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就是歷史上的“西原借款”。

一、“西原借款”的背景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在激烈進行之中,西方列強忙於戰事,未遑他顧,“東亞時局,悉任日本處置”。列強在華格局的這種變化,促使中國政府上下對日本的態度有了明顯轉變。

1917 年 1月 29 日的東京《國民新聞》曾就此載文評論道:“目下中國全境均有願與日本握手之傾向”,具體而言,“南方派多受教育之人,頗知世界大勢,親日主義為其素日所標榜”;段祺瑞、馮國璋等北方派“原多屬袁世凱之部下,故多抱排日之思想”;屬中立派的熊希齡、唐紹儀及梁啟超等人以前也都屢有排日之舉動,“而今日則皆認中日有親善之必要”。

大總統黎元洪曾向總統府軍事顧問阪西利八郎表明其對日本的態度說:“我曾三次遊歷貴國,對貴國頗有了解,因而自信比其他更能為兩國親善而努力。” 馮國璋當選為副總統後也公開表示,“作為副總統他將為消除過去中日兩國間的一切誤解、建立新的親善關係而積極努力”。

曹汝霖更是向段祺瑞提議“將中國關於農工商礦有價值的開列出來,同日本商量,何者中國自辦,何者中日合辦,何者讓日本人辦。一方面日本幫助中國,一方面日本亦獲得利益,不必枝枝節節,遇事麻煩,以達中日親善之目的。”

作為北京政府的實權人物,段祺瑞比其他人更深切感受到了新形勢下調整對日外交政策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他曾向新任駐日公使章宗祥面授機宜道:“中國對於各國宜取一律看待主義,彼以誠意來,我亦以誠意往。至遠交近攻之策,自不適用於今日。現閣方針如是,幸君善為之。”這表明段祺瑞已決定放棄傳紛的“遠交近攻”的外交政策,誠心誠意地與近鄰日本親善往來。

但段祺瑞一開始尚無一味親日之意,在“遠邦”與“近鄰”之間,他採取的是“一律看待主義”也即一視同仁的政策。

為此,他一方面盡力改善與日本的關係,另一方面又積極與美國謀接近,不但在參戰問題上與之同趨步調,而且還與芝加哥銀行進行了 500 萬美元借款的祕密談判。但當時美國正準備加人歐戰,既無暇顧及中國,更不想因為與中國的關係而使日本產生不快,從而影響其在華的既得利益,因此,段祺瑞的對美外交很難有實質性的進展。

在日本的要求下,美國政府不但責令芝加哥銀行中止與中國的借款談判,而且還於1917年11月與日本簽訂了《藍辛——石井協定》,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地位。美國的這種態度對段祺瑞北京政府的外交走向產生了極大影響。

時任美國駐華公使的芮恩斯認為,正是由於美國對華政策的失誤,才使得段祺瑞投人了日本的懷抱。顯然,段祺瑞北京政府除了仰賴日本外,已無其他外交出路。

當時北京政府的財政狀況可謂捉襟見肘,度日如年,根本無力承擔推行“武力統 一”政策所需的龐大的軍費開支。1916 年 7月 21 日《字林西報》曾報道北京政府的財政窘況說:“各省協濟幾已完全停止,鐵路盈餘又復盡為紙幣,而鹽稅餘款又僅敷外債之需……外國銀行團無資可借,且非俟調查中交兩行內容及中國政局安寧後,並不願作藉資之想也。”

9月10日,《申報》刊載的一篇文章對北京政府 1916 年下半年的需款數目作了粗略估計,認為“至少必另籌九千萬元鉅款,乃能渡此難關”,並頗為當局的籌款之道擔憂道:“現在大借款斷難刻日告成,零星借款亦有杯水車薪之勢,不知我財政當局者將何法以善其後也。”張勳復辟後,北京政府的財政狀況更趨惡化“政府事實上是靠發行紙幣過日子”。

當時,一般輿論都將舉借外債視為解救財政燃眉之急的不二法門,“借款二字,在五年前之中中國人聞之,多趨而反對者;今則不惟無人反對,且稍有接近之訊息,即群相走告,既祝其得成事實,又慮其或有他梗,一似非此即無以生活者”。

而有能力向中國提供借款的只有美國和日本兩國。美國由於忙於一戰無暇東顧,沒有將對華政策置於足夠重要的地位,致使北京政府“甚難得其實惠”。這樣,段祺瑞就只有將“武力統一”成功的希望寄託於日本的援助,並因此而死心塌地走上親日的外交之路。

而當時的日本，經濟因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刺激等原因而呈現極旺盛的景象,國內工商業發展迅猛,對外貿易也連年出現鉅額順差。1915 年至 1918 年間，日本的外貿順差達到28億日元。在國際借貸方面,日本也由外債達 12.24 億日元(1913年)的債務國一躍成為擁有 13.7 億日元外資(至 1918 年)的債權國。

