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不外乎人情“是指立法階段，必須要以人為本，把“人的情”考慮進去。

這個人情包括國家特殊情況，社會民情，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因為在立法階段有各種富有對口專業知識的專家（人大代表），在無直接利害關係、在充足時間、在查閱借鑑豐富例子的前提下，公開論證，兼聽各方聲音，綜合意見所立的法，相對而言是合情合理的，是盡最大限度兼顧了各方人民的感情與利益的，所以它這個法並沒有脫離人情，指的就是這個立法階段。

但在執法階段絕不能充許“人情”的存在。誰能保證執行人員講的“人情”沒有涉及個人感情？沒有私心？沒有個人利益摻雜？誰能保證這“人情”並非只屬於執法者與違法嫌疑人私相授受的個人感情？誰能保證一個執法者倉促的個人判斷（即使是無私的），就能否定一班專家兼聽全社會不同聲音後所立的法？

因此需要再次明確的是“法不外乎人情”指的是立法，絕非執法階段。

至於“法無禁止即可行”與剛才的“法不外乎人情”並非相對應的，相對應的應該是“法無明令不可為”。

前者指的是社會上的公民，法無明令禁止的都可以做，等於不違法。

而“法無明令不可為”是指公權力。公權力的權力太大，不嚴加約束即會有可能損害公民權利，公權力很明確是為服務於公民存在的，公民權利是優先於它的，所以它必須經人民的代表明令允許（立法）才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