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光緒初年爆發的“丁戊奇荒”主要打擊了華北地區，但其對中國的另一個重要區域即江南同樣造成了重大的社會影響。

而學界以往的考察，基本上都忽視了從江南的地方性視角出發來理解這場災荒的意義，因此在論及中國近代救荒事業的一個重要變動即晚清義賑的興起時，其判斷並不完全準確。

“丁戊奇荒”影響江南的首要表現，便是北方災區的大批饑民紛紛湧入江南地區，給當地帶來了很大的不安因素，江南地方精英很快動員起來抵禦難民潮。其中，蘇州紳士謝家福於光緒三年二月初便做出了越過本籍地界救荒的嘗試。這種努力構成了李金鏞等人行動的一個重要背景。可以肯定李金鏞蘇北救荒行動的基本性質，與後來被公認為晚清義賑的那種賑災機制，有著根本性的區別，歸根結底還是屬於江南社會應對外來難民潮的努力中的一部分，其根本目的依然沒有越出護衛鄉土的範圍。不僅如此，光緒三、四年出現在江南的社會輿論，最盛行的也是一種基於江南地方本位的思路。

可見，由於忽視了地方性視角，以往研究當然未曾對這種立場及其在這場災荒期間的各種表現給予注意，也就無法準確把握光緒二年底江南士紳的蘇北行動的具體背景和實際性質。這提醒我們，在理解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時，切不可過於低估內在傳統資源的能動作用。

丁戊奇荒，即光緒元年即（公元1875年）開始，一場持續四年的天災。

清朝人對這場災難的筆記裡全是“餓殍遍地”“日有路斃”“因飢寒而死者不勝屈數。”等等的描述。

每個省每日餓死的人數恐怕都在千人往上。

而各地的糧食不足，山西的小麥全部枯死，山西省的樹根草皮在公元1877年吃完了，災民多達五六百萬的人。

而除了饑荒，還有恐怖的瘟疫。

據光緒《東華錄》等資料記載，至少有兩億多的中國人捲入了這場災難。流民多達兩千多萬人死於瘟疫了，多達一千萬八。

可能有人說，為什麼清王朝，不救他們呢？

但其實他們在救，清王朝每年撥給災區的糧食多達17萬石，每年還調撥於10萬輛白銀用於災區賑濟，但終究還是糧食不足，因為清王朝的中國產鴉片政策，受災的陝西，山西等省多年來被清政府強制推廣鴉片種植，僅山西一個省，具有60萬畝田地用來種鴉片，以至於糧食大減，面對這個突發的在一起，清政府無能為力，拿不出足夠的糧食，只能眼睜睜的看著百姓餓死。

而為什麼沒有人造反吶？

清朝光緒年間，內憂外患，民不聊生。

戊戍變法的失敗與八國聯軍的侵犯，使得這一座268年的古老帝國脆弱不堪，光緒三年以前災荒還可以控制，因為那首樹皮草根都還足夠，但到了光緒三年，這一些能吃的東西都被吃光了，而且那個時候開啟了人吃人的事件。

那時候的人肉叫什麼呢？

米肉，意寓著有米有肉。

而造反的人是造一個死一個，造兩個死一雙。

被當地的官府鄉紳直接打殺，因為那個時候沒有糧食。

所以造反的都被拿去當米肉了。

整整持續四年；囊括山西、河南、陝西、直隸、山東五省，波及蘇北、皖北、隴東、川北；上億人受災，至少1千萬人餓死。其中尤以1877、1878年為最烈，因其兩年干支紀年分別為丁丑、戊寅，故而史稱“丁戊奇荒”。

如此慘烈之饑荒，持續時間長達四年之久，竟然沒有一起暴動發展成傳統意義上的“農民起義”。簡直讓人匪夷所思！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奇觀？所以我們需要仔細捋一捋當時的時代背景。

造成饑荒的原因：一句話，是天災，更是人禍。大旱固然是糧食減產的重要原因，但人禍因素同樣不容忽視。

1859年清廷頒佈《徵收土藥稅釐條例》，官府承認了種植鴉片合法化。短短十餘年之後，山西農民“棄田之半以種罌粟”，因為鴉片是經濟作物，遠比種糧掙錢。“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種罌粟，而五穀反置諸磽瘠之區”，到光緒初年，山西很快成為了鴉片的重要產區。大量的耕地和勞力轉移到鴉片種植上去的後果，是山西本省糧食產量迅速下降。但鴉片經濟價值更高，卻比種植糧食的省份更加富裕，所以河南、山東，等地區紛紛仿效。