日本銀行的現金儲備,戰前不過 3.4 億日元,1917 年初已激增至 7 億日元。據當時日本的一些銀行家調查,“大正四年(1915年)溢於市廛所需之金貨,都二億圓,而大正五年所溢之額幾五億圓,設大正六年戰事猶未熄,則必逾七億圓之巨矣”。資本大量過剩,必然會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

至1917年 2月,日本 56 種主要商品中已有 30 餘種日見騰貴,“彼其地方農民乃至中流社會,與此儻來之黃金,了無關係,但受物價昂貴之壓迫而已”。基於穩定國內局勢和維護大財閥利益的考慮,日本政府必須尋求和開闢廣闊的海外投資市場。資源豐富,國力贏弱,地理位置又鄰近的中國,自然成了日本“最適宜之投資地”。

二、“西原借款”的真相

段祺瑞與日本間的許多幕後交易,是經由寺內正毅的私人代表西原龜三往返奔走、密為穿針引線促成的。

1、“西原借款”的內容

西原龜三(1872~1954 年)可謂是個神祕人物,他在寺內內閣中並未擔任任何職務，但寺內和勝田主計大藏相卻對他言聽計從,極為倚重,他不但“在大藏省內可以隨便命令指揮勝田的幕僚”,而且還直接參與了寺內內閣對華政策的制定,並實際充當了日段勾結牽線人的重要角色,以致在當時就有“日本私設公使”的謔稱。

1916 年6月 22 日，西原龜三受時任北韓總督的寺內正毅之命首次來華。他此行除多方蒐集了意在攻擊大隈內閣對華政策的材料外,還擬訂一份所謂以日華親善為核心內容的對華政策綱要,即《在目前時局下的對華經濟措施綱要》,為日後寺內內閣對華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據。

與此同時,他還在北京拜會了段祺瑞、曹汝霖等政界權要,極力就“日華親善”的必要性及步驟、前景等進行遊說。在此後寺內內閣執政的近兩年時間裡,西原又先後五次來華,以寺內私人代表的身份,就“日華親善”的方方面面的問題與段祺瑞等進行接洽、交涉,並直接參與了中日間多項借款的磋商與合同訂立。

由他經手與中國方面達成的借款稱“西原借款”,這些借款的基本情況如下表：

2、“西原借款”日本真的被騙了？

首先,從借款的內容來看。與近代中國外債史上的其他借款相比,“西原借款"有著低利息、無回扣、少擔保”的特點。

一些研究中日關係史的學者遂有“西原借款大體上不失為差強人意者”、“誠借款條件之優者矣”的評價;作為借款當事人的曹汝霖、章宗祥等人更是據此竭力為自己的賣國罪責進行開脫。

如曹事後在《民初外交回憶錄》一文中爭辯道：“夫借款必有抵押品,中外皆同,而抵押品之輕重則大有不同。西原借款為日金一億元,與善後借款英金二千五百萬鎊相比,數目雖差,亦不能謂為小借款。然一則以生命線之鹽稅作抵,按期還本付息,本利無虧；一則以電線、森林等有名無實作抵,等於空頭支票,一無用處,至今分文未還。合同載明實足交款,不折不扣,方以為開外債未有之先例,豈知直皖戰爭皖方失敗,合肥下野,吳子玉遂以此為罪,遽命政府通緝,為世詬病,真始料所不及矣。”

章也在記述其擔任駐日公使之經歷的回憶錄《東京之三年》中說道:“所謂西原借款,以交行借款為起源,照合同所載及其經過情形,實無甚可議。此後關於鐵路各種借款,用途情形不同,而不收回扣,實足交款之條件,則始終如一。曹(汝霖)嘗自詡,謂可謂借款之模範。”“餘以職務上之關係,有時居間傳達,或奉命接洽,當時進行之內幕,頗有外人所未知者。時事變遷,已成陳跡。然就事論事,當局者破除舊例,竭力為國家爭回利權,當時亦費盡苦心也。”

實際上,曹、章所羅列的“西原借款”的這些所謂的“優厚”條件,不過是日本為從段祺瑞北京政府手中謀取更多更大的侵略權益而有意投下的誘餌;而且,這些條件“優厚”的借款合同背後,都無不包藏著險惡的侵略目的。

就拿兩次交通銀行借款來說,交通銀行“是與中國銀行一同管理中國政府國庫的金融機關;它擁有紙幣發行權,在全國各地設有支行七十餘處,是國有鐵路的機關銀行。其事業範圍,較之中國銀行尤為廣泛”。

控制了交通銀行,日本就能輕易地操縱中國的財政、金融及交通命脈。為此,西原龜三率先將交通銀行的借款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他利用交行因庫存告罄而被迫停兌的機會,提出了“中日合辦"該銀行的建議,並運動日本興業、北韓、臺灣三家銀行,於1917年1月和9月分兩次向該行提供2500 萬日元借款,充作該行的兌現基金和業務整頓費用。

