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句人人皆知的三國名言，基本可以通用於中國古代兩千年的封建帝國的歷史發展，然而西方古代帝國卻往往解體後就不復存在，那麼中國古代帝國為何會這樣發展呢？今天我們就來探究一下這個問題，為什麼說分久就一定合？合久就一定分?
溝通的最基礎單元是文字，中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口音獨特，即便進入了21世紀，有些地區甚至翻過一座山，跨過一條河，兩地的口音都無法直接的交流，於是文字上的互通就變得尤為重要。秦朝以前大多處於部落聯盟首領，或者春秋戰國時期，周天子形式的封建時代，各個封地的稅收、人事、行政、權力都在領主手中，首領、共主或者天子僅僅擁有部分軍事和外交上號召集合性質的權利。此時的中央政權更像是國際聯盟或者聯合國，說它沒權利吧，小國、窮國又眼巴巴的指望他主持公道，說它有權利吧，漂亮國還不是想打誰就打誰。
始皇帝設立郡縣制，基本上已經終結了“分封而建”的時代，中華文明早已擺脫了歐洲式的封建形式，開始走向另一條道路，統一度量衡，車同軌，書同文，完善溝通的基礎單元，使得不同語言，不同地區的民眾，即便存在著分裂割據政權的情況下，溝通也無障礙，為“分久必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舉一個對比的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奧匈帝國，民族上有日耳曼人、匈牙利人、捷克人、波蘭人、烏克蘭人等十多個民族，每個民族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字，就連國歌都是好幾種語言串燒而成。在這種環境下，但凡出現激烈一點的階級、利益或者軍事上的衝突，就會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一樣，奧匈帝國被打散成十多個獨立的國家，並且再也不會重新組合。
文字除了統一性，還有易用性的要求。中華文字從象形文字轉化而來，從字面上就很容易理解其意思，演化成表音會意字之後，更是極大的降低了認知的難度。有些人遇到不認識的字，取巧只念半邊的音，也可以對個七七八八。
春秋時期，老莊孔孟百家爭鳴。漢武帝時期，由董仲舒獻策完善的“天人感應”學說，樹立了“獨尊儒術”的主流思潮。儒學中“仁”和“禮”的思想核心加上“天地君親師”的價值觀念，使得在交通環境、通訊手段極其不發達的古代，透過郡縣制委派的朝廷官員始終都有著心向中央的政治覺悟，維持了強大的向心力。
只要是中華文明的存在區域，就是儒學信仰的輻射所在。中華文明初期主要的文化輸出主要集中在“禮”上面，這裡的“禮”不單單指的是禮儀，更多的是規矩、規範、以及行為準則的意思。日本人當年來中國可不是先學的怎麼規劃城市，而是儒家思想。中原王朝對待周邊國家展現了極其強大的文化包容性，也基本遵循了“仁”的原則，雖然有時候面對遊牧民族顯得軟弱的過頭了，但也基本上沒留下如同“上帝之鞭”成吉思汗那樣的名聲。即便是讓遊牧民族入主中原地區，要麼像元朝一樣迅速被推翻，要麼像清朝一般快同質化。正是因為大家都認同這套普世行為的準則，奉行著同樣的道德標準，也就為“分久必合”創造了必然條件。
在進入工業時代前的農耕文明時期，因為生產力決定了耕地糧食產出的效率。耕地作為唯一的生產資料，供養的人口數量是有上限的，土豆、紅薯等高產作物直至清代康熙年間才大面積傳入中國。明朝以前有統計的人口最高也就六千萬左右，加上官方無法統計的流民和隱戶，估算也從來沒有超過九千萬人。
明朝時期，由於商品經濟高度發達和高產作物的逐漸流入，初步擺脫了單一的生產資料，紡織業和其他手工業吸引消化了大量流動人口，人口才首次突破一億大關。王朝的更迭在馬爾薩斯陷阱理論下，本質上就是一次生產資料，也就是土地的再分配，推翻原有的大地主，自己成為新的大地主。
