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權力的獨佔性。所以中國古代歷代君主們都對商人階層的存在充滿警惕和歧視，透過一系列的手段來壓制他們。

春秋戰國時期，最早的一批改革者們就深刻發現：商人的存在會威脅政權的穩定。如齊國的管仲就曾經總結過：“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如果國家出現大商賈，就表示國家的財富都已經聚集到個人手中。出現這種情況，是非常可怕的，國君就喪失了對他們的控制，不能透過利祿這種手段來驅使他們。同時財富聚集到個人手中，會使貧富差距加大，窮人們也不會再去害怕刑罰，因為窮，光腳不怕穿鞋的。這樣會導致統治混亂。

到了商鞅變法時期，商鞅也和管仲保持一致的看法。他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來約束商人，降低商人的地位。如“廢逆旅”，廢除旅店，使商人們外出經商沒有居住場所。設定重稅，限制農民去經商。

漢朝建立後，明文規定商人的服飾不能夠穿著絲綢，且到哪裡去都不能夠坐車，只能步行。晉朝在細節上更加完善，規定商人們穿鞋還需要穿著不同的，一隻腳穿白鞋，一隻腳穿黑鞋。

唐代開創了科舉制度，打破了門閥對士族的壟斷，使平民百姓有了做官的機會。但依然沒有忘掉商人群體，規定商人及其子弟不能夠參加科舉。

明代朱元璋更是仇富，在他的治下，農民都可以穿綢、紗、絹、布這些衣料製成的衣服，但是商人們只能穿絹、布兩種製品。

漢代初期，國家一度奉行無為而治，經過多年的休養生息，經濟迅速恢復，出現了一些全國性的商業大都會，如洛陽、成都等，也出現了很多大工商業主，他們透過經商、開礦、種植等方式，迅速成為家財萬貫、富甲一方的家族，實力雄厚。司馬遷在《史記·平準書》中說：“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

然而民營經濟的增長，並不會讓統治階層感到快樂，反而讓他們感到恐慌。他們認為開礦煮鹽使商人們獲得了強大的經濟實力，會獨霸一方，威脅統治。如果任由他們自由發展，不加限制，這些人的實力足夠糾集大量的民眾，將官府的權威置若罔聞。特別是擁有礦山的商人們，他們的礦藏往往處於深山之中，遠離政府控制，如果居心叵測，暗暗聚集到數萬人，政權的穩定性蕩然無存。加上漢武帝好大喜功，急需要財力的支撐。

基於上述的種種考慮，漢武帝一改之前放任的政策，再次實施“鹽鐵專賣”。將原先個人擁有的礦山和鹽池收歸國有，由政府直接生產、銷售。

官營確實能給政府帶來可觀的收入，但弊端也顯露無遺。就從鐵器來說，打斷了冶鐵業的良好發展，也不方便民眾。主要體現在：1、產品設計不合理。官營生產，是為了自己方便，不是百姓方便，不去考慮百姓各種生產需要，而是統一規格生產。

2、官營生產的質量差。缺乏責任心，不按規範操作。

3、官營的商店，好壞不能自由挑選。拿給你什麼就是什麼。更可氣的是有時候走半天山路進城，還經常碰上“關板了”，或者雖然營業，但銷售人員開小差，常常找不到人。

4、官營產的質量差，價格還虛高。

我們都知道咱們國家古代是以農業為主的經濟模式，各種詩歌裡面也都歌頌男耕女織，歌頌農民的偉大，反而商人被人們鄙視，所謂士農工商，商人排在最末位，甚至在街上穿著華麗的衣服都不被允許，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其實因為農民居住農村以種地為業，他們不能離開原有的土地且容易得到滿足、安於現狀，這樣統治者們就能輕易地控制他們，而在那個時代，國家的生產模式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天下安定和發展的重要因素就是糧食大豐收，使得所有人都能吃飽飯，這樣不僅可以減少流民穩定政權，還是封建統治者開疆拓土、興修水利、發展文教做一番事業的前提條件，所以農民農業自然就備受統治者們的青睞和支援。

而商人精於算計，他們的目標就是利益的最大化，這樣也讓他們善於把握時勢，甚至在歷史上有些商人將自己的利益擺在朝廷的利益之上，就比如明末雖然對遼東進行封鎖，但是依然有商人冒著風險給遼東輸送食物，使女真做大變強最終滅亡了明朝。而且有些商人輾轉全國到處做生意，這樣也給管理帶來了不便。中國古代的價值觀是輕財重義，而重利的商人自然被崇尚儒家思想的統治者所厭惡。而且商人積累了大量財富後，勢必就會想有點權力，甚至想要改變國家走向，他們以經商所練成的精明的眼光就會去政治投資，比如著名的呂不韋因為投資對了就搖身一變成了當時最有權勢的人，這樣如果商人資助當時有實力的人去造反也會對國家政權構成極大的威脅，所以統治者們對大商人也充滿忌憚，這可以參考沈萬三的悲慘經歷。

至於漢武帝為什麼要鹽鐵專賣呢，鹽鐵可是個一本萬利的生意，百姓都需要它，需求量特別大，如果不是國家的專賣的話勢必會誕生更多富可敵國的大商人，《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的富豪多是鹽鐵發家邯鄲人郭從就是冶鐵發家、巴寡婦清是靠發現礦脈並開採發家、卓文君的家裡也是冶鐵致富、刁間是賣鹽發家可以說當時冶鐵行業就像今天的房地產，鹽業就像今天的網際網路。這樣不僅會使貧富差距增大，而且就連政府要鑄造兵器都要向大商人們購買，如果那些人有異心那還怎麼得了。所以還不如政府來賣這樣不僅能極大地提高國家的收入，還能保障政權的穩定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

