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這個問題提得很好。
對於這種“受到什麼程度的傷害，就應該返還給加害人同等程度的傷害，甚至還要在此基礎上施加更高程度的懲罰”的思想，叫做“同態復仇”。
曾經在人類歷史上的原始社會時期，這種行為是公認的社會準則，當時的復仇方式和殘酷程度，甚至超過問題中描述的情況。
在原始社會的氏族社會時期，當時人類社會是由很多個不同的部落氏族組成的，氏族之間經常發生各種矛盾糾紛，一旦某個氏族成員被對方傷害，整個氏族都要為他復仇，復仇的程度不僅限於被傷害人所受的損傷程度，復仇的物件也不限於加害人。
比如說，某個氏族成員被對方氏族的一個人打斷了一條腿，這個氏族在幫他復仇的時候，可以殺了對方成員，而且殺的物件不僅僅針對打人者，可以殺對方全家，甚至殺光整個氏族都是允許的（當然前提是打得過）。
這種做法看起來很讓人爽快是不是？但是，你怎麼確定你們氏族能打得過對方，而不是被對方反殺？並且，氏族幫自己的成員復仇之後，對方氏族同樣可以幫他們的成員復仇，最終結果就是，一個小糾紛很容易就演變成一場氏族之間的大戰，最終死傷無數，而且糾紛將不斷迴圈，直到一方死完為止，正所謂“冤冤相報何時了”。
這種復仇模式本質上是野獸之間弱肉強食的關係，是一種叢林法則，就是誰拳頭大誰說了算。而人和野獸的區別正是人是講文明和平等的，人類不因某個人暴力的強大而對其特殊對待。
隨著時代的發展，國家的建立，公權力產生，為了加強社會生產力，需要建立穩定的秩序，而犯罪是對社會秩序的損害，為了威懾犯罪，統一法律實施，刑罰權被收歸國有，國家代替被害人及其家屬對犯罪者實施刑罰，國家建立了一系列用於實施刑罰，保障秩序的機構，以國家力量保證法律實施。（而力量再強大的個人也無法保障這一點）
刑法在發展的過程中，它的目的逐漸由威懾和打擊犯罪，向預防犯罪和教育犯罪分子轉化，制裁力度是不斷降低的，甚至出現了以金錢處罰代替部分人身處罰的規定（也就是罰金等財產刑），而刑法的實施能力和執行效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實際上，自從古代刑法取消了“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復仇制度以後，犯罪率並沒有增加，足以證明，法律實行復仇的方式，對於減少犯罪並沒有明顯作用。
貝卡利亞在其著作《論犯罪與刑罰》中指出：“刑罰的威懾力在於其確定性與及時性，而不在於嚴峻程度。”
殘酷的刑罰會帶來種種弊端。殘酷的刑罰可能會引發更可怕的犯罪，比如，如果偷一塊錢同殺人一樣會被處死刑，那麼盜竊者為了逃避追究，寧可選擇殺人。二是殘酷的刑罰違背了刑法預防犯罪的目的，因為刑罰再殘酷也有頂點，無法預防更可怕的犯罪。比如刑法最高只能剝奪犯罪者一人的生命，那麼對於殺害很多人的犯罪者而言，刑法顯然缺乏威懾力和預防作用。
正因為如此，現代刑法均要求，刑罰要和行為人的行為嚴重程度相適應，也就是，重罪判得重，輕罪判得輕，從某種角度上說，這是給犯罪者起到一個引導作用，使他們在犯罪時避免實施更嚴重的犯罪行為。
具體到這個問題，由法律（國家）來進行報復，和私人報復合法化，實際上沒有本質區別，都是從文明社會向原始社會的巨大倒退，法律的目的是不讓犯罪發生，而不是在犯罪後嚴厲的進行懲罰，就像是醫學的目的是為了不讓人生病，等到生病了再治病，無論醫術再好，也不如不生病。法律透過設定合理的懲罰梯度，有多大罪判多重刑，引導犯罪者不要犯重罪，同時提高執法效率，塑造“犯罪必被抓”的一種氛圍，就足以預防犯罪，不需要採用嚴厲的復仇型別的手段。