根據借款合同的規定,三家日本銀行派遣藤原正文為交行的顧問,負責監督該行的營業情況。這樣,“交通銀行在名義上雖沒有實行中日合辦,實際上已受了日本三銀行的控制”。

他如吉黑兩省金礦及森林借款、吉會鐵路借款和滿蒙四鐵道借款等,從前表“借款條件”欄內不難看出,實際都隱藏了侵吞掠奪中國林礦資源與鐵道權益的野心。

雖然由於中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等多方面原因,合同中所載明的那些擔保條款最後成了有名無實的空頭支票,但這絲毫不能否認這幾項借款所具的侵略本性。如果說上述幾項借款對中國利權的掠奪與損害尚不十分突出,那麼,濟順、高徐兩鐵路借款可謂極為露骨和嚴重了。

濟順、高徐兩鐵路的敷設權原系德國從袁世凱政府手中攫得的。一戰爆發後,日本借驅逐德國在遠東的勢力為名強行派兵進入山東。為了從根本上取代德國在山東的地位,日本千方百計地想迫使中國簽訂一項條約,以便“合法地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

1915年中日“二十一條”交涉時,日本曾對上述兩鐵路的敷設權歸屬提出要求,但未能得逞。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對德宣戰,按理德國在華的侵略權益包括兩路敷設權應由中國收回,但段祺瑞等經不住西原所丟擲的 2000 萬日元借款的誘惑,竟於翌年 9 月 24日命駐日公使章宗祥與日本外相後藤新平進行了出賣兩路敷設權的換文。

當天,雙方還就山東問題進行了換文。這一同樣是由西原“擬成方案”並斡旋促成的換文,從表面看似“比較與中國有利”,而實際上卻是其害無窮:第一,以止式換文的形式肯定了日本軍隊佔領濟南和青島的合法性;第二,變相承認了日本對膠濟鐵路的控制權,只是在形式上把以日本軍隊駐守改由日人指揮下的“中國巡警隊”擔任警戒而已;第三,為日本獨佔膠濟鐵路的經營權大開了方便之門;第四,為日本在一戰後繼續佔據山東提供了口實,並直接導致了巴黎和會上中國對日外交的失敗。由此可見,西原所謂的“王道”“親善”和“提攜”,不過是鯨吞、掠奪中國利權的另一種表述而已。

其次,從借款的性質來看“西原借款”雖多以興辦電信、交通、金融、林礦等實業的名目出現,卻無一例外地帶有濃重的政治色彩。

這些借款所以非由日本政府的外交部門出面聯絡交涉,也非由參加四國銀行團的正金銀行出資承借,而是由寺內首相的私人代表西原龜三暗中牽線促成,並由日本興業、臺灣、北韓三家特種銀行及“中日合辦”的中華匯業銀行聯合擔任,實是日本政府為掩蓋其對華借款的真相,從而免遭銀行團其他成員國干涉的特意安排,而並非真的出於實業上的考慮。借款的實際用途及對中國的內政所造成的至大影響,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關於“西原借款”的實際用途,當時的一些報刊曾予以揭露道:“前總理段祺瑞,屢次企圖用武力壓服西南,財政部於是日日以籌款為事,多多益善,以供軍事之用……不幸軍費之大部,均人私人囊橐。”“寺內內閣不為何等相當之監督,致無監督之結果。彼段內閣將此款如何處分,不難想象而得之,即彼用以充南方討伐費是矣。”有的論者甚至認為“西原借款”遭致世人詬病非議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此種錢大都拿來消耗於內爭,未嘗用於利國福民之途”。

正是由於有“西原借款”源源不斷地“輸血”,段祺瑞北京政府才有可能將“武力統一”的實施和“安福國會”的選舉一一付諸行動。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西原借款"對中國各派軍閥間的紛爭混戰和政局的長期動盪不定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惡劣作用。

英國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理循曾對此評論道:中國的軍閥們“今天正被我們的那個一心只想消弱中國的東方鄰居所利用。他們被人用連同中世紀也從未產生過的陰險黑暗的外交權術和陰謀所愚弄而自相廝殺。他們在別人的財政資助下,彼此攻擊,混戰不休,以致到處苦難達於極點,正如我們當初用鴉片政策加深中國的苦難一樣”。應該說這一評論切中了“西原借款”的要害。

再次,從西原龜三對華借款的計劃及活動來看“西原借款”並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既是寺內內閣“以投資手段使中國殖民地化”的 的經濟侵略政策的產物,又與西原龜三對華借款的計劃及種種借款活動密切相關。

西原作為寺內內閣對華政策的重要決策者和執行者,其借款計劃浸透了對華經濟侵略的野心,種種借款活動也是圍繞這一目的而展開,是不難想象的。

對此,西原自己也供認不諱,他事後曾談起對華借款的真實意圖說:“我之所以活動於訂立所謂西原借款的最大目的”,就在於“使中國的資源由日本人來開採,以補日本原料的不足,同時由資源的開採,提高中中國人民的購買力,日本便可以提供廉價的商品”。這就是說要把中國變為日本的原料供應基地和日貨的傾銷市場。