總的來說不論是抑制商業發展和鹽鐵專賣，都是為了鞏固封建統治階級至高無上的地位，是那時候統治者統治國家的需要。

西方十分重視商業，而中國古代卻一直重農抑商，這是為什麼呢？今天我們就從兩千一百年前的“鹽鐵論”發生時的時代背景來分析一下這個問題。鑑於秦朝苛政招致滅亡的慘痛教訓，西漢自高祖劉邦滅西楚統一中國，一直採取“與民休養生息”等黃老哲學影響下的基本國策。西漢初期對農民的賦稅是很低的。先秦時期的賦稅額，糧食收成的十分之一用來繳稅已經算很好的了，可是到了漢朝，稅額規定就只有“十五稅一”甚至更少。西漢初期不僅賦稅低，統治階層也較為節儉，到景帝后期，國庫已十分充裕。

祖孫三代的積累也給漢武帝通西域、徵匈奴積累了足夠的資本。但是，除非是殖民戰爭，戰勝一方能透過攫取殖民地的資源來增加本國的財富，中國古代的中原王朝對遊牧民族的戰爭往往就是傷敵一千自損八百，就算打勝仗了也是沒有什麼經濟利益的。中國北方的地理環境以及氣候註定了這一片區域適合遊牧而不適合農耕，對中原王朝來說食之無味。這也是為什麼秦始皇對遊牧民族的政策是修長城做防禦姿態，而不去征服的根本原因。

從投入產出來講，農業文明是有預期收益，相對穩定以及安逸的，而放牧打獵則往往是看天吃飯，遊牧民族頻繁入侵中原也經常是因為氣候原因。研究歷史的學者提出過中國歷史上的“小冰期”往往是遊牧民族頻繁入侵中原的時期，說得更簡單一點，大家都想活下去嘛，自己的地盤活不下去了，就只能去搶了。漢武帝通西域走出絲綢之路、北擊匈奴、封狼居胥，文治武功當然值得稱頌，但從經濟的角度來考量，那漢武帝絕對是一個“敗家子”，其三代祖先積累的積蓄被消耗殆盡。

為了應對政府的財政危機，漢武帝后期甚至開了漢朝“賣官鬻爵”的先河, 社會影響相當惡劣。但儘管政府財政捉襟見肘，漢武帝一朝始終貫徹祖先遺訓：農民不加賦，也就是仍然採用“十五稅一”的稅率，那麼朝廷官員的俸祿、軍隊的開支要從哪裡來呢？這就要從當時的土地政策說起了劉邦取天下後，土地一開始分封給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以及六國貴族後裔（少量），不過由於當時經過戰亂，人口較少（漢初人口僅剩1300萬），人均耕地就比較多，即使王公貴族佔據了大量的土地，絕大部分百姓還是擁有自己的土地的。換言之，土地是私有制的，是可以買賣的，於是就讓豪強、富商們收購普通百姓的土地成為了可能。古代農民抗風險能力低，一旦受到天災，為了活命，就只能把土地出售，所以往往到了王朝中後期，大量的平民沒有了土地，成為了富人家裡的奴僕，而富者愈富。

土地兼併問題一直是困擾古時中國朝代揮之不去的頑疾，處理不好伴隨而來的就是朝代的滅亡，因此到了西漢末年，王莽要進行土地國有化改制。另外全國土地，也並非全屬耕地，總有人非法進入其中牟利，政府索性把這些非耕地也逐漸開放，只在出入關口,設定收費員，遇到來這些地方捕魚伐木的，就其所得徵收一定比例的實物，這就形成了田賦之外，政府的另一種稅賦，這也是關稅、商稅的起源。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作為老百姓生活必需品的鹽、鐵、酒之利逐漸膨脹，一度超過了田賦。這一轉變，是開始定製時所不曾預料的。等到了漢武帝時期，私人資本逐漸壯大，各地富戶層出不窮，只是國家不斷征討匈奴, 國家財政緊缺，又不能隨意上調稅率。漢武帝就只有自己慷慨，把少府的錢(皇帝內庫)拿出來供給政府開支。但這也只是杯水車薪，於是漢武帝號召地方上有錢的富戶，最主要的就是從事鹽、鐵、酒等行業的商人等，漢武帝期待這些大商人能為民族大義，慷慨解囊，捐助政府。結果社會響應不佳，擁有大資產的人對此並不理會。

漢武帝於是就想這些商人之所以能發家致富，還不是靠的是國家的資源，現在他們一個個利用國家的資源發了財，卻不肯為國家掏半毛錢，現在我就要把這些資源全部收回來，煮鹽冶鐵都讓政府來幹，這就不就解決了政府財政問題嗎？這便是漢武帝時期有名的“鹽鐵政策”。這也是《鹽鐵論》的時代背景。

近代以來，中國遠遠落後於西方，這引起了華人不斷的反思。亞當斯密提出國家變得富強的根本道理在於“自由貿易”，歐洲各國也在這樣的理念上，商業文明的發展逐漸領先中國，在大工業的加持下，生產效率指數級增長，綜合國力顯著提升。而中國卻一直在抑制商業發展，這主要是因為商業獲得往往比農業要高很多，長此以往，農民都不種地了，國家的糧食沒有保障，這會使得國家根基動搖。

那有人就問了，商業發展了之後，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是也會提高嗎？在古代，商業的繁榮有時候就只讓那些大商人受利，百姓的生活並未有太多提高。而且從漢武帝的鹽鐵專賣可以看出，一旦商人獵取了大量利益而不貢獻給國家，就會引起統治者的警惕，就會反過來對商人們進行打壓，因此中國古代的商業才會一直被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