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在這之前，乾隆對大臣的態度還是以禮相待，我想原因有二，其一是他登基不久，根基不穩，需要安撫大臣來鞏固根基；其二是在這之前乾隆處理了“弘皙、允祿”等宗室的謀反事件，沒有騰出手來整頓官場。

而態度大變的起因就是鄂爾泰、張廷玉的朋黨案。

高宗乾隆繼承先輩們治國的有效經驗洞察時弊,深悉朋黨的嚴重危害,重申朋黨之禁,從理論上闡述,具體制定政策,採取有力措施防範朋黨,而一經發現,必嚴加懲處,消滅朋黨於萌芽之時,高親的政治實踐,鞏固了皇權,強化了君主專制。

一、打擊朋黨的先聲

取締以允祿為首的宗室異己的活動,是高宗即位後大規模打擊朋黨的先聲。

允祿是聖祖的第十六子,雍正元年(1723年)奉旨過繼為莊親王博果鐸之後嗣,襲封莊親王。他與聖祖第十七子允禮同被世宗遺命授為輔政大臣,允禮去世後,允祿在宗室中的地位更加煊赫,無人能出其右,吸引不少宗室王公倚其門下。

不久,允祿與廢太子允礽之子、理親王弘皙,恆親王允祺之子火器營都統弘升,恰親王允祥之子弘昌、弘晈等人氣味相投,過往甚密,引起了高宗的高度警覺和不滿。

宗室結黨,是皇權之大忌，其患無窮。特別是弘皙“自以為舊日東宮嫡子,居心甚不可問”；弘升獲罪於雍正朝，雖高宗對其加恩授官,但仍思“暗中結黨,巧為鑽營”;弘昌“秉性愚蠢”,好惹是生非,放蕩不羈;弘晈“亳知識之人",這些“不守本分”之輩麇集於允祿周圍，“漸有尾大不掉之勢”。

乾隆四年(1739年),高宗首先以“挑動事端、使我宗家不睦”為名,將其逮捕,隨後又以“結黨營私罪”，革去允祿的親王雙俸及議政大臣、理藩院尚書等職務。弘皙、弘昌等分別被革去親王、貝勒等封爵。

後來查明,弘皙確曾向善於邪術的安泰“問過準噶爾能否到京，天下太平與否,皇上壽算幾何,將來我還升騰與否”等語,可見弘皙不僅結黨營私,還企圖變天，屬大逆罪。高宗怒令將弘皙永遠圈禁,並再次痛斥允祿。此後,這些宗室黨人遂遠離政治,以書畫詩賦了卻餘生。

二、借打擊朋黨來立威

允祿、弘皙一案處理過後,高宗開始把鬥爭矛頭指向鄂爾泰、張廷玉等朋黨。

鄂爾泰,滿洲鑲藍旗人。雍正朝時,累官雲貴總督、首輔大學士,地位顯赫。鄂爾泰一人得勢,滿門皆顯宦，子侄作為總督、巡撫者達6人之多。乾隆朝初,其勢力又有所膨脹,與鄂爾泰有聯絡的達官顯貴有莊親王允祿、公哈達哈、軍機大臣海望、湖廣總督邁柱、河道總督高娬、貴州巡撫張廣泗、巡撫鄂昌、工部尚書史貽直、御史仲永檀、學政胡中藻等。

職位與鄂爾泰同樣尊崇的漢族顯宦張廷玉是安徽桐城人,大學士張英之子。雍正朝時,張廷玉即官至大學士,被視為股肱之臣。在他的援引下,桐人之受國恩、登仕籍者”,“甲於天下”。

乾隆朝初,這種情況又有所發展,其子弟姻親官居要職者有數十人,“外間輿論動,桐城張、姚兩姓,佔卻半部縉紳”。張廷玉本人也“負天下重望”,“皆以為張閣老在,天下無事雲”。

鄂、張兩派勢力之間也勾心鬥角,互相傾軋。所有這些,都構成了對皇權的隱患。高宗對鄂、張植黨營私的活動雖早有察覺,但他們畢竟是滿、漢大臣的領袖人物,況且乾隆初改革還有賴於他們的支援。因此,他沒有過早地加以懲治,而是耐心地等待機會的成熟。

經過幾年的內修外治,高宗的統治根基已穩,完全可以著手解決鄂、張朋黨問題了。乾隆五年(1740年)四月,他釋出上諭,指責臣下逢迎結黨,從側面對鄂、張提出了警告。他說:“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與朕久用之好大臣,眾人當成全之,使之完名令節,永受國恩,豈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積月累,實所以陷害之也。”

並告誡鄂爾泰、張廷玉:“更當仰體朕心,益加敬謹，以成我君臣際遇之美。”言已至此,其意甚明。乾隆七年十二月,鄂爾泰的門生、御史仲永檀與鄂爾泰之子鄂容安私議奏摺內容之事被揭發,高宗命嚴加審訊,結果證明仲永檀“依附師門,有所論劾，無不預先商酌,暗結黨援,排擠異己"。

高宗藉此大做文章,詔有司治仲永檀附黨營私之罪,並給鄂爾泰以降職處分。乾降十年,鄂爾泰病逝,其黨不散。乾隆二十年,鄂爾泰的得意門生、內閣學士胡中藻撰《堅磨生集》案發,高宗舉其詩集中“又降一世”、“亦天之子”、“與一世爭在醜夷”等數十事,以悖逆罪,將其處死。由胡中藻案又將鄂爾泰侄、廿肅巡撫鄂昌牽扯其中,繼而又將大學士史貽直網羅在內這樣,鄂爾泰朋黨遭受重創,一蹶不振。

在對鄂爾泰勢力進行打擊的同時,高宗也對張廷玉及其黨羽進行了懲治。早在乾隆六年(1741年)十二月,都察院左都御史劉統勳即上書,建議高宗“敕下張廷玉,會同吏部衙門,將張、姚兩姓部冊有名者,詳悉查明……自命下之日,三年之內,停其升轉”，以限制張廷玉勢力的發展。

此後,張廷玉擴充套件黨羽的活動稍有收斂。乾隆七年十二月,高宗又將原準張廷玉之子張若靄襲其父伯爵的成命收回,不準承襲。乾隆十年鄂爾泰病故後,為了防止張廷玉的勢力乘機發展,高宗以首席軍機大臣須由滿族人擔任為由,將位在張廷玉之下的訥親擢升為首席軍機大臣,從而使張廷玉抑居其下。同時,又將傅恆選入軍機處,對張廷玉加以掣肘。