王朝初期有權利不納稅計程車大夫數量相對不多，隨著皇室、勳爵、科舉系統的不斷臃腫，大量農戶都轉為佃戶，從而躲避納稅。王朝衰落的主要表現形式就是自耕農和佃戶之間的此消彼長。自耕農是國家稅賦的主體，稅賦主要用來基礎建設、武裝軍隊、賑災救濟以及皇帝的自我享樂。自耕農的數量和國力是正相關的，不納稅計程車大夫階級人數和佃戶的數量是正相關的。當自耕農數量減少，統治者往往想到的是加稅加賦，而不是向不納稅計程車大夫階級動手，這就形成了一個怪圈。
為了躲避負稅，自耕農“投獻”成為佃戶，皇帝為了維持國家運轉開始加稅，越來越多的自耕農變成佃戶，皇帝繼續加稅，士大夫階級也開始加稅。一旦遇上大面積的自然災害，導致大範圍的糧食歉收，加上官僚系統的腐敗無能，各個地區就很容易發生揭竿而起的起義事件，任何一方勢力，如果沒有能力迅速統一全國，原有政權與新生的多個政權之間，必然就形成了各自割據的局面，也就是所謂的“合久必分”。
在中國古代，儒學經過孔子、董仲舒、朱熹的不同改良和演變，不斷的在向符合統治階級要求的方向進行自我修正，使得幾千年以來儒學始終都是中華大地的主流思想。儒釋道三家學派雖然在不同朝代有過多次交鋒，但始終是擁有從政經歷的孔子創立的儒學更符合大一統王朝的階級立場。
於是周邊的小政權也相繼學習這套思想，到了21世紀，東亞地區還是存在著一箇中華文明圈。可見中華文明的凝聚力之強，影響之深遠，也正是這種信仰上的統一，才使得中國無論在哪個時代都有著很強大的向心力，儘管會一時陷入軍閥割據的局面，但軍閥們幾乎都有著一統中國的野心，中國的再次統一隻不過是時間問題。反觀西方的古代帝國，統治階級治國一靠強大的軍事實力，二靠宗教傳播，軍事實力必然會有衰弱的一天，而宗教在發展中出現了眾多派系，反而不利於統一，所以西方帝國一旦衰弱就很難再次整合。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句人人皆知的三國名言，基本可以通用於中國古代兩千年的封建帝國的歷史發展，然而西方古代帝國卻往往解體後就不復存在，那麼中國古代帝國為何會這樣發展呢？今天我們就來探究一下這個問題，為什麼說分久就一定合？合久就一定分?
溝通的最基礎單元是文字，中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口音獨特，即便進入了21世紀，有些地區甚至翻過一座山，跨過一條河，兩地的口音都無法直接的交流，於是文字上的互通就變得尤為重要。秦朝以前大多處於部落聯盟首領，或者春秋戰國時期，周天子形式的封建時代，各個封地的稅收、人事、行政、權力都在領主手中，首領、共主或者天子僅僅擁有部分軍事和外交上號召集合性質的權利。此時的中央政權更像是國際聯盟或者聯合國，說它沒權利吧，小國、窮國又眼巴巴的指望他主持公道，說它有權利吧，漂亮國還不是想打誰就打誰。
一、始皇統一文字、獨尊儒術為中國創造了分久必合的基礎始皇帝設立郡縣制，基本上已經終結了“分封而建”的時代，中華文明早已擺脫了歐洲式的封建形式，開始走向另一條道路，統一度量衡，車同軌，書同文，完善溝通的基礎單元，使得不同語言，不同地區的民眾，即便存在著分裂割據政權的情況下，溝通也無障礙，為“分久必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舉一個對比的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奧匈帝國，民族上有日耳曼人、匈牙利人、捷克人、波蘭人、烏克蘭人等十多個民族，每個民族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字，就連國歌都是好幾種語言串燒而成。在這種環境下，但凡出現激烈一點的階級、利益或者軍事上的衝突，就會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一樣，奧匈帝國被打散成十多個獨立的國家，並且再也不會重新組合。