1876年，旱災伴隨這蝗災接踵而來。糧荒由山東最先開始，並很快波及主要的鴉片種植區域。76年五月開始，饑民們已經開始抱團吃大戶了，這已經是要起義的節奏。

山東青州有傳教士記載：“一群婦女蜂擁進一位富人家裡，佔領了它，在那兒生火做飯，然後又擁到另一家吃下一頓。男人們看到這種辦法很不錯，便組成五百餘人的群體。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地劫掠取食。六月三十日這天，兩位學者來拜訪我，他們都是秀才，年齡在三十到四十歲之間，他們一進門就跪下了，請求做我的弟子。交談後，我弄明白了，他們兩人是一大群人派出的代表，大家希望我能做他們的首領，舉行暴動，因為當局不能提供食物，他們活不下去了。他們已經安排好了房子，並且有數不清的人準備接受我的命令。我拒絕了他們，77月3號，青州東面某個村鎮也派了代表前來邀請傳教士去做他們的起義軍領袖。

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記載，山東的災民三番五次的邀請傳教士作為領袖，可以肯定的是，這位傳教士並沒有王霸之氣，作為一個剛來山東不久的外中國人，再德高望重也不會有太多的群眾基礎，那麼唯一拿的出手的肯定就只有他的外中國人身份了，因為當時官府官府正極力鎮壓饑民搶大戶，饑民都知道官府害怕洋人；在他們看來，由洋人帶領他們去搶大戶,可以抗衡來自官府的鎮壓。所以，我們可以理解雖然饑民已經需要靠搶才能活下去，看總的來說，還是顧忌官府的態度，骨子裡還是懼怕官府的，只是想找一口吃的活下來而已，沒有造反的想法。

很快，饑荒蔓延到了山西和周邊地區，境內有糧的大戶基本上已經被搶光。而當時在內陸已經有不少的外國傳教士分佈各地，在教會的推動下，傳教士們開始投入到賑災行動之中。從山東開始，賑災活動讓教會發展教民變得非常順利。傳教士們大受鼓舞，決定將自己的賑災活動擴充套件到河南、山西時，推動教會發展。

洋人們的大規模賑災活動引起了士紳們的注意，他們認為：“西人在山東賑災，打的是救災恤鄰的幌子，暗地裡乾的是收拾人心的陰謀。若不採取措施，恐怕會導致民心流失，異教橫行，終為中國之大患。”江南開始了“跟蹤濟賑”，追蹤洋人救災的路線，以賑災對抗賑災，非如此不足以防止洋人騙走中國人的民心。

有士紳主張主張“急則治標”，這個“標”就是兒童，理由是兒童智識未開，情竇未通，更容易被異族蠱惑。這種倡議在士大夫圈子裡獲得了普遍的認同。譬如蘇州士紳袁遂給謝氏回信，說道：“西人想要領養饑荒孤兒，那是萬萬不可。……我們若能多收養一名，則少一人入教，功德尤其大。” 再譬如另一名叫做尤春畦的紳士，在聚會上發言道：“小孩餓死尚是小事，為天主教誘去，則大不可，能否引之出堂，亦宜酌量，事卻甚好”。

同時，災民們抗拒洋人賑濟的情緒同樣強烈。史料記載，河南的災民態度最為決絕，不但不肯接受賑濟，還極力宣傳傳教士的“心懷叵測”。河南的反教情緒之強烈遠勝他省，開封居民聞知傳教士花國香等人到達，遂遍貼告白，有“寧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之句。最終，傳教士除了在山東取得成功外，在其他省份士紳和災民的牴觸下，取得的成效有限，甚至放棄了賑濟河南的打算。

另外，災荒發生的區域，傳統儒家信仰根深蒂固。許多“人民閉門餓死無一敢為非也”。《洪洞縣誌》中有大量此類記載。譬如： “劉鍾，字濟生，諸生。性耿介，家貧，課徒自給。光緒戊寅，歲大飢，及門星散，日不單火，或憫其窮，饋以食，不受，竟餓斃。”

這樣一場慘絕人寰的饑荒災害，卻沒有發生“農民起義”，我認為滿清的忠君教育和傳教士們的活動可謂“功不可沒”。他們和他們的賑濟活動的出現，徹底轉移了災區和非災區鄉紳士大夫們的注意力。而失去鄉紳和讀書人蔘與的農民暴動，因為見識有限，則始終只能停留在簡單的物質索求層面上，只能吃吃大戶，彼此孤立，旋起旋滅。