乾隆十三年訥親被黜,高宗又將傅恆擢為首席軍機大臣。經過一段時間的試用,在確知傅恆已諳習國家事務後,於次年十一月諭令張廷玉休致。張廷玉與皇帝之間的矛盾終於公開化。

乾隆十四年(1749年),張廷玉得諭以年老致仕,他“以世宗遺詔許配享太廟,乞上一言為券”,獲皇帝同意。但張廷玉僅派其子張若澄入朝謝恩,令高宗大為惱怒,欲傳旨詰責張廷玉。

但此旨未發，張廷玉已入朝謝恩,高宗認為此係張廷玉門生,時暫署協辦大學士、尚書之職的汪由敦洩露訊息所致,故而將汪解職。高宗並就配享太廟一事羞辱張廷玉,說:“試思太廟配享皆佐命元勳,張廷有何功績勳猷,而與之比肩乎?鄂爾泰尚有經度苗疆成就、而張廷玉所長,不過勤慎自將,傳寫諭旨,朕詩所謂’兩朝綸閣謹無過"耳!”

命削去張廷玉伯爵,以大學士原銜休致。但事情未完,乾隆十五年七月又引出朱荃落水案牽連張廷玉。朱荃與張廷玉是兒女親家,以前舉行京察時,張廷玉將其列為一等,後經汪由敦全力推薦,得任四川學政。任職期間,朱荃匿喪趕考,賄賣生童。

此事被人揭發,經審訊,朱荃家屬供認其勒索新進諸生規禮及補稟、出貢等銀約有四五千兩”。高宗聞訊後,下令已回老家的張廷玉交還“歷年頒賜諸物”,並沒收了張廷玉在京中護國寺附近的房產以及私銀1.5萬兩以代朱荃賠交贖罪官項等。

經高宗大力懲創,張廷玉的勢力和影響幾乎被消除殆盡。這樣,影響政局達20年之久的鄂、張朋黨勢力銷聲匿跡,高宗的專制統治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

三、乾隆打擊朋黨的其他措施

除了打擊勢力龐大的朋黨集團,高宗還採取種種措施,限制和整治各級官員以姻親、同鄉、同年、師生等關係互相結黨。其中，完善迴避制度是高宗限制朋黨的一種重要舉措。

乾隆十二年(1747年)二月,高宗令武員任職迴避本省。十五年三月,定旗員任職迴避500裡以內。二十六年十二月,定官員中“有內外兄弟為其屬官,令官小者回避”。三十二年十二月,迴避範圍擴大至受業師生；三十九年六月又規定:“母之父及兄弟、妻之父及兄弟、己之女婿、嫡甥及本身兒女姻親、中表兄弟、子婦之親兄弟,凡系本管上司、下屬,例亦舍官小者回避。”

四十五年七月,又禁止同在一省的上司屬員於現任內結親,“違者,照違令律議處”。四十九年十一月,迴避範圍又擴大到署理官員。與此同時,高宗還先後下令,嚴禁“上司子侄往來任所,經過所部境內,拜謁地方官,張揚聲勢”；嚴禁地方官將現任九卿官員之父祖表請入祀鄉賢祠以及各地縉紳為當地官員建立生祠;嚴禁督撫經過地方時,知府以下地方官“跪地迎送”;嚴禁“各省兵民制送上官衣傘”。

所有這些措施,都對防止地方勢力結黨營私起了積極作用。

（正文完）

在民間傳說中，乾隆皇帝留給人們的印象大都是風流多情，可歷史上的他，從17歲開始到89歲去世，深愛的女子只有一個，就是他的嫡福晉富察氏。

都說後宮中的女子是母憑子貴，可富察皇后卻是子憑母貴，乾隆登基後的第一年，就把皇后所生的二阿哥、年僅6歲的永璉祕密立為儲君，不幸的是這個孩子在九歲時病逝了，這件事對乾隆和皇后的打擊很大。

七年後兩人的第二個兒子、七阿哥永琮出生，這個孩子更不幸，不到兩歲就夭折了。接連失去兩個兒子的富察皇后從此一病不起，乾隆十三年，她在跟隨皇帝東巡的途中突然病逝，乾隆悲痛萬分，親自為皇后定下諡號“孝賢”。

歷朝歷代評價女子的最高標準就是孝順和賢惠，弘曆把這兩個字全部加在皇后的身上，可見富察氏在他心中的地位。孝賢皇后的去世對乾隆的情緒和個性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她的葬禮也在朝廷內外引起了一場不小的風波。

清朝從康熙開始，皇后的喪禮都是一切從簡，所以在籌辦孝賢皇后的葬禮時，朝中的官員都十分的懶惰和懈怠，出現了一些心不在焉的小失誤，卻不曾想會因此惹怒了皇帝。

乾隆之前對待臣子的態度都是“以禮待之”，可這次他卻是大開殺戒，有學者統計過，因為孝賢皇后的喪葬事件，引起了一大批朝廷官員被貶黜革職甚至是賜死，從大學士、尚書到各基層官員，數量不下百位。

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

孝賢皇后之死，對乾隆帝個人的精神世界確實影響甚巨；對乾隆朝執政風格從寬轉嚴這個問題來說，髮妻之喪是很重要的因素，但還有其他的起碼同等重要的因素。

首先我們要弄清，乾隆朝初期的寬政因何而來？主要的因素至少包括以下幾點：

其一，乾隆帝作為首位通過祕密立儲繼位的新君，不像明立的太子在儲君時代就有培植個人班底的機會，二十五歲的他個人羽翼未豐，所以急需“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是唯一正確有效的儘快坐穩大位的方式；

其二，乾隆帝的父親雍正帝由於繼位合法性不足（近年發現的康熙遺詔已被考證出是雍正帝即位之後用以自證的偽作，但康熙帝本人屬意於雍親王只是未及留詔便病發崩逝的可能性也並不因這份詔書是偽作而排除。所以這裡採用的說法是雍正帝繼位合法性不足，而非雍正篡位），故而只得採用激進嚴酷的執政方式，自然樹敵甚多。但雍正帝在世時，這些明裡暗裡的敵人已經在雍正帝的鐵腕天威下吃足了苦、嚇破了膽，至於其中嚇不破膽的，早已被雍正帝收拾乾淨了。在這樣的背景下，新君乾隆帝寬大為懷，是對這些人施恩，雍朝餘威與乾朝新恩相結合，這些人且畏且敬，反攻倒算的動力才會更小；倘若一秉雍正的苛察之政，反倒很可能會產生“天下苦秦久矣”、壓迫至極必有反抗的消極後果；

