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網站文章截圖來源：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20/11/joe-biden-america-world/617016/舊的政治已經結束，拜登將無法修復美國的關係網

法意 · 導言美國2020年大選終於落下帷幕，但對當選總統喬·拜登來說，特朗普主義（Trumpism）的陰雲將難以消散，轉變美國的對外政策困難重重。從奧巴馬時期就實行的收縮戰略（retrenchment）在特朗普時期得到加強，美國收縮的保護傘讓盟友以及全世界缺乏安全感。作者湯姆·麥克塔格（Tom Mctague）於2020年11月8日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發表本文，透過採訪來自美國和歐洲的十幾位外交家、政府官員及他們的助理，分析拜登面臨的外交形勢以及在美國後霸權時代，世界經歷的不安全感。

希望，是許多國家意識到拜登當選下任美國總統時的普遍心情；更準確地說，是意識到特朗普不再是總統時的心情。至少現在，北約（NATO）安全了；跨大西洋聯盟（the transatlantic alliance）安全了；全球自由貿易也安全了——整個世界都安全了。年輕人（因為疫情）都搬回家來；《巴黎氣候協定》、伊朗核問題協議、甚至受挫的多邊主義也有了轉機。對於支援這些事的人來說，一個權力最大卻蔑視這一切的人的下臺，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時刻。但大選結果之接近讓人恐懼特朗普不會就這樣離開。他就像童話裡受傷的野獸，潛伏在角落，隨時準備發起反擊。即使他用司法程式抗議失敗，或者他不在2024年再次競選，他的影響力也不會消失。面臨新冠危機和經濟衰退，特朗普仍能把選票咬得這麼緊，這顯示出“特朗普主義” （Trumpism）仍然大有市場。對全世界來說，“需要保護”是最重要的事。對世界上其他國家來說，無論特朗普和特朗普主義在接下來的幾周或幾年裡會怎麼樣，他們崛起的原因以及他們暴露的問題肯定不會就此消失。其他國家領導人相信，特朗普在過去幾年一直是、可能在未來幾個月還會是個徹頭徹尾邪惡，無知，危險的總統，但他們應該意識到特朗普並不是美國對外關係存在結構性問題的原因。從競選到投票期間，我採訪了來自美國和歐洲的十幾位外交家、政府官員及他們的助理。由於涉及外交敏感話題，許多人在採訪時要求匿名。他們中大多數人都希望拜登勝選，但同時也認為美國在國際關係中面臨的嚴重問題並不會隨著特朗普下臺而化解。選舉結果的差距比他們的預期更小，也印證了他們的擔心。“舊的政治已經結束。”在選舉前一位歐洲國家領導人的高階助理如此說道。這一說法在我的採訪過程中反覆出現，尤其出自那些質疑拜登會做出顛覆性調整的人。過去四年，德國、法國、比利時、英國四國已經不只是習慣性不與美國合作，而是反對美國的政策，例如在氣候變化和國際貿易問題上。在其他對抗性不那麼強的方面，美國的盟友們也已經適應美國政府的冷淡，獨立應對白俄羅斯危機、土耳其在地中海的軍演以及黎巴嫩爆炸事件。過去常扮演和平協調者或民主拯救者的美國，近四年卻經常缺位，甚至造成破壞，或者不再清楚自己的目標和使命。白宮將迎新主，但世界對美國決策穩定性的信心仍未建立。潛藏在暗處的特朗普威脅著拜登的每一次行動，在這種情況下，拜登能在接下來的四年中取得什麼樣的成績呢？大多數來自歐洲的受訪者認為，美國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就開始採取收縮戰略（retrenchment），並在特朗普時期繼續加強。因此，即使拜登能儘量恢復民主體制，最終可能都會導向更嚴重的問題。而這一切不能歸咎於特朗普，只能是美國自身。英國戰後偉大的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Ernest Bevin）曾說道：“潘多拉魔盒一旦開啟，什麼樣的特洛伊木馬都可能跳出來。”至少在歐洲，已經有一隻跳了出來：擺脫美國。在支援北美殖民地獨立的宣傳冊《常識》中，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認為“一整片大陸一直讓一個小島統治是非常愚蠢的”。自然，托馬斯指的是英帝國對北美的統治。