日本帝國主義慾壑難填,“按照災難性的條件,大方地借錢給中國”而段祺瑞北京政府則是有求必應,“忙不迭地用兩隻手一把一把地將種種權利奉送給日本”。

在寺內內閣執政的近兩年時間裡,除前述“西原借款”外,雙方還訂立了第二次善後借款墊款、四鄭鐵路借款、吉長鐵路借款、無線電臺借款、加入中美運河借款、陝西實業借款、直隸水災借款、軍械借款等借款合同,對華借款總額增長到三億八千六百萬日元(包括“西原借款”),相當於寺內剛上臺時對華借款金額一億二千萬日元的3倍。

（正文完）

不管是清朝時期的日本還是到了民國時期的日本，日本政府一向以精明著稱，從不吃虧，佔盡了我們的便宜。

不過一向精明的日本政府，卻在一件事情上吃了點虧，導致被騙走一億四千萬的日元，究竟是哪一件事情讓一向精明的日本政府吃了點虧呢？

這件事情就是西原借款，西原借款是指1917-1918年間段祺瑞在擔任北洋政府總理時期和日本政府簽訂的公開和祕密借款的總稱。

這些借款當中最為重要的人是西原龜三，西原龜三是當時時任日本首相寺內正毅的心腹，在政界和商界也有著一定的影響。

西原龜三在1912年-1914年多次考察東北，為日本的擴張出謀劃策，在1916年為了鞏固與兩國外交，開始提倡兩國經濟提攜。向日本政府主張貸款給中國，來扶持中國的鐵路和銀行。

在段祺瑞擔任北洋政府總理時期，通過西原龜三向日本政府先後借了多次款項，所以北洋政府的外債也叫西原借款。

即便有西原龜三從中的影響，借款數額較大，也是需要相應的抵押物的，段祺瑞便把在東北修築鐵路，砍伐林木和採礦等的一系列的主權抵押給日本。

相對其他借款而言，西原借款的利息都是較為寬鬆的，這些抵押物看起來比較嚇人，但是日本實際操作起來還是有相應的難度的。

西原借款的借款方式不同於日本的作風，日本政府是因為什麼原因這麼好心呢？

日本政府通過明治維新後，國力一直十分強盛，加上在第一次世界戰爭中，日本大發戰爭財。

日本手裡有大量的錢財，想要尋找投資機會，日本後來就把眼光瞄準到了當時的中國。在袁世凱掌權時，也有向其他各國借款的現象，這些，這些借錢給袁世凱的人，也都得到了不小的利益。

日本也想在擴大當時在中國的利益，以經濟滲透慢慢的控制當時的中國，加上當時段祺瑞的勢頭正盛，加上對日本是極為歡迎的，日本也想通過段祺瑞獲取相應的利益，於是也就有了後來的西原借款。

如果段祺瑞掌權時間長的話，日本以段祺瑞抵押的主權，是可以很快拿到相應的收益的，可是段祺瑞在臨時總統的位置上，做了僅僅兩年。

便被馮玉祥等人趕下臺，之後便退居天津，之後便沒有在公開的場合出現過。

段祺瑞從與日本政府的西原借款前後八次一共借了1億四千五百萬元，段祺瑞一分錢也沒有還，或許當時的段祺瑞從借開始，就根本沒打算還錢。

之後段祺瑞被趕下臺，後來的歷任政府均以沒有用到這筆借款為理由，不承認這筆借款。日本政府的借款從此就成了一筆呆賬，直到西原龜三死後，也依然沒有拿回

這就是段祺瑞與日本政府的西原借款始末，對當時的段祺瑞而言，沒費多大力氣就拿到了鉅款，當然是十分高興，覺得自己撿了個天大的便宜。

而對日本政府而言，其實也並未吃多大的虧，吃的那點虧也只是那點面子。

但是在經濟上面，後來的日本政府，通過段祺瑞抵押的那一列的資源主權，所產生的的收益，遠遠的大於了沒有收回的那一億四千萬。

雖然段祺瑞拿到了鉅款，在他眼裡，認為自己頭腦精明，大賺了日本人一筆，但是西原借款是抵押給日本的那些資源的主權還是在日本人的手中，相比較而言，日本政府只是損失了一點小錢，換取了更大的利益。

1916年10月初，日本大隈內閣因二十一條交涉等一系列外交問題在國內外輿論的譴責和不滿中倒臺，新上臺的寺內正毅內閣想著對華政策過於強勢，於是改變策略，選擇經濟滲透的方式實現政治上的對華控制。

當時擔任寺內內閣的大藏大臣勝田主計提出了“菊分根”的思想，也就是擴大日本在華影響的方式，應避免過去那種以獲取權利為主，赤裸裸地強迫中國接受的做法。先以穩妥條件提供貸款，在增進邦交的同時，採取促其主動向日本提供有利商務權益的手段。

勝田主計主張經濟援助開發中國資源，裡面有著巨大的商業利益，其目的是在經濟上保有諸國在華的優勝權，畢竟那個時候的日本，想要直接進行軍事入侵還是不行的。

他的觀點總結起來就是，對中國經濟進行全面投資，考慮到中國工業化程度低，所以先進行經濟援助，就從借款開始吧。

而當時被日本報紙稱之為寺內內閣外交“無冕大臣“，同時也是借款的主要踐行者的西原龜三，由於受到日本政治家神鞭知常以”王道“”精神結成的“泛亞洲主意”的影響，為促成借款奔波其中，因此，後來一系列的借款都被稱之為“西原借款”。