其三，乾隆初年的寬政，是以康熙朝的寬政為淵源。乾隆帝上臺後要做的，就是憑藉父親為自己留下的高度集權局面，使皇帝重新在上層集團之中獲得雍正朝始終未能獲得的普遍認同。而康熙朝以其文治武功之盛和君主福祚之長，成了當仁不讓的大清一統極盛的象徵。乾隆帝以追慕康熙朝為旗幟，承襲康熙朝寬大之精神，自然能獲取更大的認同。本質上，乾隆帝是借祖父的崇高威望，來幫助年輕資淺的自己樹立權威。

而到了孝賢皇后薨逝的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帝通過其上佳的治理成績，已經贏得民心；通過其出色的權謀手段，一方面治亂於未萌地以弘晳逆案終結了康熙朝九王奪嫡對清朝政局三十年的持續影響，徹底收服了宗室親貴；一方面對雍正朝遺留下來的臣僚派系張鄂兩黨恩威並施，逐漸削弱兩黨勢力，兩黨領袖鄂爾泰已於乾隆十年（1745）憂病而亡、張廷玉則屢遭申飭處分完全失勢；同時以潛邸舊識訥親、孝賢皇后之弟傅恆、忠直漢臣劉統勳等為核心人物的乾隆帝親信班底經過其選拔培養已成氣候，雖然訥親於乾隆十三年因金川戰敗而被處死，但官僚集團盡在乾隆帝掌握已成不可動搖之勢。顯然，到了乾隆十三年，乾隆帝的專制權威已經完全鞏固，在政治上可以說已經沒有一支能夠制約他的力量。權威已極，效法祖父康熙帝的寬仁面貌便開始缺少維持的動力，而源自父親雍正帝的挑剔刻薄、喜怒不定自然要漸漸暴露出來了。

然而，在政治上沒有一支能夠制約乾隆帝的力量，並不是說徹底沒有一支能夠制約乾隆帝的力量了，而這支力量正是孝賢皇后。孝賢皇后完美的德行及其對乾隆帝政治志向的高度理解與支援，不但使乾隆帝后顧無憂，而且使他因為妻子的完美而更加深信自己深得上天眷顧。為什麼這裡說“更加”呢？因為乾隆帝確實是個相當得上天眷顧的人。一個低等的格格之子，先是幸運地成了子嗣單薄的雍正帝活到成年的第二個兒子，還得到康熙的垂愛；然後唯一的成年兄長弘時又悖逆皇父被削爵幽死，兩個幼弟的才具又與他差之遠甚，雖然祕密立儲，其實早無懸念；繼位過程風平浪靜，統治生涯也很順利，這樣的早年經歷很難不讓乾隆帝以自己的“得天獨厚”為傲，而完美互補的妻子和美滿的夫妻生活自然更讓他自認為獨得天眷，孝賢皇后的陪伴對乾隆帝早年始終保持較為平和積極的仁君心態也應當起著重要作用。

但是這對神仙帝后眷侶的美滿生活隨著嫡次子永琮的夭折戛然而止了。孝賢皇后共生有皇次子永璉、皇七子永琮兩子，而自認獨得天眷的乾隆帝早早懷有了打破祖宗紀錄、成功讓嫡子繼位的美好願望。嫡長子永璉天資聰穎，素得祖父、父親喜愛，乾隆帝於改元元年便已親書密旨立他為儲，他卻於乾隆三年（1738）不幸九歲夭亡。但此時的乾隆夫婦雖然心痛悲傷，還是滿懷希望的，因為此時夫妻二人分別只有二十八、二十七歲，滿可以繼續造人再圖立儲。乾隆十一年（1746），在近古時代已是超高齡孕婦的孝賢皇后在自己三十五歲時終於產下嫡次子永琮，乾隆夫婦的希望眼看又能延續。可他們哪曾想到，永琮的福分比他的胞兄永璉還薄，還沒等父皇金冊立儲，乾隆十二年（1747）農曆臘月便急急趕去與胞兄黃泉相會了，卒年只有虛歲兩歲。這對乾隆夫婦無疑是沉重的打擊，而對高齡產子、已無心力再行生養的孝賢皇后來說，更是身心雙方面的毀滅性打擊。乾隆帝在翌年東巡時特意帶上皇后，想借大好河山為愛妻疏解心緒；可皇后已經心力交瘁，終於病發薨逝於回程舟上，卒年三十七歲。

立嫡子的努力終告失敗，愛妻的撒手人寰則徹底打碎了乾隆帝“獨得天眷”的自傲和美夢。曾經經歷過無限接近的完美，卻又被上蒼突如其來地把這份完美在面前生生打碎，無論帝王還是平民，其痛苦和幻滅感之深重，並無不同。孝賢皇后的離去，意味著乾隆帝精神的平衡劑不復存在；“得天獨厚”的神話破滅，則使乾隆帝初年的英銳之氣突變為不無怨天尤人情緒的暴戾之氣。而此時，真的已經沒有誰可以制約乾隆帝了。心態崩壞的乾隆帝開始對他假想的愛妻愛子的敵人（包括皇長子、那拉繼皇后和她的兒子等等）疑神疑鬼，對帝國承平日久自然出現的貪懶怠政現象一概視為對自己昔日理想中完美帝王生涯的諷刺因而不能容忍，他從行為上越來越靠近自己的父親雍正帝，但動機卻大相徑庭——雍正帝的嚴苛之政實際上是情勢所致的理性選擇；乾隆帝的寬政轉嚴，卻更多源於自己的心態劇變。而手中已經至尊無限的專制皇權，則將乾隆帝的戾氣放大成橫衝直撞的淫威，讓天下戰戰兢兢。