但他可能從未想過，有一天美國也會成為那個“小島”，統治著歐洲大陸，雖然是歐洲各國請求強大的美國提供保護。而現在，歐洲政治家們，尤其是剛剛提到過的歐洲大陸最強大的三個國家的政治家們想要反抗這一統治。法國總統埃瑪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在去年接受《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採訪時表示，歐洲需要明白，世界已經變了。馬克龍說道：“美國在戰略問題上迅速拋棄歐洲盟友，是出乎所有人預料的。”而裂痕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就出現了，他一度拖延對敘利亞政府軍在戰場上使用化學武器作出反應；馬克龍認為“那是西方集團最初的崩塌”。因此歐洲在防禦、安全、經濟上的主權都需要重新思考。法國長期以來就希望透過歐盟重建昔日的國際影響力，美國的退出對法國來說根本不是威脅，而是無論美國政府如何更替都不可錯失的好機會。（而奧巴馬對歐洲有自己的打算。在任期的最後一年，他在接受《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採訪時，說出了不少“特朗普式”的評論，例如抨擊歐洲“搭美國的便車”；威脅英國若不增加國防開支將失去和美國的“特殊關係”；還要求歐洲承擔更多全球領導責任。他對記者傑弗裡·戈德堡（Jeffrey Goldberg）說：“我們不用總是走在最前”。他還鄙視地說歐洲和阿拉伯國家“在美國做事的時候卻在一旁看戲”。）英國嘲諷馬克龍根本就沒有“重新思考”，只不過是搬出“戴高樂主義”那一套，透過限制美國霸權來保全自身。英國和拜登政府自有一系列問題需要處理。在奧巴馬時期，英國政府就對自己的忠誠得不到滿意的回報甚為憂慮。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身邊的一位親信（要求匿名）對我說，英國和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並肩戰鬥了將近20年，蒙受了巨大損失，也比其他任何一個北約國家在國防上的投入多。但得到了什麼回報？在對其他歐洲盟友感到憤怒之時，奧巴馬卻對德國總理默克爾懷有好感，儘管默克爾領導力的缺乏正是他所反感的，並且德國從沒達成過北約規定的國防費用必須達到2%GDP的目標。法英兩國都對美國民主黨執政有特殊的擔憂。他們都曾討好特朗普政府，都想從美國的外交政策中尋求獨立。一位法國前外交官對我說，馬克龍擔心可能不受拜登政府歡迎，因其主推歐洲脫離美國尋求戰略自主以及他曾激烈批評奧巴馬。同樣，英國大力推動和美國達成貿易協定，並想透過和歐盟達成脫歐協議試圖破壞北愛爾蘭和平（《貝爾法斯特協議》）的舉動，都讓英國的一些官員擔心，英國和特朗普政府走得太近了。選舉結果的接近又給拜登製造了另一個麻煩。過去四年間，許多歐洲國家一邊極力維護國際協議，一邊等待特朗普下臺，等待民主黨政府可以帶來新的希望。但現在由於民主黨以微弱優勢勝出，其他國家可能仍然觀望，又期望下一次共和黨人當選後的情況。如果英法兩國和拜登政府產生新問題，那德國就更難處理了，雖然默克爾和特朗普政府的緊張關係可能會使德國成為最希望看到拜登勝選的歐洲國家。一個歐洲大國的駐歐盟大使表示，德國積極推動歐盟建立更大自主權，不僅因為德國國內民眾態度的深刻變化，還因為德國越來越依賴中國市場。兩位來自歐洲的高階官員說道，德國從過去12年學到了一個明確的道理：不論美國總統是誰，美國和歐洲都在漸行漸遠。其中一位官員說道，雖然特朗普在收縮戰略上收效甚微，但他傳達出一條明確的資訊：我們要離開這兒（We’re out of here.）。另一位官員補充道，德國和歐盟與奧巴馬和特朗普政府都同意，歐洲得靠自己保護自己。“不管怎麼說，這是歐洲人自己的事。”這個官員還表示，花錢多少決定權力大小。無代表，不納稅（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1942年1月，8萬英帝國士兵在新加坡島向日本投降，當時的首相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將其稱為英國軍事史上的“最大災難”。由於深陷歐洲和北非戰場，英國無力防守這一關鍵海軍基地。對英國來說，這次失敗是巨大的恥辱，但對澳洲來說，這更是致命的威脅。一夜之間，澳洲戰略安全的關鍵被敵人佔去。