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一說文景之治與“三十稅一”。

關於二者的關係，常見表述是：

“漢文帝和漢景帝注重農業生產，提倡以農為本，要求各級官吏關心農桑，並進一步減輕賦稅和徭役，把田賦降到了三十稅一。文帝和景帝時期，重視‘以德化民’，廢除了一些嚴刑峻法……這一時期的統治局面，歷史上稱為‘文景之治’。”

這類表述很容易給人一種印象：三十稅一大大減輕了百姓負擔，百姓們在文景時代可以過上較為輕鬆的生活。

這是一種誤解。

♦ 宋人《卻坐圖》中的漢文帝形象

當然了，“三十稅一”確實是一個歷史事實。《漢書・文帝紀》裡記載，文帝曾下詔“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漢初的田賦是十五稅一，減為一半就是三十稅一。《漢書・食貨志》裡也記載，漢景帝曾“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可見三十稅一這項政策，在文帝和景帝時代確曾實施過一段時間。

之所以說“三十稅一大大減輕了百姓負擔”是個誤解，是因為在文景時代，真正構成百姓負擔主體的，不是田畝稅，而是人頭稅。

這裡的田畝稅與人頭稅，皆取廣義。前者主要指的是田賦，按政府估算的田畝產出來徵，“三十稅一”便是指這一塊。後者則包括口賦（針對未成年人）、算賦（針對成年人）、徭役、兵役等，皆是按戶口人頭徵稅。

學者高樹林以糧價折算的方式，測算過漢代百姓每戶每年的田畝稅和人頭稅，其結論是：人頭稅佔到了漢代百姓負擔的九成以上，田畝稅只佔了不到一成。具體資料見下表：

這張表裡的漢代家庭，指的是一個五口之家，大體可以理解為夫妻二人加上三個子女。之所以用五口之家來測算，是因為《漢書・食貨志》裡，晁錯曾對漢文帝說過，“今農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這等於提供了一項資料：五口之家耕足100畝田地，每年最多能收100石糧食（這個耕種面積和收入總量是個極限值，實際上多數家庭做不到），按三十稅一，交給朝廷的田賦便是三石三鬥。

人頭稅方面，針對未成年人的口錢是每丁23錢，針對成年的算賦是每丁120錢（實際當然不止，因為朝廷常常重複徵收口錢與算賦）。徭役、兵役的折算，也按朝廷規定的時間和折錢標準來算，如兵役的“踐更”標準是每月二千錢（實際上也不止，因為朝廷常常臨時徵發勞役和兵役）。

♦ 漢代陶製女立俑，引自故宮博物院官網

如此，再按漢代的糧食價格，將田畝稅與人頭稅全部折算為錢，便能得出漢代百姓的田畝稅負擔與人頭稅負擔的比例。表中使用了多個價格，是因為漢代歷史漫長，不同時代的糧食價格有差別。最後一項人頭稅減半，則是針對可能出現的“人頭稅測算過高”的質疑，而採取的一種“退而言之”。誠然，上述測算不可能百分百精準，但已足以直觀地說明：僅僅將田賦從十五稅一減為三十稅一，對減輕漢帝國百姓的負擔而言，是幾乎沒有什麼作用的。

這也是為什麼晁錯在向漢文帝講述百姓生存境況很慘時，會將重點落在人頭稅上面。他說：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覆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

五口之家中，至少有兩名成年勞動力需要經常去服勞役，因“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而一年四季不得休息，指的都是人頭稅負擔。晁錯說，這些沉重的常規人頭稅，再加上非常規的水旱災害、急暴之政與額外賦斂，共同造就了百姓們賣掉田宅、賣掉子孫來活命的現象。

同時代的賈誼也留下了相似的論述。他告訴漢文帝，淮南之地的郡縣百姓之所以紛紛拋棄家園，逃亡到諸侯王的地盤，不是因為田賦太重，而是徭役太重：“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餞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往來長安的徭役將這些百姓壓得喘不過氣來，所以他們不想做郡縣百姓了，都想去做王國的百姓。

既然文帝與景帝的“三十稅一”，解決不了人頭稅負擔沉重的問題，漢帝國的百姓們便只好自尋出路。

這個出路，就是拋棄土地逃跑，不做編戶齊民。晁錯在給文帝的奏疏裡對比了做農民和做商人的不同命運：農民要承擔沉重的人頭稅，許多人落到“賣田宅鬻子孫”的地步；商人所要承擔的“算賦”（人頭稅之一）雖然是農民的兩倍，但他們透過貿易賺到的錢足以負擔這些稅賦，還可以過上“衣必文采，食必梁肉”的好日子。所以，現實是“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最後的結果就是農民紛紛把土地賤賣，然後成為流亡者。

♦ 漢陽陵出土斷臂裸俑。引自漢景帝陽陵博物院官網

晁錯此策可以給農民帶來一些利益，但只能治標不能治本。畢竟，人頭稅負擔並未減輕，農民固然可以在市場上以更高的價格出售糧食，獲得更多的金錢收入，但仍要面對“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等勞役徵發——這些徵發要佔據時間，要佔據勞動力，與鼓勵農夫努力耕作其實是衝突的。更何況，朝廷也不可能一直賣爵位賣贖罪名額，人為抬升的糧價，最終還是會按市場規律回落。

所以，西漢雖然時常推行三十稅一的惠政，但農民們脫離編戶齊民，將自己蔭庇到有地位有權勢的“豪民”門下的現象，始終沒有得到好轉。做“豪民”的蔭庇人口，好處是可以逃避徭役、兵役等種種人頭稅，壞處是要向豪民繳納遠高於十五稅一、三十稅一的田租。用王莽的話來總結就是：

“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鹹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

意即，在人頭稅負擔無法減輕的前提下，田賦降為三十稅一遠不足以將百姓留在編戶齊民之中，他們紛紛拔腿逃亡，連人帶田地蔭庇到豪民門下。擁有這些田地的豪民，給朝廷繳納的田賦是三十分之一；耕種這些田地的百姓，給豪民繳納的田租，則是十分之五。

簡言之，只有理解了西漢的人頭稅負擔遠大於田畝稅負擔，才能理解當時的百姓們為何寧願忍受“豪民”的十稅五，也不願做三十稅一的編戶齊民。

①《初中歷史》七年級上冊，人民教育出版社2021年第6次印刷，第55-56頁。

②《漢書・文帝紀》。

④高樹林：《試論中國封建社會賦稅制度的稅役變化問題》，《中國史研究》1989年第1期。

⑤晁錯：《論貴粟疏》。

⑥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人頭稅，應該有著控制人口的制度考量。清朝廢除人頭稅的後果，就是人口的暴長，以有限的耕地，養活無限的人口，不過百年，中產之家可以赤貧。康乾盛世，雖然國家有百年之治，然而百姓皆萬里家家貧窮，人口因素是官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