而乾隆帝這種嚴政的效果也與其父恰恰相反。雍正帝的嚴政，催生出一批積極進取的能臣幹吏；而乾隆帝這種多少“任性”的嚴政，卻是讓已安承平的官僚階層愈發抱定與其動輒得咎、不如但求無過的宗旨，不怕犯錯的謀國之臣越來越少，諾諾逢迎的庸俗之臣越來越多，於是無論乾隆要求如何急切嚴苛，清朝官僚階層的腐化和其實比腐化更要命的呆滯化已然不可逆轉。而這也導致晚年的乾隆帝索性安心享樂，用後人看來不啻笑話的“十全武功”“十全老人”來麻醉自己，以消耗天下來延續自己“獨得天眷”的美夢。只是，成為太上皇后爆發的白蓮教起義，終究讓他沒能把這個已然荒謬的夢做到頭。我心裡猜想，乾隆帝生命的最後一兩年時光，與其說是年老衰邁，不如說是終於承認自己的一切念想皆已成空，精神再也無所支撐，才導致的記憶衰退、口齒不清、老態龍鍾、行將就木吧。說到底，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彎弓射鵰，還看今朝，這些頂級領袖們至死不休的強韌神經，這位早年過於順利、初登大寶時豪氣干雲的清高宗純皇帝，是不具備的呀。

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乾隆皇帝弘曆時年三十八歲，正值壯年之際，從後世看來，正如萬曆十五年對明朝萬曆皇帝一般，正如乾隆皇帝自己即位之初所說的，“朕御極之初，嘗意至十三年時，國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計料所及者——《清高宗實錄》”，這一年也是乾隆朝皇帝執政風格的一道分水嶺。正是在這一年，乾隆皇帝的執政風格從寬厚仁和驟然轉向了馭下嚴苛，連施重典，對皇室成員和文武百官掀起了一場官場大風暴，皇帝對大臣們的態度從乾隆初期的寬厚仁和轉向了頤指氣使，嚴責苛求。其原因表面看起來是由於皇帝連喪至親引起的，是一個父親痛失嫡子和一個丈夫因為喪偶而導致的心理失常事件。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場風暴實際上也是乾隆對官僚集團壓抑多年的不滿的一次總爆發。

事情的兩大誘因

在乾隆十三年前後，乾隆皇帝在宮中連遭兩大沉重打擊。首先是乾隆十二年底，孝賢皇后的第二個嫡子年僅2歲因出水痘夭折，在此之前乾隆皇帝的嫡長子永璉已然去世，這使得一心想立嫡子為儲君的皇帝和皇后十分悲痛。第二件就是孝賢皇后富察氏在乾隆十三年陪同皇帝南巡，在歸來的途中，病逝於龍船之上。人到中年，連喪愛子愛妻，這就使得乾隆皇帝的脾氣格外暴躁，導致身邊的皇子，大學士，軍機大臣，外省總督乃至基層官員都連遭厄運，因此丟掉性命的親貴大臣不在少數。從心理學角度看，連喪妻兒的中年男性，內心深處往往需要旁人關心，一旦自己感覺旁人對自己關心不夠，就會超乎尋常地發洩不滿，正常人都會如此，更何況是九五之尊的皇帝，旁人在他發脾氣的時候，躲都唯恐不及，哪裡敢主動上前？這就進一步加劇了皇帝的不滿，對外發洩的機會和理由就更多了。

首先倒黴就是皇長子和皇三子。孝賢皇后去世後，乾隆皇帝扶靈柩返回北京，按照禮儀，所有的皇子都要參加嗣母的葬禮，當乾隆發現皇長子和皇三子因不是自己的生母過世而在皇后的喪禮上表現得不夠悲痛時，他大發雷霆，甚至公然宣佈：“此二人斷不可承繼大統……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殺伊等，伊等當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將兩位皇子排除在繼承大統的序列之外，並請諸王、大臣共鑑，他絕不食言。皇長子還因此受到乾隆皇帝的責罰，沒過幾年就鬱鬱而終。

接下來倒黴的是各級督撫們。按照乾隆帝的設想，各省督撫大員出於對皇后的哀悼，理應踴躍上表，請求入京參加葬禮。但讓他沒想到的是，大多數封疆大吏根本沒把皇后的葬禮當回事，奏請入京者寥寥無幾。

乾隆帝心中很不爽，下令對沒有奏請入京的封疆大吏，尤其是各省滿族的督撫、將軍、提督、都統、總兵等實行重罰，或降二級使用，或銷去軍功。因此受罰者包括兩江總督尹繼善、閩浙總督喀爾吉善、湖廣總督塞楞額、漕運總督蘊著、浙江巡撫顧琮、江西巡撫開泰、河南巡撫碩色、安徽巡撫納敏等數位督撫，總計有五十多名滿族文武大員。接下來是百日服喪期，按照規定，百日服喪期內不得剃髮。這是一個很久以前的規定，以至於大家都已經淡忘此事，即使是在雍正皇帝駕崩後，不少文武官員百日內剃髮也沒有得到乾隆皇帝追究。沒想到，這一次皇帝竟然較起了真，而第一個遭殃的“倒黴蛋”，便是錦州知府金文醇。

十三年，孝賢皇后崩，故事，遇國恤，諸臣當於百日後剃髮。錦州知府金文醇違制被劾，逮下刑部，擬斬候。上以為不當，責尚書盛安沽譽，予重譴。見《清史稿·塞楞額傳》。

接下來，更大的人物出現了，江南河道總督周學健、湖廣總督塞楞額也被舉報，氣得皇帝暴跳如雷，大罵他們“喪心悖逆，不惟一己敢於犯法，並所屬官棄同時效尤，棄常蔑禮，上下成風，深可駭異”（見《清高宗實錄》）。乾隆帝決定予以嚴懲。塞楞額被刑部論斬決，乾隆帝“恩賜”他自盡。至於周學健，起初被罷官抄家、罰做苦役，然而不久被發現有貪贓的罪證，被皇帝下詔賜死。至於其他違反剃髮要求的官員雖沒有被處死，但也得到嚴厲處罰，文武大臣對乾隆皇帝從寬厚仁和突然轉向嚴苛大表不解，但也是對皇帝噤若寒蟬，俯首聽命。從乾隆十三年開始，乾隆皇帝的執政風格轉向嚴苛，對大臣們動輒斥責辱罵，頤指氣使。

乾隆皇帝執政風格大轉變的原因分析

乾隆皇帝執政風格“大變臉”，並不是沒有徵兆的，而是皇帝對自己執政十三年來各級官員的表現不盡滿意，本就打算予以糾正。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由於得位存在爭議，政敵眾多，再加上對康熙末期失之偏軟的矯正考量，雍正皇帝在位期間對待各級官員以嚴厲著稱，這主要體現在對待八阿哥九阿哥集團和年羹堯等人的處置上，各級官員在雍正朝都戰戰兢兢，朝政氣氛沉重。