文字除了統一性，還有易用性的要求。中華文字從象形文字轉化而來，從字面上就很容易理解其意思，演化成表音會意字之後，更是極大的降低了認知的難度。有些人遇到不認識的字，取巧只念半邊的音，也可以對個七七八八。
春秋時期，老莊孔孟百家爭鳴。漢武帝時期，由董仲舒獻策完善的“天人感應”學說，樹立了“獨尊儒術”的主流思潮。儒學中“仁”和“禮”的思想核心加上“天地君親師”的價值觀念，使得在交通環境、通訊手段極其不發達的古代，透過郡縣制委派的朝廷官員始終都有著心向中央的政治覺悟，維持了強大的向心力。
只要是中華文明的存在區域，就是儒學信仰的輻射所在。中華文明初期主要的文化輸出主要集中在“禮”上面，這裡的“禮”不單單指的是禮儀，更多的是規矩、規範、以及行為準則的意思。日本人當年來中國可不是先學的怎麼規劃城市，而是儒家思想。中原王朝對待周邊國家展現了極其強大的文化包容性，也基本遵循了“仁”的原則，雖然有時候面對遊牧民族顯得軟弱的過頭了，但也基本上沒留下如同“上帝之鞭”成吉思汗那樣的名聲。即便是讓遊牧民族入主中原地區，要麼像元朝一樣迅速被推翻，要麼像清朝一般快同質化。正是因為大家都認同這套普世行為的準則，奉行著同樣的道德標準，也就為“分久必合”創造了必然條件。
二、古代技術不發達，而人口卻幾何增長，為爭奪土地，所以會合久必分在進入工業時代前的農耕文明時期，因為生產力決定了耕地糧食產出的效率。耕地作為唯一的生產資料，供養的人口數量是有上限的，土豆、紅薯等高產作物直至清代康熙年間才大面積傳入中國。明朝以前有統計的人口最高也就六千萬左右，加上官方無法統計的流民和隱戶，估算也從來沒有超過九千萬人。
明朝時期，由於商品經濟高度發達和高產作物的逐漸流入，初步擺脫了單一的生產資料，紡織業和其他手工業吸引消化了大量流動人口，人口才首次突破一億大關。王朝的更迭在馬爾薩斯陷阱理論下，本質上就是一次生產資料，也就是土地的再分配，推翻原有的大地主，自己成為新的大地主。
王朝初期有權利不納稅計程車大夫數量相對不多，隨著皇室、勳爵、科舉系統的不斷臃腫，大量農戶都轉為佃戶，從而躲避納稅。王朝衰落的主要表現形式就是自耕農和佃戶之間的此消彼長。自耕農是國家稅賦的主體，稅賦主要用來基礎建設、武裝軍隊、賑災救濟以及皇帝的自我享樂。自耕農的數量和國力是正相關的，不納稅計程車大夫階級人數和佃戶的數量是正相關的。當自耕農數量減少，統治者往往想到的是加稅加賦，而不是向不納稅計程車大夫階級動手，這就形成了一個怪圈。
為了躲避負稅，自耕農“投獻”成為佃戶，皇帝為了維持國家運轉開始加稅，越來越多的自耕農變成佃戶，皇帝繼續加稅，士大夫階級也開始加稅。一旦遇上大面積的自然災害，導致大範圍的糧食歉收，加上官僚系統的腐敗無能，各個地區就很容易發生揭竿而起的起義事件，任何一方勢力，如果沒有能力迅速統一全國，原有政權與新生的多個政權之間，必然就形成了各自割據的局面，也就是所謂的“合久必分”。
結束語在中國古代，儒學經過孔子、董仲舒、朱熹的不同改良和演變，不斷的在向符合統治階級要求的方向進行自我修正，使得幾千年以來儒學始終都是中華大地的主流思想。儒釋道三家學派雖然在不同朝代有過多次交鋒，但始終是擁有從政經歷的孔子創立的儒學更符合大一統王朝的階級立場。
於是周邊的小政權也相繼學習這套思想，到了21世紀，東亞地區還是存在著一箇中華文明圈。可見中華文明的凝聚力之強，影響之深遠，也正是這種信仰上的統一，才使得中國無論在哪個時代都有著很強大的向心力，儘管會一時陷入軍閥割據的局面，但軍閥們幾乎都有著一統中國的野心，中國的再次統一隻不過是時間問題。反觀西方的古代帝國，統治階級治國一靠強大的軍事實力，二靠宗教傳播，軍事實力必然會有衰弱的一天，而宗教在發展中出現了眾多派系，反而不利於統一，所以西方帝國一旦衰弱就很難再次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