19世紀的中國，災難頻頻，悲劇不斷。1876年至1879年，中國北部和西部發生了大面積饑荒;1892年至1894年以及1900年，北方地區又發生了嚴重的饑荒……晚清的大饑荒，天災固屬必然緣由，而大面積栽種罌粟也是大饑荒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鴉片在19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是中國最大宗的進口貨，但是到了1898年，進口量大幅下降，因為國內鴉片的種植量逐步擴大。相應地，國內用於生產糧食的耕地面積嚴重縮水。

　　1859年，清廷頒佈了《徵收土藥稅釐條例》，國內鴉片種植合法化。以山西為例，短短十餘年，山西農民“棄田之半以種罌粟”，而且“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種罌粟，而五穀反置諸磽瘠之區”。及至光緒年間，山西已成為本土鴉片的重要產區之一。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正月，卸任四川學政的官員吳慶坻到西安行在覲見光緒和慈禧太后時，發現陝西境內正逢災荒，百姓貧困異常，餓殍遍野，“耳目所接，不忍聽睹”。同時吳慶坻也發現陝西鳳縣一帶的百姓吸食鴉片的現象很普遍。

　　吳慶坻是個注重調研的官員，他向一個咸陽老農民“問以災狀”，老農如實回答：“自去年春夏乏雨，全境歉收，冬令飢凍，死者無算，其故由於多種罌粟。”老人家回答得很直白。再問“多種”到什麼程度？老農說：“家有一頃（100畝）地者，必以五十畝種罌粟;有三十畝者，必以二十畝種之;即有五六畝者，亦以三畝種之。”也就是說，普通百姓在高額利潤的驅使下，用超過一半的良田栽種罌粟。

大災引發的的造反只有一個原因就是救災不力，地方官不報災，或者報災後上級不發救災糧，再就是救災糧發下來但被各級貪官貪的太多，沒起到作用。發生這種情況時就會引發造反。對一個大國家來說，有災是正常現象，全國哪都沒有災的事不多，只要國家能控制好，哪裡發生災害就趕快救濟就不至於引發造反。幾千年裡全國同時發生自然災害的現象幾乎沒有，受災地區永遠是少數，所以國家只要能掌握好能及時管就沒事。歷史上發生造反都是因為貪官太貪，如果他們能少貪點，能少餓死點人，每個人能吃上一口飯，並且有希望以後每天都還能吃上，即便還會有人餓死，但政府在宣傳，有救災糧，只要老老實實的排隊就有的吃，就不會去造反。

造反這事不是敢不敢的問題，也是饑民的一種可選方案。造反死亡率是90%，不造反餓死是100%，那他們一定會造反，而如果造反死亡率是90%，不造反餓死的機率低於40%，就不會造反，這是說的政府非常強力的情況。實際上造反死亡率一般也沒那麼高，就算不成功也還有逃進山或者再招安的出路，所以造反死亡率也沒那麼高，相應餓死人的比例也不能那麼高，餓死人超20%就會造反了。只要能餓死的人不太多，人就不會造反，這不是敢不敢的問題，只是有沒有必要。造反常發生的情況是明明有糧倉，但就是不發糧救災，而是高價賣，這時只要造反就能搶糧吃飯，很容易發生造反，但如果根本就沒有糧倉，城市根本沒有糧食，造反也沒用，只能當流民去別處，如果到了別的城市能討到飯也不會造反，如果討不到才會造反。

不是不想，是根本就沒有能力反，晚清時期的丁戊奇荒，算得上是清朝乃至歷史上最罕見的超級災荒之一，以往的朝代若發生這般的災荒，通常就會引起大亂，不過丁戊奇荒期間，清朝卻相對比較安靜，最終竟然硬是捱了過去。

清光緒元年，華北平原一帶突然出現了大範圍的重度乾旱，而在此之前近十年間，原本多幹旱少雨水的燕趙之地，卻一反常態，時常陰雨連綿，永定河屢屢決口。光緒二年，旱災開始大範圍波及，因當年是丁丑年，次年是戊寅年，所以這場大災被稱作“丁戊奇荒”。

在大災前不久，同治年間，清朝剛剛完成了對於太平天國與捻軍的平定，洋務運動開展的也比較順利，甚至這段歲月被清朝自詡為“同治中興”，結果這場大災，給了清朝一記重擊。

1877年，丁戊奇荒的災況達到了頂峰狀態，尤其是當時受災最重的山西與河南兩地，幾乎就是“餓殍載途，白骨盈野”，按照清朝當時的記錄，僅僅是山東、山西與直隸三地受到大災的州縣就達到955個，其中直隸331個，幾乎就沒有不受災的州縣。

同治年間，山西總人口大約1600萬，但大災之後，僅剩600萬左右，約500萬因大災罹難，另則受災出走，被迫背井離鄉。時任山西巡撫的曾國荃在上疏之中寫道：赤地千有餘裡，饑民至五六百萬之眾……古所未見。