乾隆皇帝即位前對此也有微詞，因此，在乾隆皇帝即位後，一改父親的執政風格，對皇室成員和各位臣工多持寬厚懷柔的態度，一時間眾臣都稱頌皇帝聖明，朝野內外如沐春風。乾隆皇帝本來打算按照“一張一弛”的做法，希望各位臣工能夠感恩戴德，盡心盡力地為朝廷和皇帝辦差。沒想到，幾年以來，在過了新鮮期後，各級官員開始做事得過且過，敷衍了事，對待百姓疾苦不聞不問，對待朝廷交辦的事情推諉扯皮，甚至貪腐墮落。隨著“弊政”的增多，乾隆越來越能體會到雍正嚴苛的良苦用心了。不是雍正不想寬仁，而是大勢所迫，整個官僚集團容不得他寬仁。你一旦寬鬆，人家就認為你是懦弱好欺負的庸主。於是，乾隆皇帝不得不放下了說教，舉起了教鞭，狠狠鞭策他們辦差。以懲罰應對大小金川戰事不利的大臣為例，乾隆十二年，雲貴總督張廣泗、大學士訥親兩人督軍進攻半載勞而無功。按照乾隆皇帝以往的做法，組織前方戰事不利，最多也就是革職查辦，更何況領兵作戰的是乾隆皇帝的心腹大臣訥親，但是他們二人命不好，剛好撞到了被急於立威的乾隆皇帝的槍口上，被皇帝先後下令賜死。

總的來看，乾隆十三年以後，乾隆皇帝對臣工的管理更加嚴苛，短期內比較有效地遏制住了大臣文恬武嬉的不良作風，吏治得到很大好轉，官場風氣煥然一新。

皇后去世

皇帝的感情世界，對他的執政風格有至關重要的影響。眾所周知，乾隆此生最愛的女子就是富察皇后，她的去世，給乾隆的感情世界造成很大的創傷。

如果是普通人，影響有限；可乾隆是皇帝，一旦處於極度的悲痛之中，就會難以控制自己的情緒，通過懲罰他人來釋放自己的痛苦。

翰林院書寫富察皇后的悼詞，因有一處翻譯錯誤讓乾隆很生氣，導致刑部尚書被判秋後處決，相關人員一律革職，平時最多警告一下；

祭祀用的桌子板凳不夠乾淨，乾隆看了不順眼，結果負責此事的光祿寺大員一律革職；

皇后去世，有大臣百日內剃髮，乾隆知道後勃然大怒，認為這是對皇后的不尊重，後果就是兩位總督被賜自盡，兩位巡撫被革職……

僅僅因為皇后葬禮，大清幾十名官員以及兩位皇子被處理了。原來風平浪靜的朝堂，因乾隆的悲痛而颳起颱風，這出乎所有人的預料，連深諳帝王心的張廷玉也沒想到。

時間久了，這些官員就開始“蹬鼻子上臉”，各種歪風邪氣都冒出來了，又回到了康熙晚年那種懶散的狀態。

許多地方官，上班就是走過場，更有甚者半個月不去衙門；未處理案件，堆積如山；貪汙之風又開始抬頭；軍備鬆弛，士兵渙散，面對西邊小叛亂都搞不定……

“仁政”造成了大清官僚群體的整體墮落，與乾隆的期待完全相反，這些因素推動著乾隆反思過往的執政策略。後來，乾隆反省自己初政時說：

形勢推動著乾隆改變風格，他需要一次大變臉，對大清這臺機器來一次大的“翻修”。

乾隆皇帝在稱帝第十三年的時候，由於自己的皇后富察皇后去世。乾隆皇帝以大臣們對待富察皇后的葬禮，在禮節上不到位為名，對大臣們進行大肆削職，甚至冷血斬殺，掀起了一場官場風暴。那麼，不過就是一場葬禮而已，為何乾隆要大動干戈，嚴厲打壓大臣們呢？

（乾隆劇照）

我們先來看看在富察皇后的葬禮上，乾隆皇帝有哪些不滿的地方。

乾隆皇帝首先拿他的兒子們開刀。他說他的皇長子永璜和皇三子永璋沒有哀慼之色，對他們嚴厲斥責。並公開說，這兩個人將來沒有繼承皇位的資格。

本來，清朝的皇位制度，從雍正皇帝開始，就採用的是祕密建儲制。也就是說，皇位的繼承，是絕對的機密。雍正也希望通過這種方式，正向激勵他的孩子們。但是，現在乾隆皇帝竟然在富察皇后的葬禮上，把這樣敏感的問題提出來，由此也可見，他打擊的力度之大。

當然了，對自己兒子們打擊力度再大，不過是申斥他們一下而已。至於不讓他們繼承皇位，其實他本來也沒想過要他們繼承皇位，只不過提早說出來罷了。他的兒子們，其實所受的影響不大。但是，乾隆皇帝對待其他大臣，卻是非常的嚴厲峻刻。

清朝一直使用滿漢雙重文字，當乾隆發現發現滿文譯文中，將“皇妣”一詞譯成了“先太后”一詞時，乾隆大為生氣，把禮部尚書阿克敦交給刑部處理。刑部揣摩乾隆的心思，把阿克敦判處絞監候。但是，乾隆依然很不滿意，不但要求刑部重新把阿克敦判為斬監侯，秋後處決，而且還對刑部的人進行了嚴厲的處罰，很多人被革職查辦。

（永璜劇照）

接著，乾隆又責備光祿寺所準備的祭品“俱不潔淨鮮明”，對光祿寺的大小官員，革職的革職，降級的降級。其實，這個“不潔淨新鮮”，明顯就是挑刺。古代又沒有檢測儀器，只要食物沒變質，哪有不潔淨新鮮的說法。

這個挑刺還不算嚴重，更嚴重的是，乾隆皇帝又在剃髮問題上，和眾大臣槓上了。滿清本來有一箇舊習俗，在帝后去世的時候，官員在百日之內，不能剃髮。不過，這個規矩是祖上的規矩，而且在康熙、雍正走向漢化的時候，這個規矩就已經沒有實施了。但是，乾隆皇帝卻在這個時候，接二連三地處理了那些在百日內剃頭的大臣。不只是京官，還有地方官員。