寺內內閣上臺前，他就被派往中國考察，擬定了以“日華親善”為核心的《在目前時局下對華經濟措施綱要》，內容主要是強調日本在華經濟利益，通過投資借款在中國打好經濟基礎，從而確保其在華的經濟優勢。

西原龜三強調，“確保在華經濟優勢，其唯一途徑，實為日華得以實現，則日本之在華經濟優勢當可自然法則，以至百世不衰。”

換言之，寺內內閣的對華的野心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偽裝，由公開的政治侵略轉向隱蔽的淨化機策略，由“霸權主義”轉到“王道主義”，但目的絕對是一樣的，即通過對中國經濟的絕對控制從而達到獨佔中國的目的。

當然，當時日本國內資本過剩，資本迫切需要對外輸出，也是在這個大背景下才促成了之後的一系列對華借款。

西原龜三顯然高估了當時中國的政局。名義上的中央政府是執掌北京的皖系軍閥段祺瑞政府，但當時的中國軍閥林立，小的地方派系就不說了，單說北洋內部就存在直系和奉系兩大軍閥勢力，與皖系實力在伯仲之間。

日本的借款物件雖然是北洋政府，可實質上是借給了皖系段祺瑞，西原絕對沒有考慮到動盪的中國政局，皖系政權隨時會垮臺的風險，到時候新政府還認不認這筆貸款，或者還會繼續還麼？

段祺瑞對這筆突如其來的貸款十分欣喜，與日本政府一拍即合，畢竟當時段祺瑞推行武力統一全國政策，軍費開支激增，而政府又面臨嚴重財政危機，急需外債。

“西原借款”日本共計借出一億四千五百萬日元，事實上在寺內內閣存在的兩年間總計借款總數約為三億八千萬日元，在議定的各項貸款中，除了第一次交通銀行借款得到償還，其餘各項借款如石沉大海，最後不了了之。

日本方面，毋庸置疑，舉行外債是為了鞏固和加強在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但由於歐美列強的捲土重來（一戰結束），中國國內特殊而複雜的局勢（軍閥混戰）以及日本國內本身的矛盾，日本一步步妥協，最終重新承認與列強共同支配中國的事實。

西原借款的優惠條件使得日本在經濟上血本無歸，借款的抵押物不跟袁世凱時代的善後大借款比較，前者抵押物是中國命脈的鹽稅，而西原借款的抵押物，則是電線、森林等有名無實的東西。又由於中國不能按期償還，借款無擔保或擔保不確實，導致本利無著。

1920年只玩戰爭皖系的大敗也使得日本西原借款扶植代理人段祺瑞計劃的泡湯，由於英美扶植的直奉軍閥相繼崛起，因此從客觀上講，無論政治還是經濟方面，西原借款的目的都沒有達成。

但日本也並非啥也沒撈著，段祺瑞也並不是單純撿了個大便宜，相較於債務本身，中國損失得更多！

首先，日本通過借款得以加強了對中國東北等地礦產森林資源的掠奪，變東北成為日本的原料供應地。

其次，日本通過借款使其侵佔山東的權益“合法化”，也正這是一系列的鐵路借款，使得後來巴黎和會上，成為了“將山東斷歸日本之致命傷”。

最後，借款之中最惡毒的首推參戰借款，段祺瑞把借來錢的拿去打仗，依附條約“本借款金應交付於直接主管國防軍隊機關所屬之經理主任”。日本依此借款“實際上取得中國軍事上的特殊地位”。

雙方還祕密締結陸海軍事同盟協定，以防止“俄、德勢力東漸”為借款，把軍隊置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控制之下。以“共同防共”為幌子，奪取原沙俄在中國東北的侵略權益，把日本的侵略擴充套件到中國東北部。

日本一 《中日軍事協定》為依據，派兵進入北滿，到1918年10月間，已達7萬餘人。他們強行接管了長春至哈爾濱的鐵路，擅自警戒中東路，與當地中國軍隊發生衝突。

面對如此多的實際利益，那點日元又算什麼呢？

日本人向來以精明著稱，但是在近代中國，日本政府曾被一位中國的北洋軍閥用幾乎是“欺騙”的方式騙走一億四千日元。那時候的日元購買力還是很強的，甲午戰敗中國的賠款2.3億兩白銀，摺合成日元大概是3.4億日元，也就是說這筆借款相當於甲午賠款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間。

先說當時的局勢，北洋政府上臺，歐洲戰事一觸即發，袁世凱在東方佔著個北洋政府也算得上是無所畏懼，畢竟西洋人一時間也管不了他，當然了，北洋政府活絡起來的同時，同為亞洲強國的日本，也在這一段時期發展迅速。

當時對於外界的帝國主義勢力來說，在華尋找代理人，是尤為迫切的事情。但是，當時英法等西方列強因為戰爭因素，無力顧及遠東情況，日本當時的實力，不足以吞併中國，為此，日本考慮通過代理人方式，逐步掌握中國，進而達到其稱霸世界的野心。