大災開始，清朝就派出曾國荃與李鴻章等人，奔赴各地火速賑濟。一方面，依舊按照慣例模式進行救災，另一方面，開始組織起募捐與其他形式的救濟，比如鬻爵。

雖然很多人一聽到賣官鬻爵這四個字就劈頭蓋臉，但事實上，當時救災而被售出的爵位通常都是一些虛銜，並沒有什麼實缺，而清朝當時國庫裡早就沒什麼銀兩能用於賑濟，用這些空頭支票，從有錢人那裡獲得銀兩，也不失為一種辦法。

除了官賑與義賑之外，各地也紛紛舉行了自救，各地的傳統富商，紛紛拿出了鉅額款項用於賑濟災民，甚至開啟自家的糧倉私庫放糧。

在最基礎的鄉村一級的地區，各種自救組織紛紛建立了起來，為應對可能突然發生的狀況，大多數地區建立了比較嚴密的巡查制度，確保賑濟工作能夠有條不紊的進行下去。

清朝作為最後一個王朝，可謂是把前代可能危及命運的因素給挨個清除了一遍，只不過沒想到突然殺出了西方列強。而在賑濟方面，很顯然清朝的應對相對來說也比較及時比較得當。

大災剛剛開始，清朝就著手於賑濟，不論其目的如何，終究最後確實有效果。歷代的大災，最終引起大亂的，通常都是因為災民實在無法維持生計，而當時的朝廷又無法有效賑濟，實在是迫於無奈才揭竿而起，但凡有些希望，都不至於如此。

災民的目的只是想要活下去，反，並非是他們的真正目的，再者，晚清時期，在普遍使用火器之類，沒有一定的物質條件基礎，就算反也堅持不了，根本毫無希望。

時代的因素與以往也是存在很大的區別，清朝當時雖然已經風雨飄搖，但是絕大多數的資源依舊掌握在朝廷手中，受此大災的災民，並沒有能力反。

“丁戊奇荒”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場最嚴重饑荒災害，發生在山西、河南、山東、直隸等地，據史料記載，這場饑荒波及到了一億六千萬人，死於饑荒和疫病的人數至少在一千萬人以上。

不過，令人覺得奇怪的是，這場饑荒沒有像後來的1899年山東和河北的那場饑荒，釀成了義和團運動。那麼，當時，為什麼沒有發生農民起義呢？

第一個原因是當時地方士紳進行了賑災。當時，災害發生之後，西方傳教士是第一批救濟災民的。傳教士的賑濟，觸動了地方士紳的神經，他們覺得，西方傳教士的做法是在收買人心，其目的就是讓老百姓“只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國矣”。面對這種情況，地方士紳以謝家福為代表，開始到各處進行賑濟，開設粥廠，救濟災民，因此有學者說，這是民族主義消解了農民起義。

第二個原因則是，當時地方政府的曾經到各個地區釋出告示，宣佈巡撫有令，任何人如果敢行凶搶劫，各個村的首腦有權把搶劫者就地正法，因此當時各個村都沒有人敢發動起義。根據李提摩太的記載“大家都聽天由命，我惟一看到人們流眼淚的場面是在母親們埋葬她們的孩子的時候”。

傳教士李提摩太曾經在自己的書中寫道，當時曾經有山東災民去找李提摩太，希望李提摩太可以做他們的領袖，帶領他們搶劫富戶，發動農民起義。因為當時，地方政府對於災民管控非常緊，而且如果有人敢搶劫，就會進行嚴厲的懲罰。所以他們希望借重李提摩太是西方人的身份，做他們保護傘，有西方人蔘與，地方官員就不敢管。但是，這個建議沒有被李提摩太答應。

通過這件事，也可以看到當時災民為何不敢暴動的原因。

這足已說明歷代統治者的奴化教育是做到了家的，洗腦的功夫做得很徹底，因此明君聖尚任你玩，反正百姓早就被愚弄麻木貫了哪還有一絲反抗的思維呢？

從韃清統治之始，各個民族的起義從未停止過！規模大的有記載，規模小的很少人知道，各處的土匪就是造反派，對不對？

康熙王朝六十年，農民起義不下15次！光緒年間能少嗎？

中中國人世世代代都是順民，只要有口吃的就不會造反，何況那個時候是在大清的酷政高壓之下，更不可能造反！所以帝王制度還是有它的好處的，可以保證國家政治是絕對的穩定！多政黨執政就不一樣了，三爺子當家，七扯八拉！艄公多了，要翻船就是這個理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