這明顯就是乾隆故意要這樣做了，而且明顯是派了暗探進行全國範圍內的搜查，目的就是要故意殺人處理人。

同時，乾隆還大搞文字獄。翰林院在寫富察皇后祭文的時候，用了“泉臺”一詞。乾隆認為這個詞用得不好，不能用在皇后身上。於是，又給了包括大學士張廷玉在內的眾人，罰俸祿一年的處分。

說老實話，不管從哪個角度來說，張廷玉等人的水平，肯定比乾隆高。他們用“泉臺”這個詞，肯定有他們的考慮。而且不過是一個詞而已，怎麼就能讓人家一年不吃飯呢？而且還是針對堂堂的大學士，簡直沒有半分的尊重。

由此可見，乾隆這樣做，明顯就是要給張廷玉等大臣難堪。

（富察皇后劇照）

那麼，當乾隆剛上臺的時候，禮賢下士，是一個仁君的作風。這時候，為什麼對待大臣們卻是這樣的態度呢？

有人說，主要的原因，是富察皇后去世，乾隆心裡悲憤。但是，就算乾隆對富察皇后真的有愛情，富察皇后的死，他真的很悲憤，但也不能拿大臣們撒氣啊。富察皇后的死，與大臣們又沒有任何關係，為何卻要把氣出在大臣們身上呢？

很顯然，乾隆這樣做，就是故意的。表現對富察皇后的愛，不過是他的一個藉口而已。他想要做的，沒有別的，就是要打壓大臣們。

那麼，乾隆皇帝為什麼要在那時候打壓大臣們呢？

很明顯，這是乾隆皇帝加強中央集權，實現皇帝極權的表現。

中國封建社會的中央集權和皇帝極權，到了明清時期，已經發展到了極致。唐朝的大臣們還能和皇帝坐而論道。到了宋朝，就只能站著說話。到了明朝，皇帝乾脆把宰相廢了，所有的事情，都由皇帝一人裁決。到了清朝，尤其經過康雍盛世，後來乾隆在安定了政權以後，再往前推一步。不但大臣們需要跪著說話，而且他們連基本的人格也沒有了，乾隆想打就打，想罵就罵，大臣們從此完全成為乾隆家裡的奴才了。

（參考資料：《清史稿》）

我記得美國漢學家孔飛力在其代表作《叫魂》中曾對乾隆帝有過這樣一番評價，大概意思就是說：

乾隆皇帝的施政兼有爺爺康熙的“寬”和父親雍正的“嚴”，但二者卻不是有機結合在一起，而是像鐘擺一樣，忽寬忽嚴。

由於乾隆十三年，也就是1748年，乾隆失去了很多重要的親人，如孝賢皇后富察氏、皇七子永琮、皇長子永璜等人，故很多人覺得，乾隆一定是悲傷過度導致性情大變，當然也有人覺得乾隆是在總結了其施政十三年間的得失才改弦更張。

但我個人總覺得，親人的過世肯定會讓乾隆傷心好一陣，甚至成為其一生的隱痛，但卻不足以改變他的施政方針。而乾隆帝在雍正朝期間就與聞政事，繼位時已經二十多歲，施政特點已經形成，施政能力也已成熟，不會出現太大的改弦更張。

事實上，乾隆十三年的官場風暴正是他施政方針的集中體現，根本算不得什麼重大轉向。因為終其一生，乾隆都是這樣做的。

在乾隆十三年之前，乾隆為了彌補雍正朝激烈政爭帶來的傷痕，確實行了很多仁政，包括給前朝王爺們恢復名譽，對臣子們也大多示之以寬。但隨著乾隆十三年富察皇后去世，乾隆隨之開始藉機整治官場。

在此期間，他都做了些什麼呢？

第一，因在皇后喪儀中未展示出悲傷，皇長子永璜被訓斥，還有和親王弘晝、大學士來保以及侍郎鄂容安均被罰俸三年。

第二，因將皇后冊封文書中的“皇妣”錯譯為“先太后”，乾隆問罪於翰林院，將主管翰林院的刑部尚書阿克敦交刑部治罪，並判斬監候，後被赦免。之後乾隆又遷怒於刑部官員，包括署理滿尚書盛安、漢尚書汪由敦、侍郎勒爾森、錢陳群、兆惠、魏定國等數人，均革職留任。

第三，因工部辦理皇后冊寶不敬， 侍郎索柱降三級，塗逢震降四級。

第四，因光祿寺因置備皇后祭禮不周，光祿寺卿增壽保、沈起元、光祿少卿德爾弼、竇啟瑛降級呼叫。

第五，因禮部在冊封皇后諡號的問題上出現了舛錯，尚書海望、王安國降兩級留任，其餘堂官也受到了處分。

第六，隨後，因皇后喪儀問題，乾隆又藉機修理外省官員。按禮制，皇后去世，外省官員應上摺奏請來京奔喪，但一般而言皇帝會婉轉拒絕這一奏請，因此屬於表面文章，久而久之有些外省官員也就忽略了這一禮制。不過，乾隆皇帝此次卻藉機發難，將兩江總督尹繼善、閩浙總督喀爾吉善、湖廣總督塞楞額、漕運總督蘊著、浙江巡撫顧琮、江西巡撫開泰、河南巡撫碩色、安徽巡撫納敏等53名官員分別處以降二級留任的處罰，並削去軍功記錄。

第七，皇后喪事後，按滿洲舊俗百日內不得剃髮，於是乾隆又藉機查處了一批百日內擅自剃髮的官員，其中不乏高官，比如湖廣總督塞楞額、湖南巡撫楊錫紱、湖北巡撫彭樹葵等。只是後來因剃髮之人太多，只好作罷。

由此，乾隆開始整治鄂爾泰和張廷玉的兩黨之爭，藉故修理直隸總督高斌，還借平金川之亂不利，整治軍機大臣、大將訥親，一時間人人自危。

那麼，我們可以總結一下，乾隆帝一口氣做了那麼多事，主要是想整治什麼呢？

首先是失禮。因為禮不端正，則尊卑不分，最終影響的是皇家的威儀和皇帝的威權，不利於君主專制。

其次是懶政。表面上看，乾隆只是抓了關於富察皇后喪禮的幾個文書、冊寶、諡號、祭禮的小問題，但實際上它確實反映了當時整個官僚系統敷衍塞責和懶政怠政之風。

最後是忘本，即忘記了作為一個滿洲人和滿洲人的奴才所應盡的本分，乾隆不僅僅是借富察皇后去世之機揪出幾個剃髮的，言外之意是在敲打百官尤其是滿官員，滿洲舊禮不能忘，而滿洲的剽悍作風和尚武精神更不能忘。