這個問題一開始就錯。法律最講事實與證據，收與受是二個不同的行為概念，如何能將它們將放在一起“相提並論”呢？洗洗，早點睡吧？
你好，這個問題提得很好。
對於這種“受到什麼程度的傷害，就應該返還給加害人同等程度的傷害，甚至還要在此基礎上施加更高程度的懲罰”的思想，叫做“同態復仇”。
曾經在人類歷史上的原始社會時期，這種行為是公認的社會準則，當時的復仇方式和殘酷程度，甚至超過問題中描述的情況。
在原始社會的氏族社會時期，當時人類社會是由很多個不同的部落氏族組成的，氏族之間經常發生各種矛盾糾紛，一旦某個氏族成員被對方傷害，整個氏族都要為他復仇，復仇的程度不僅限於被傷害人所受的損傷程度，復仇的物件也不限於加害人。
比如說，某個氏族成員被對方氏族的一個人打斷了一條腿，這個氏族在幫他復仇的時候，可以殺了對方成員，而且殺的物件不僅僅針對打人者，可以殺對方全家，甚至殺光整個氏族都是允許的（當然前提是打得過）。
這種做法看起來很讓人爽快是不是？但是，你怎麼確定你們氏族能打得過對方，而不是被對方反殺？並且，氏族幫自己的成員復仇之後，對方氏族同樣可以幫他們的成員復仇，最終結果就是，一個小糾紛很容易就演變成一場氏族之間的大戰，最終死傷無數，而且糾紛將不斷迴圈，直到一方死完為止，正所謂“冤冤相報何時了”。
這種復仇模式本質上是野獸之間弱肉強食的關係，是一種叢林法則，就是誰拳頭大誰說了算。而人和野獸的區別正是人是講文明和平等的，人類不因某個人暴力的強大而對其特殊對待。
隨著時代的發展，國家的建立，公權力產生，為了加強社會生產力，需要建立穩定的秩序，而犯罪是對社會秩序的損害，為了威懾犯罪，統一法律實施，刑罰權被收歸國有，國家代替被害人及其家屬對犯罪者實施刑罰，國家建立了一系列用於實施刑罰，保障秩序的機構，以國家力量保證法律實施。（而力量再強大的個人也無法保障這一點）
刑法在發展的過程中，它的目的逐漸由威懾和打擊犯罪，向預防犯罪和教育犯罪分子轉化，制裁力度是不斷降低的，甚至出現了以金錢處罰代替部分人身處罰的規定（也就是罰金等財產刑），而刑法的實施能力和執行效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實際上，自從古代刑法取消了“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復仇制度以後，犯罪率並沒有增加，足以證明，法律實行復仇的方式，對於減少犯罪並沒有明顯作用。
貝卡利亞在其著作《論犯罪與刑罰》中指出：“刑罰的威懾力在於其確定性與及時性，而不在於嚴峻程度。”
殘酷的刑罰會帶來種種弊端。殘酷的刑罰可能會引發更可怕的犯罪，比如，如果偷一塊錢同殺人一樣會被處死刑，那麼盜竊者為了逃避追究，寧可選擇殺人。二是殘酷的刑罰違背了刑法預防犯罪的目的，因為刑罰再殘酷也有頂點，無法預防更可怕的犯罪。比如刑法最高只能剝奪犯罪者一人的生命，那麼對於殺害很多人的犯罪者而言，刑法顯然缺乏威懾力和預防作用。
正因為如此，現代刑法均要求，刑罰要和行為人的行為嚴重程度相適應，也就是，重罪判得重，輕罪判得輕，從某種角度上說，這是給犯罪者起到一個引導作用，使他們在犯罪時避免實施更嚴重的犯罪行為。
具體到這個問題，由法律（國家）來進行報復，和私人報復合法化，實際上沒有本質區別，都是從文明社會向原始社會的巨大倒退，法律的目的是不讓犯罪發生，而不是在犯罪後嚴厲的進行懲罰，就像是醫學的目的是為了不讓人生病，等到生病了再治病，無論醫術再好，也不如不生病。法律透過設定合理的懲罰梯度，有多大罪判多重刑，引導犯罪者不要犯重罪，同時提高執法效率，塑造“犯罪必被抓”的一種氛圍，就足以預防犯罪，不需要採用嚴厲的復仇型別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