等到新加坡在戰爭結束贏得獨立後，澳洲人銘記這一慘痛教訓。到1951年，美國已經正式向澳洲提供保護，也標誌著這一模式在全球複製的開始。等到英國宣佈不再能保護希臘的時候，面臨地中海國家可能落入共產主義影響範圍的前景，哈里·杜魯門（Harry Truman）決定介入，宣佈“自由人民正在抵抗少數武裝份子或外來勢力征服之意圖，美國將制定政策支援他們”。杜魯門主義誕生了，美國霸權時代正式開始。到目前為止，無論特朗普犯過什麼錯誤，受到美國保護的國家還從未面臨過“新加坡式”的危機。俄羅斯還未在領土問題上挑戰過美國領導的北約，中國也還未挑戰過美國對臺灣的保護。但我在和歐洲外交家、官員、外交政策分析師交談時，他們都同意美國正收緊它的保護傘。雖然1947年的英國和今天的美國不可同日而語（後者比前者強大得多），但美國仍然和英國面臨同樣的戰略問題：面對國內越來越大的分歧和經濟衰退，美國還能維持其在歐洲和亞洲提供安全的角色嗎？就像上世紀40年代的澳洲和希臘，這一問題對今天的許多國家來說同樣是性命攸關的。問題的答案不是能否依賴現任美國總統提供保護，而是長期來看是否有這樣一位美國總統能提供這樣的保護。更準確來說，是美國選民是否繼續接受沉重的軍費開支。杜魯門主義面世70年後，希臘再次出現緊張局勢。但這一次美國似乎並不太在意。而類似的情節在特朗普執政時期反覆出現。在英國與歐盟就脫歐程序發生分歧時，英國不無苦澀地發現美國盟友消失了，本應出現的協調者缺位了。但即使美國真的介入，根據來自法國、德國和比利時的受訪者的意見，歐盟也不會歡迎美國插手聯盟內部事務。歐洲正悄然擴大影響力，而美國正在撤退。因此現在歐洲面臨的問題不是拜登政府是否會修復跨大西洋關係，而是美國社會是否支援這一舉動。在選舉前，我採訪了一位特朗普政府的前成員，他回憶起特朗普對北約成員國不願掏錢感到沮喪。成員國對北約日常開支分擔之少也令他大為光火。他一直執著於讓德國付出更多。雖然特朗普執著於德國對北約的貢獻一事在他的顧問團看來有些奇怪，但他們仍然相信他是對的，認為憑藉德國的經濟實力和體量以及對美國保護的依賴，其對北約防務開支的貢獻實在是太少。面對美國方面的壓力，德國政府也無計可施。據一位美國官員稱，德國無法讓納稅人支援增加軍費的政策。這個理由讓美國政府非常生氣，質問道，為何美國就能獲得納稅人的支援呢？雖然最後德國同意增加支出，避免可能出現的危險局面，但這場美國德國之間的衝突同樣暴露出，即使如美國一般龐大的經濟體，也在維護自己的霸權時承受著巨大的政治和財政壓力。就像前英國駐美國大使金·達羅奇（Kim Darroch）對我說的一樣，美華人之所以選擇特朗普只是因為傳統政客和政黨的政策並沒有達到他們的期望。歐洲各國領導人認為他們也從中吸取了教訓。倫敦國王學院國際關係學的名譽教授勞倫斯·弗裡德曼（Lawrence Freedman）告訴我，澳洲和希臘在上世紀40年代面臨的危機，和今天美國眾盟友面臨的危機的區別在於，二戰後強大的美國是英國保護傘沒落後完美的替代，但今天，美國的盟友們卻找不到另外的替代了。弗裡德曼說道，中國沒能在特朗普政府不受歡迎之時填補空白，抓住廣交盟友的機會，是“巨大的失敗”；而歐盟已經獨立做出了對白俄羅斯的制裁決定，希望依靠意願、制度和防禦能力採取獨立自主的國際政策。在競選時拜登表示，希望成為一位領導美國轉變的總統。但美國的盟友們並不知道，在國際層面，拜登想朝何處轉變。

文章來源：Tom Mctague, Joe Biden Won’t Fix America’s Relationships, The Atlantic, November 8, 2020網路連結：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19/10/europe-not-america-home-free-market/600859/

譯者介紹

傅聲北京語言大學翻譯專業，現為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創作如在空山中發聲，求得迴響。

終有九牛二虎之力，有蓋世勇謀的總統，也須要十年二十年，才能將美國從坭譚中拉出，從火海中拯救，上了年紀的總統是須要一定魄力的，美國想要改變形象，想受國際社會尊重，就必須廢除資本主義制度，改變霸權主義行為，廢除種族歧視，從新人權，重建以人民為基業，只有這樣的美國總統，才能把國家和人民，從坭潭中拯救岀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