此時的段祺瑞需要金錢來武裝軍隊，消滅南方的反對勢力，而日本則需要代理人，由此，段祺瑞和日本一拍即合。

對於段祺瑞來說，畢竟當時的東北地區不在自己的實際控制範圍，自己的行為，堪稱空手套白狼，不費太大力氣，就獲得了一億多的鉅款。民國九年，段祺瑞政府倒臺，之後歷代民國政府均不承認這筆貸款的合法性，以至於1954年，西原龜三臨死的時候，都沒能拿回這筆錢。日本一心謀劃的以段祺瑞來控制中國計劃落空，之後開始選擇奉系軍閥張作霖作為主要合作物件。

袁世凱死後，手下各大首領自立成為一批批的軍閥，而這批軍閥為了能夠獲得袁世凱當初的位子只能比一比手中的槍桿子，段祺瑞進駐北京，成為北洋政府的實權掌控著。可就是一樣一位不被看好的軍閥，硬生生從囂張跋扈的日軍手裡騙取了一一四千萬日元，當時的日元比民國的銀票貴很多錢。

段祺瑞成為北洋政府總理後，發現北洋政府窮的一枚大洋都沒有了，政府的糧餉都發不出去，因此他想改變這個現狀，可沒有錢說什麼都是沒有用的，因此他開始向國內的軍閥籌款。

籌款資訊發出後，沒有一位軍閥主動掏腰包將錢給段祺瑞，段祺瑞苦惱不已，自己的錢早已貼入軍費，現在哪裡還有錢給政府呢？他看透的國內的軍閥，並且大罵這些人，可不論怎麼說，現在的軍費糧餉問題依舊沒有解決。

不過自認為聰明的日本人看到了機會，由於清政府之前為了還清外債，不停地向列強借錢，列強將關稅、鹽稅調低，並且能夠在中國的地盤上開建廠區，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收穫，畢竟最終還能將錢要回。

日本高層親自聯絡段祺瑞，要借錢給北洋政府，不過需要條件。飢不擇食的段祺瑞怎麼會顧上有什麼條件，全部答應最終簽訂條款。

段祺瑞也是一個軍閥，並且他自認為自己是一個軍事家以及政治家，他借錢的目的就是為了強化皖軍的裝備，從而一家獨大，從而充實的加強的皖軍的裝備以及兵馬，現在已然是兵強馬壯。

用現在網路上流行的一句話來說那就是：錢是我憑本事借的為什麼要還？

顯然段祺瑞這一出的的確確的將日本人耍的團團轉，日軍吃癟後，並沒有不開心，日軍內閣高層還和吃了蜜一個樣的甜，或許有人會問：日本人不是傻了吧，被騙了錢還這麼開心？

段祺瑞真的這麼厲害不用還錢？錢雖然沒有還但是中國東北受到了嚴重的侵害，不過還好有東北王張作霖，不然東北全境，現如今以歸日本島國，接下來我告訴大家這1.45億日元為什麼不用還。

1 . 交通銀行借款, 1917 年1 月20 日簽訂, 500 萬日元,以隴海鐵路債券、中國政府國庫券和中國政府欠交通銀行債權證書為擔保。

2 . 交通銀行借款, 1917 年9 月28 日簽訂, 2000 萬日元,以中國政府國庫債券為擔保。

3 . 有線電報借款, 1918 年4 月30 日簽訂, 2000 萬日元,以中國全國有線電報的一切財產和收入為擔保。

4 . 吉會鐵路籌備借款, 1918 年6 月18 日簽訂, 1000 萬日元, 擔保: 以國庫券按貼現方式辦理。

5 . 吉黑兩省金礦及森林借款, 1918 年8 月2 日簽訂,3000 萬日元, 以吉黑兩省之金礦、國有森林以及上兩項所生屬於政府之收入為擔保。

6 . 滿蒙四鐵路籌備借款, 1918 年9 月28 日簽訂, 2000萬日元, 擔保: 以中國政府國庫券按貼現方式辦理。

7 . 高徐、濟順鐵路籌備借款, 1918 年9 月28 日簽訂,2000 萬日元, 擔保: 以中國政府國庫券按貼現方式辦理。

8 . 參戰借款, 1918 年9 月28 日簽訂, 2000 萬日元, 擔保: 以中國政府國庫券按貼現方式辦理, 到期後以同一條件換髮新券抵換。

雖然戰爭年代最好的東西是武器裝備，但沒錢的話連政府職員的工資都發不起，底下人也是要吃飯的，不然誰給你幹活？

1917年7月，段祺瑞當上了北洋政府的總理，他第一件事就是討伐“護法運動”，但打戰是需要花錢的，可是當時的北洋政府窮的響叮噹，哪有錢？

但日本人可不是那麼好心借錢給段祺瑞的，他們有著自己的小算盤。早在袁世凱政府時，日本就跟隨歐洲那些國家借款給袁世凱，並從中獲得高額回報，還獲得了中國的鹽稅和關稅。因此，嚐到幾次甜頭後的日本人，又想再撈一筆，並且當時的日本經濟繁盛，多出來的錢放著也是放著。

