中國出現的源頭，古代分餐制的發展與這種小食案有不可分割的聯絡，小食案是禮制化分餐制的產物。

在漢墓壁畫、畫像石和畫像磚上，經常可以看到席地而坐、一人一案的宴飲場面。《史記·孟嘗君列傳》裡也有分餐制的佐證：戰國四君之一的孟嘗君田文廣招賓客，禮賢下士，平等對待前來投奔的數千食客，無論貴賤，都同自己吃—樣的食物。一天夜裡，田文宴請剛剛投奔自己的俠士，有人無意間擋住了燈光，俠士以為自己吃的飯與田文兩樣，一時間怒火中燒，起身就要離去。田文趕緊親自端起自己的飯菜給俠士看，原來他們所用的都是一樣的飲食。俠士愧容滿面，當下拔出佩劍，欲自刎以謝誤會之罪。

可這似乎與華人熱熱鬧鬧圍桌會食的聚餐傳統有些不一樣。

——唐代壁畫上的場景已變成了眾人圍坐在一起的會食

會食制應該出現在唐代引進胡人的高桌大椅之後。

中國古代飲食方式的改變，確實是由高桌大椅的出現而完成的，這是中國古代由分食制向會食制轉變的一個重要契機。”唐代時椅子就已經很流行了，“敦煌473窟唐代宴飲壁畫，畫中繪一涼亭，亭內擺著一個長方食桌，兩側有高足條凳，凳上面對面地坐著9位規規矩矩的男女。食桌上擺滿大盆小盞，每人面前各有一副匙箸配套的餐具。這已是眾人圍坐一起的會食了。

從叉子到筷子

現代人吃飯一般有三種工具：手指、叉子和筷子。用叉子的人主要分佈在歐洲和北美洲，用手指抓食的人生活在非洲、中東、印度尼西亞及印度次大陸的許多地區，用筷子的人主要分佈在東亞大部。

使用筷子固然是中國的古老飲食傳統，但實際上，勺子和叉子也曾在古代中國扮演過相同的角色。考古學證實，中國的餐叉出現在4000多年前，而隨著西餐傳入的餐叉卻只有100多年的歷史。

華夏先民的主食是粥飯，副食為羹湯，這些都不便直接用手指抓食。在黃河流域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一般都有骨質餐匙的出土。

黃河下游地區的大汶口文化居民，也時興使用餐匙進食，而且他們的餐匙製作大都十分精巧，包括一些器形標準的勺形匙，還有一些蚌質餐匙。

大汶口文化許多精美的餐匙都被作為隨葬品放在了死者的墓中，發掘時看到餐匙常常握在死者手中。

在長江流域也發現了一些新石器時代的骨質餐匙。

河姆渡文化居民有相當精美的鳥形刻花象牙餐匙和標準的勺形餐匙。

那時冶金術尚未發明，因此餐匙的製作主要以獸骨為原料，而且形制分為勺形和匕形兩種。匕是餐勺在古代中國的通名，但現在，匕的這一古意已經完全消失。

餐叉也起源於新石器時代，但在地域上並不普及。甘肅武威市皇娘娘臺齊家文化遺址曾出土一枚扁平形骨質餐叉，為三齒；

另外青海同德一處遺址曾發現過一枚骨質餐叉，為雙齒式，全長25.7釐米。這兩枚餐叉都出土於西北地區，說明那裡可能是餐叉起源的一個很重要的地區。

餐叉在考古發掘中出土的數量相對較少，古代餐叉的使用與肉食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絡。中國古代將‘肉食者’作為貴族階層的代稱，餐叉可能是上流社會的專用品，應當不會普及到一般民眾中。下層社會的‘藿食者’，因為食物中很難見到有肉，所以用不著製備專門食肉的餐叉。

而被視為國粹的筷子，出現得並不比勺子晚，《禮記》等文獻中多有記載。在考古發掘方面，年代最早的古箸出自安陽殷墟，有青銅箸6支。

湖北清江香爐石遺址發掘時，在商代晚期和春秋時代的地層裡都出土有箸，有骨箸，也有象牙箸。

漢代墓葬如馬王堆出土過竹箸。漢箸長度一般為25釐米上下，

江蘇丹徒丁卯橋遺址出土的一批唐代銀器中，有箸36支，長度一般在28釐米至33釐米。元代的箸略有增長的趨勢，而到了明清，箸的形制長短粗細已與現代箸差別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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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我前兩天就注意到了，但對問題持有的觀點並不太認可。以下逐一說明：

