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稱為“禮儀之邦”。以禮儀著稱於世，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平明百姓，無不把重視禮教作為修身之本。儒學思想提倡的“仁，義，禮，智，信。”等五常觀念，“禮”排在第三位，可見“禮”在儒學思想中的重要。

從某種意義上說，“禮”可體現出一個人的品德，家教和教養。禮包括禮教，禮儀，禮節和禮貌等四個方面的內容。一般人們說的家教，實際上就是一個家庭對子女的禮儀，禮節教育。禮儀是禮節表達的規範和方式，而禮節就是人和人交往的禮儀規矩。禮貌的意涵就是人和人交往過程中所表現出的謙和，尊重，的態度。

一個好的家庭，對子女從小就注重禮制教育。其中一項禮儀教育就是在“尊老”上。尊老對外就是對老人恭敬而有禮貌。對內則是對“孝”觀念的一個反映。具體禮儀體現在對家庭父母及以上長輩“叩安”上。

“叩安”通俗的說就是早晚對父母及以上長輩磕頭請安，這在流傳下來古典文學作品，如四大名著《紅樓夢》裡的描寫和當下流行的宮廷劇中都有反映。

社會發展，人們已經廢除了中華民族禮儀的繁文縟節，但春節給父母及以上長輩磕頭的風俗禮儀在部分地區和部分家庭中仍有所保留。

向父母及長輩磕頭拜年，不僅體現在是對中華民族優良傳統的傳承上，還反應出一個家庭禮教的家風上。從深層意義上來說，磕頭禮儀看似簡單，但可反映一個家庭的子女對父母是否有感恩之心。並非是某些人口中所謂的“陋習”一句話所能否定的了得。

逢年過節，我家保留了給父母磕頭這個禮儀。父母在世時我攜家人年年給父母磕頭拜年，現在我兒子也繼承了這個傳統，年年給自己的父母磕頭拜年，一切都是那麼自然，沒有一點感到難為情。

我對磕頭這種習俗表示謹慎的拒絕。

我的父母都是教師，我跟隨著父母，一直生活在以學校為中心的範圍內，在那個單位環境內，從沒有看過有過年磕頭的習俗。

而且在我的印象中，建國後國家大力採取移風易俗的社會導向，對磕頭這種奇怪的禮儀，已經基本作了摒棄化處理。

我從小到大，從沒有看過父母向我的爺爺奶奶磕頭的一幕，當然，我更不會向我的父母行使過磕頭之禮。

我第一次知道或者說叫行使磕頭禮，是在我的爺爺去世的葬禮上。我第一次跪了下來，而且對這種跪很不適應，我只是模仿著家人的動作，生硬地完成了作為一個後輩的禮儀。

對磕頭這種禮儀，說起來，總會感到帶著一種愚腐與落暮的氣息，外華人對華人的磕頭大禮，一直感到不可思議。

當年馬戛爾尼來到中國，去見乾隆皇帝的時候，就為這個磕頭禮鬧得不亦樂乎，英華人不肯行三拜九叩的中國式禮節，而清朝這一面，非要馬戛爾尼使團按照中國的風俗跪拜中國的皇上，幾乎鬧得不歡而散，後來大概採取了折衷的方案，馬戛爾尼用了西方人的單膝下跪吻手禮，現在中英雙方的記載，都對這一點採取了模糊其辭的辦法，力求為自己掙回面子。

後來嘉慶朝的時候，英國使團又來了，這次英國使節大概已經知道大清王朝不過是一個徒有其表的龐然黔驢，再也不願意為跪拜大禮而糾纏了，直接不去謁見嘉慶帝了。再之後，英華人終於派來了堅船利炮，轟擊了道光的天下，釀成了鴉片戰爭這一中國近代史的最關鍵的節點。

可見，磕頭禮實在是中國文化的一種陋習，隨著中國走向開放、融入到世界，這種雙膝發軟、低聲下氣的禮節，也應該拋入到歷史的陳跡中去了。

魯迅先生對華人的磕頭之禮，多有譏諷，他說華人對皇帝“不必會做事，只要會磕頭”，我記得先生曾經說過，華人的屁股是用來罰打的，華人的膝蓋是用來下跪的，而西方人不肯下跪，華人也有說辭，就是認為他的膝蓋不能彎曲，一度時期，就連林則徐都認為洋人一旦到了岸上，就任華人宰割了，但事實上並不是如此。洋人的膝蓋彎曲的自由度，並不亞於華人，只不過西方人知道該在什麼地方彎曲，而不是在跪拜大禮上委曲自己的膝蓋。

當然，在基層社會的民風淳厚的環境下，如果沿襲一下中國的古風古禮，也不妨看作是一道賞心悅目的風景，人民大眾想的也不會那麼多，只覺得透過這種方式，能夠更明快或者叫痛快地表達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尊敬老人的優良因子，未嘗不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因為事實上，民間的不孝氣場還是很強大的，如果有一個民族的傳統孝道積澱的動作形式能夠制約一下華人在履行孝道方面的欠缺，也可稱著“磕頭之禮”的善莫大矣。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也願意看著磕頭大禮在春節期間的大行其道，至少在禮節上表明著中國的孝道文化還是可見可觀的，而不是像“薛定諤的貓”一樣，你一去觀察孝道，最後連一個影子都見不到。有一個孝道的痕跡，總比一無所有好。

當然，對於我這樣的與大多數人一樣的有著特定習俗背景的人來說，大年初一，沿襲慣例，我肯定是不會給父母行磕頭之禮了，也不會讓自己的孩子，給爺爺奶奶磕頭的。

其實大家平等地融洽在一起，不分彼此地說說笑笑，或者沒有長幼之分的其樂融融，不是更能凸顯親情之樂嗎？何必非要那個正二八經的磕頭來表達對長輩的尊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