段祺瑞的心機跟袁世凱可不一樣，人家鬼的很。這次的借款過程中，段祺瑞提出的條件很苛刻，而日本現在也不缺錢，所以他們沒有敢獅子大開口，包括連手續費都沒給日本人。

他們只是提出要中國的鐵路權，但此時那些鐵路還沒有建，而段祺瑞承諾的抵押物也只是口頭上的約定，其中說的山東和山西的鐵路、礦產、森林等權益讓給日本，到最後也都被含糊過去了。

其實段祺瑞的算盤就是，從借款那一刻起他壓根就沒打算還錢。當時的馮國璋還擔心還款問題，以後拿什麼還給日本人。

段祺瑞說了這樣一句話：“咱們對日本就是利用一時，誰還打算還給他們，到時一瞪眼全拉倒！”從這句就可以看出，段祺瑞就是死了心要騙這筆鉅款。

日本方面對於鉅款的損失有向中國索要，可是在1929年時，日本駐華公使利貞男因為要款沒有成功，被日本國內譴責而內疚自殺，最後這筆借款的事也就沒人在提起了，北洋政府垮臺後，國內更是不願承認此事。

因此說，精明的日本人這次是確確實實的被北洋政府騙走了1.47億日本，這也是整個日本當時的羞於提起的“西原借款”事件。

日本人一向狡猾,那麼當年北洋政府是怎麼從日本政府騙一億四千萬的？

北洋政府總共從日本人那裡得到了一萬四千五百萬日元,換算成白銀,就是當時的九千七百多萬兩。

日本人向來以精明著稱,為什麼卻被北洋政府騙走一億四千萬呢？其實騙走的是西原借款。事情發生在1917至1918年間,時任日本首相的寺內正毅與中國北洋軍閥段祺瑞政府達成一系列的鉅額借款。按當時的局勢，北洋政府上臺，歐洲戰事也要一觸即發，而袁世凱的北洋政府算得上兵強馬壯，聲勢浩大，當時的日本想要在中國強行佔據一部分利益，而德國忙於歐洲戰事，無暇東方戰場，日本趁機就要分羹。這時候德國讓出租界，日本本打算強行佔有，但因為中國國內的抵制，使得經濟依賴中國的出口商品積壓，損失慘重，於是不能遂願，這也導致了日本內閣的倒臺。新的內閣上臺以後，一改過去強硬的態度，打算從內部慢慢瓦解北洋政府以便達到目的。他們是如何瓦解北洋政府的呢？

當時日本人支援的軍閥是段祺瑞，為了“幫助”段祺瑞實現統一大業，日本人出錢幫助段祺瑞在中國燃起戰火，好坐收漁翁之利。

於是向段祺瑞提供借款。時任日本首相的寺內正毅與中國北洋軍閥段祺瑞政府達成一筆一系列的鉅額借款，由於此次借款是由寺內正毅的親信西原龜三為代表完成的，所以史稱“西原借款”。恰這時因為北洋政府自從袁世凱死後，四分五裂，一盤散沙。袁世凱死後以段祺瑞"段老虎"為代表的皖系達到人生巔峰。但終究沒有滅掉其他軍閥，於是形成皖、直、奉三足鼎立的局面。沒有過去得強盛，日本人又扶植自己的勢力，在中國搶佔利益，那就是抵押物，中國東北地區的很多利益就在這筆條約中被割讓給了日本人。

段祺瑞得以掌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形成的。

在當代，民國軍閥段祺瑞，是一個備受爭議的人物，而在段祺瑞的一生，其人生履歷也堪稱傳奇——段祺瑞在世的時候，曾擔任過民國總理、民國執政（元首），此外，在蔣介石時代，段祺瑞還受到過蔣介石的禮遇。

段祺瑞雖然奪取了最高權力，但這一切，只侷限於皖系軍閥控制區以及部分服從北洋政府的省份。此時的南方，孫中山已經開展護法運動，並將矛頭直指段祺瑞，而段祺瑞則揚言，要通過軍事手段，消滅南方的反對勢力，真正統一中國。

而對於外界的帝國主義勢力來說，在華尋找代理人，是尤為迫切的事情。但是，當時英法等西方列強因為戰爭因素，無力顧及遠東情況，日本當時的實力，不足以吞併中國，為此，日本考慮通過代理人方式，逐步掌握中國，進而達到其稱霸世界的野心。

此時的段祺瑞需要金錢來武裝軍隊，消滅南方的反對勢力，而日本則需要代理人，由此，段祺瑞和日本一拍即合。

對於段祺瑞來說，畢竟當時的東北地區不在自己的實際控制範圍，自己的行為，堪稱空手套白狼，不費太大力氣，就獲得了一億多的鉅款。民國九年，段祺瑞政府倒臺，之後歷代民國政府均不承認這筆貸款的合法性，以至於1954年，西原龜三臨死的時候，都沒能拿回這筆錢。

