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自古就存在,僱主與僱工的關係同樣自古就存在。和資本主義根本就扯不上關係。以前歷史總是記載,明代晚期資本主義萌芽如何如何,其實是一種誤導。中國自古農、工、商都很發達。但中國傳統社會的統治階級更看重國家的農業,多實行統治基礎農業為主,工商為輔的經濟政策。儒家文化,君子不言利,所以工商算不上高大上的東西,在官方記載很少罷了。明朝後期,江南沿海海貿發達,瓷器、茶葉、絲綢被大量販賣到西方,也不是國家認可的行為,主要是走私。大家都在幹,只幹不說,悶聲發財。種糧食的地種桑養蠶,至糧食減產,稅收減少,國家遇災年,國家抗災能力下降,造成社會動盪。明朝末期階級階層腐朽墜落,貪婪成性,只知有家,不知有國。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化身為正義的東林黨人,靠走私家資萬貫,為一己之私阻礙國家稅收、外貿政策變革,最終使國家財政破產,淪落於外族,禍國最甚,莫過於東林黨人。所以,在明朝,即使工商業發達,但因為沒有資產階級生存的政治、文化基礎,孕育不出所謂的更先進的生產關係,所以資本主義萌芽說是主觀臆斷,無根據的

明朝時期，在經濟的繁榮發展以及社會穩定的大背景下，江南地區手工業也迎來進一步的繁榮。尤其是蘇杭地區以蘇州、松江以及太倉為中心的蘇松環湖地區以及以杭州、嘉興為中心的杭嘉地區，出現了大量的絲綢紡織以及棉布紡織的手工業生產作坊。原本只是自給自足的家庭手工業逐漸拓展成為手工業作坊，僱工生產也相應出現，“大戶”是擁有較多織機的僱主，“小戶”則是織手，受僱而來。而這些“小戶”原本也有自己的織機，後來破產了，不得已“趁”他人的織機來維持生計。這些“小戶”一般都是以日計酬，算是短工，並沒有發展成長期的僱傭關係，但是卻實質上已經是自由的勞動者。在《明實錄·神宗實錄》中記載的當時的應天巡撫曹時上奏的內容，裡面已經將“大戶”稱之為“機戶”，“小戶”稱之為“機工”，更貼切的描述了二者的勞動關係。所以題目中提到的“機戶”和“僱主”實際上是一個人，相對應的應當是“機工”。

從馬克思對資本主義關係的論述角度來看，這些“機戶”在事實上已經是純粹擁有資本和生產資料的一撥人，並不需要親自參加勞動，所以某種程度上來講，這種資產階級的關係已經確立。但是“機戶”與“機工”之間並沒有勞資契約，且僱傭關係也只是時間不定的短工，因此與我們所熟悉的那種資本主義關係還有些差距。因此，可以看做是前資本主義時期的早期，也就是在歷史上剛剛出現的狀態。

（參考盧興基《失落的“文藝復興”——中國近代文明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