但問題是，乾隆的嚴苛之政實際上未能一直延續下去，而是隨著一番番血雨腥風和噤若寒蟬而逐漸平靜了下來。直到20年後的乾隆三十三年，也就是1768年，他又毫無徵兆地掀起了一番官場風暴，這就是在問答開頭所提到的“叫魂案”。

1768年的叫魂案在美中國人孔飛力筆下，恰如20年前的1748年。叫魂案的具體內容因與本回答無關，故暫不詳述，簡單來說就是這一年在全國先後出現了若干個靠剪人髮辮來實施妖術的僧人、道士及祕密組織，但最終卻發現大多數都是謠言、誤會和以訛傳訛。叫魂案的牽涉非常廣，乾隆利用硃批，採用恫嚇、挖苦、催促等各種口吻，幾乎牽動著全國十幾個總督、巡撫級高官，還有傅恆以及劉統勳等幾位軍機大臣，逐一戳破他們敷衍塞責、事不關己、推三阻四的官場老油條心態，讓他們個個為了追剿叫魂案元凶而疲於奔命，上緊發條。在最終真相大白後，乾隆藉機清算了一些高官，如兩江總督高晉、江蘇巡撫彰寶、安徽巡撫馮鈐、浙江巡撫熊學鵬、山東巡撫富尼漢、前江蘇巡撫明德、山西巡撫蘇爾德等，不少州縣一級官員也受到牽連。

由此可見，乾隆的施政方針其實就是：將嚴苛與寬鬆交替進行，每隔一段時間就藉機整頓一次官場。乾隆為什麼要這麼做呢？因為就算是最高明的帝王，都無法阻止官僚系統的集體性無感，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所以每隔一段時間就製造一次恐懼，而且每製造一次恐懼，恐懼本身會過去，但記憶卻多少能夠沉澱在人的潛意識中，幫助君主加強專制，控制官僚系統。

那麼有人會問，再過20年呢，到了乾隆五十三年，也就1788年的時候，好像他再沒掀起什麼驚濤駭浪了，這只是因為他自己已經老了，累了，想開了，得過且過了。

乾隆十三年的官場風暴和一個人的死有著莫大的關係，這個人是誰呢？那便是乾隆皇帝當時最寵愛的女人——富察皇后。富察皇后之死，是乾隆人生的一次重大轉折，此後，他逐漸從一個謙和寬巨集的皇帝，轉變成了一個苛刻自大的君主。

乾隆十三年官場風暴的導火索——富察皇后之死

乾隆十三年，乾隆皇帝最寵愛的富察皇后病逝，乾隆為此傷心欲絕，當時在富察皇后的喪禮上，乾隆發現皇長子和皇三子沒有表現得過於悲痛，由此大發雷霆，公然宣佈道：

“此二人斷不可承繼大統……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殺伊等，伊等當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

這兩位皇子也是萬萬沒想到竟會因為這事而此生再與皇位無緣了啊！不僅僅是這兩位皇子，在那場皇后葬禮風波中，受到處分的人從皇子、大學士、總督、尚書、巡撫到基層官員，總計不下百名，官場莫名其妙的颳起這樣一場風暴，似乎也在暗示著什麼。

果然，在皇后死後，乾隆皇帝性情大變，不再像以前一般寬巨集大量，而是變得嚴苛起來。當然這和富察皇后之死有著很大的關係，也和當時官場散發出的一種歪風邪氣有關。

乾隆性情大變的原因

雍正帝時期採取的是“鐵腕政治”，當時的官員可謂是吃足了苦、嚇破了膽！到乾隆皇帝上臺時，他效仿爺爺康熙的做法，寬大為懷，對官員百姓施恩。由於雍正朝餘威與乾隆朝新恩相結合，使得官員對乾隆且畏且敬。然而時間久了，官員們也開始得意忘形了起來，到乾隆十三年，官員腐敗案不斷髮生，各地政府存在鉅額財政赤字的問題，其中不少是因官員貪汙、挪用公款所致。此時的乾隆知道如此發展下去是絕對不行的，所以他必須早早採取措施來消除這一弊病。也許當時乾隆並不想像父親一樣採取“鐵腕”手段的，但愛妻之死徹底將乾隆“獨得天眷”的自傲和美夢給擊碎，乾隆皇帝對富察皇后的愛那是沒得說，富察皇后所生的第一子（皇次子永璉）便被乾隆早早立為皇儲，只可惜永璉不幸九歲夭亡，後又生一子（皇七子永琮），乾隆本想將其立為儲君，不過永琮也是薄命，年僅兩歲便夭折了，乾隆和富察皇后為此都非常痛心，不過好在皇后仍在。然而隨著富察皇后一死，乾隆立嫡子的努力也終告失敗，曾經經歷過無限接近完美的生活也由此不在完美，痛苦和幻滅感在此時尤為深重。富察皇后的離去，意味著乾隆帝精神的平衡劑不復存在。所以他性情大變，處理事情都變得非常嚴苛，文字獄盛行，對待貪官也是嚴厲打擊。

只可惜乾隆的這種性情改變是帶有幾分“任性”的，他的“鐵腕政治”也並沒有像雍正帝的嚴政一樣催生出一批積極進取的能臣幹吏，反而是使得不怕犯錯的謀國之臣越來越少，諾諾逢迎的庸俗之臣越來越多，以致到晚年，官場貪腐現象越發嚴重，而乾隆也無可奈何。而晚年的乾隆也不再有年輕時的魄力，反而是沉迷酒色，貪圖享樂，時時刻刻為自己帶高帽子，滿足自己的虛榮，像自封為“十全老人”等等。由此也開啟了滿清衰落之路。

儒法之爭自中華文明以來就有之。

其實，這都不是絕對的，視情況而定。

儒也好，法也罷，都是為目的服務的工具。

乾隆之前的儒也正確，後面的法也合適。不同階段採取不同的方法論正確解決面臨的政局問題，至於時機和節奏的把握，則是修煉的道行了。

從乾隆十三年開始，大清的官場政治生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乾隆對大臣甚至皇親貴族的態度開始轉變，這種轉變是方向性的本質轉變，而正是這種轉變，開啟了“士大夫集團”的奴化。由此，中國的“士大夫”集團的脊樑被打斷，壓彎。