【分餐性質的不純粹】在春秋戰國時期，有大量的記載證明了分餐、分席涉及禮儀。但就當時的奴隸制社會而言，這種分餐應該並非是人人都可堅持的，起碼奴隸不可能有那麼精美豐盛的食物。而包括分席、席位也都可見顯著受階級影響，有著資源分配的意識表現。

如成語“食指大動”和“染指垂涎”是指春秋時，楚人獻黿（甲魚）於鄭靈公，公子宋在食指大動後，對公子家說“我一定要嚐嚐這個美味”。但在分食甲魚時，鄭靈公沒給公子宋吃，於是公子宋怒而用食指在燉甲魚的鼎沾了沾，嘗完味道後就跑了。鄭靈公因此想殺公子宋，卻被公子宋和公子家反殺。

由此可見分餐的禮儀之說是次要的，不同階級的分餐涉及截然不同的資源分配才是要點，甚至這可能涉及國君的偏倚和臣子的功勞。反觀《禮記·內則》則可見“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之說，如果分餐制無分場合都是必要的，那這句話就太多餘了。

【分餐意義的變化】今日出土的漢代《夫婦宴飲圖》中，可見夫婦同席，而且碗的數量有點多（見下圖）。因此對分餐或合餐的堅持是否是一貫徹底的，就很值得玩味。並且在漢代有一個“姤”字（多音）。意思是說“二人同室，兄弟合食。和樂相好，各得所敬”（見《焦氏易林》）。而在南北朝時，比如《金樓子》中又曾記載，劉道真常與一人素拌草中食。有一次他見一個青衣老太領著兩個小兒路過，便調侃道：“青羊將二羔。”而老太太反斥他說：“兩豬共一槽。

這可以看出，從春秋戰國之後，隨著食物資源的豐富，分餐原本的堅持發生了意義上的變化，因此才更可能涉及對禮儀的強調。與外人是宴，因此不同於和家人共食。甚至可能在民間，一直都沒有對分餐禮儀的很好強調。

【後世的變遷】之後便是隋唐兩宋，從《韓熙載夜宴圖》中可以看到，即便出現了胡椅和更精細的食物加工方式，宋代官員也仍在堅持分餐、分席，但這只是宴。反觀唐末的《虯髯客傳》，有“公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因此分餐與合餐，或者只是禮儀的不同，並且在書中這處使用時，有刻畫人物豪邁、不拘泥世俗禮法的用意。

【明清宴席的變化】無分明清，在宮廷禮儀中仍可見分餐分席，但在明代仇英版的《清明上河圖中》，卻發現同席（同桌）而食。那麼對比春秋戰國時期的食物資源匱乏，顯然城市密度、空間佈局這些事情會導致同桌共餐。對店家來說，分席太佔地。於是合餐於宴席的發展，就是因生活實際需求產生的變化，它不是對禮的放棄。

時至民國，轉席、公筷的提倡是因為人們更好的意識到了疾病傳染。但在無人強調分席分餐的前提下，我們能看到電影《小兵張嘎》中的拿起幾根蘿蔔條和饅頭，選個位置進食。而且在河南等地也有整鍋炒菜、燜飯、熬粥、煮麵後再各自取食的情形（今日猶可見）。或是山西等地也同樣有盛一海碗麵後，蹲坐在村口邊吃邊聊。

這些並非是分餐，也不是共餐，而更像是更原始的“取餐”。這種取餐特徵明顯的還有自助餐……我想沒人會懷疑它與分餐相比更不衛生，除非不用公共餐具二次取食。因此大致來說，中國的分餐或合餐甚至取餐，都是基於實際生活需求出發且同時保留著，並且隨著人們的日常需求而倚重不同，不是從一種變成另一種，這種想法太簡單了。

今天我們提倡分餐合理，以及公共餐具的使用，也只是因為飛沫傳播、交叉傳染、病從口入等衛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