很多人認為，乾隆十三年的官場風暴的起因是和乾隆感情深厚的皇后富察氏病逝，乾隆非常悲痛，陷入了極度痛苦不能自拔，以至於性情大變，遷怒於朝廷重臣乃至皇親國戚。乾隆一改“寬厚仁慈”的“仁君”形象，大開殺戒。而這種高壓態勢在此之後越演越烈，甚至開啟了“文字獄”的惡劣先河。

其實，所謂皇后之死的悲痛而變得性情大變，只是表面現象，在骨子裡乾隆的心胸，要比他爹和他爺爺都要狠的多。

乾隆是在他的爺爺康熙教導下成長起來的，他對“聖祖仁皇帝”爺爺是崇拜有加，最崇拜的並不是“寬厚仁德”而是“馭人之術”。

同時，乾隆對他的父親的所作所為在內心並不是十分贊同。主要的原因是雍正推行的新政和乾隆心裡的“祖制”是有衝突的，同時，雍正在推行新政的過程中對士紳，文人，旗人的毫不留情的打壓讓乾隆覺得“有失皇權尊嚴”。因為雍正本人是不太在意“皇權”本身，而對於江山社稷卻很在意。

在乾隆看來，鞏固皇權才是根本，所以整個乾隆朝，乾陵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鞏固皇權”，包括樹立自己“千古一帝”的形象，不遺餘力的實現“十大武功”，成為“十全老人”。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乾隆把“馭人之術”玩的得心應手。

乾隆的“馭人之術”就是兩手：乾剛獨斷和聖心難測。

在乾隆繼位之初，由於他爹為推行新政執行的對朝臣和皇族兄弟毫不留情的打擊政策，在整個朝廷官員當中籠罩著非常巨大的壓力，也隱藏著巨大的不滿甚至是不合作情緒。

乾隆繼位後，用了十多年的時間來緩和和朝廷官員以及王公貴族的緊張關係，他採用的是和雍正截然相反的政策。

雍正推行新政“雷厲風行”毫不手軟，但是讓朝廷上下都覺得太“急”了。

於是乾隆對於新政採取了“緩”的政策。通過對田文鏡的態度的轉變，讓滿朝文武感受到“新政”可以緩一緩了，包括在雍正朝積極推行新政官員們，也開始收斂鋒芒，新政慢慢的也就成了掛在嘴邊的“應景的說辭”而已。

雍正對於朝廷官員要求很嚴，甚至是嚴苛，追討國庫的庫銀，不惜罷官抄家，推行“火耗歸公”幾乎斷了官員們當官的“慾望”，“攤丁入畝”觸犯了士紳們的根本利益，“官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讓天下學子臉面掃地。所有反對新政的官員包括王公貴族，雍正的打擊是絕不手軟，該罷免的罷免，該圈禁的圈禁。

乾隆登基之後，一改雍正“嚴”的作風，而採用了“寬”的辦法，把雍正圈禁起來的各位皇叔都放出來，該免罪的免罪，該進爵的進爵。對原本在雍正朝戰戰兢兢辦差的包括張廷玉，鄂爾泰等在內的朝臣們也是和和氣氣，尊敬有加。

但如果就此認為乾隆就是一個仁慈寬厚的皇帝，那就大錯特錯了。

到了乾隆十三年，正當滿朝文武覺得當朝的皇帝“從善如流”，“寬仁賢德”的時候，乾隆出手了。

他不是一時興起，而是覺得是時候告訴“士大夫集團”該怎樣做“奴才”的時候了。

相對於雍正的“刻薄寡恩”，乾隆是“面善心硬”。他殺人絕不猶豫，常常會因“誅心”而殺之。

客觀上說，乾隆執政初期的十來年間，朝廷的緊張氣氛得到了緩和，乾隆也博得了“仁厚”的讚譽，但是，他很清楚這個讚譽後面是什麼。

儘管他的老爹拼了老命不惜得罪全天下的人給他攢下了極為豐厚的物質基礎，但是，“仁厚”帶不來自覺，也無法阻止貪腐的蔓延，士大夫集團並未表現出對乾隆“仁厚”之心的報答之意。該貪的繼續貪，該撈的繼續撈，就是免了賦稅的地方，也未表現出感恩戴德。

於是，乾隆收起了“偽善”，開始對整個士大夫集團進行強化“奴性”的改造。

首先，乾隆開啟了“乾剛獨斷”模式，這個模式，有他爹的影子：緩繳國庫欠款，不緩了。原先答應免掉的欠款，不免了。

其次，乾隆也開始了“聖心難測”的模式，把他和士大夫集團的關係匯入到完全由乾隆自己來掌控鬆緊程度的軌道，“揣摩聖意”，和“迎合聖心”就成了滿朝文武的主要工作。

就連大名鼎鼎的“鐵齒銅牙紀曉嵐”也是在不斷的“揣摩聖意”當中戰戰兢兢的生存，送上“一桶（統）江山萬年青（清）”，也算是紀曉嵐用心良苦，也代表大清已經沒有了“清流”。

興起“文字獄”是乾隆“天威難測”模式的最高境界，也是影響極其惡劣的對士大夫集團的奴化行為。

照本宣科，阿諛奉承，乃至通過修訂《四庫全書》來“毀書禁言”。乾隆之後，再難有“錚臣”。文人們也沒了“風骨”。

這就是“誅心”的極品模式。

差事辦的好不好另說，只要“聖意”沒有揣摩到位，“聖心不悅”，那就是天大的麻煩。

所以，和珅就脫穎而出——一個既有辦事能力，又有出眾的揣摩聖意的能力還是旗人血統的“傑出人才”，成了朝臣的楷模。

樹立了一個奴才標杆，那麼士大夫集團的奮鬥方向也就明確了：用奴才的心理辦好大臣的事。

這個時候，其實大清的氣數也就註定不會太長，江山社稷也不會安定，甚至，他的後代繼任者幾乎沒有機會來改變由此帶來的“頹勢”——一個奴性化的士大夫集團，不會再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骨氣和脊樑，大清江山的好壞，與士大夫集團幾乎變得毫無關係，士大夫集團能關心的也只是如何讓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損失而已。

乾隆的兒子嘉慶大概感受最深。當整個士大夫集團集體無感的時候，皇帝本人的作用微乎其微。

乾隆開啟的對士大夫集團的奴化毒害，其影響是很深刻的。

道光咸豐年間的龔自珍有一首雜詩：

九州風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

我願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可惜，唯上，唯權的風氣，至今還有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