不過，對於日本來說，段祺瑞政府為獲取貸款所抵押的一系列抵押品，為日本帶來的效益，也遠遠多於日本為段祺瑞政府所提供的這筆貸款。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日本並沒有吃虧。

自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由於民國史檔案資料的出版，掀起了一股民國史研究的歷史浪潮。最令人驚訝的一段歷史，莫過於“西原借款”。

作為侵略中國，罪行最多也最為貪婪的列強之一，日本恨不得將整個中國的資源都掠奪得一乾二淨，如此精明的日本政府，竟然被北洋政府硬生生的騙走了“1億4000萬”？北洋政府究竟如何“借得”這筆龐大的借款，日本政府真的有那麼蠢，被北洋政府玩弄於鼓掌之中嗎？

西原借款

或許很多人還對“西原借款”這一歷史事件無比陌生，其實這個事件的起因，於1916年到19 18年日本所實行的對華侵略方針政策有關。

1916年的10月，隨著大隈內閣倒臺，日本新上任的總理大臣認識到了以前的侵華政策已經遭到了中中國人的強烈抵抗，如此一來，導致日貨在中國滯銷，國內經濟更是一落千丈。

而且，其他列強對於日本試圖獨霸中國的狼子野心，也早已經心生不滿，甚至開始強烈譴責日本的行為。為了緩解日本與其他侵略帝國之間的矛盾，進一步落實對華擴張政策，《對華借款方針》由此而生。

北洋軍閥

在接下來的三年時間裡，據目前能夠收集到的資料可知，北洋政府從日本手中所借款的總數目共有8筆，總金額累計1億4500萬。然而北洋政府借完這筆款後，由於整個政府財政日益困窘，再加上主持北京政府的軍閥如走馬燈般的更換，根本沒有辦法償還本金和利息，只能夠一再一拖再拖。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一直對於是否將此借款納入外債範圍之內產生了巨大爭議，也一直沒有給日本還這筆錢。直到1941年，中華民國對日宣戰以後，國民政府聲稱，中國和日本之間的一切債務由此取消，西原借款自然在這一範圍內。

日軍入城

日本看似是做了一件傻事，然而深究西原借款的性質，會發現這筆借款是帶有強烈侵略性質和政治目的，日本只是換了一種侵略方式，壓根兒不是一種傻到極致的純粹經濟輸出。

借款之初，北洋政府和日本政府在簽訂外債契約之時，日本政府就已經在合同中嚴格表明，這份借款利息高、借期短，就連借款的使用用途都做了明確規定，壓根不是簡單的經濟借款，而是一場兩個政府之間的政治博弈。只可惜日本忽略了北洋政府是個“潑皮無賴”的事實，才讓這筆借款有去無回。

深陷國難的百姓

然而，貌似虧的“血本無歸”的日本，又用這筆鉅額借款，加深了中國的國難。這筆借款掌握在北洋政府的手中，這些政府官員把一部分借款用於中飽私囊，另一部分則用於軍費支出，而購買的武器彈藥，大部分還是來自日本。北洋軍閥們拿著充足的經費參加軍閥混戰，進一步滋長了中國的內亂。

除此之外，由於合同裡面的規定，導致北洋政府私自將大量合同約定的鐵路、森林、礦山等國家資源押給了日本人，進一步加強了日本侵華的能力，更讓中國人臉上蒙羞。瞭解這些由於借款所造成的惡劣的影響才發現，到頭來，傻子還是戴在了“北洋政府”的頭上。

時間還得從1914年說起，1914年歐洲燃起戰火，一戰正式爆發，列強打得頭破血流，無暇在中國撒野。彼時日本趁機入侵中國，逼迫中國政府簽下《二十一條》。日本貪得無厭的行為激起了全中中國人民的憤慨，中中國人民發出了憤怒的吼聲，仇視日本，抵制日貨。日本的形象在中國朝野一落千丈，日本跟中國的經貿關係也跌入低谷。失去中國大陸這個最大的市場，嚴重影響了日本經濟發展。

1916年，日本鷹派大隈重信內閣倒臺，繼任的是鴿派寺內正毅組閣。寺內正毅覺得當時的國際形勢下，日本沒有絕對把握跟中國硬來，狼要披上羊皮才能達到目的。因此新內閣就採取了經濟侵略和扶持代理人的彈性外交政策，西原借款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日本內閣經過長期慎重的觀察，覺得段祺瑞是個非常不錯的人選。段祺瑞當時是中國北洋政府的總理，是中國的正統。

段祺瑞有統一中國雄心壯志，有問鼎中原的野心，段祺瑞的皖系也有一定的實力。段祺瑞是個務實的軍閥，跟中國多數軍閥一樣，為了目的不擇手段，信奉有奶就是孃的人生哲學，是個主動會吞鉤的魚。再說，支援段祺瑞，武裝段祺瑞，即使段祺瑞不能成氣候，也可以讓中國軍閥自相殘殺、讓他們兄弟鬩於牆，殺個你死我活，消耗他們的實力，以便伺機侵略中國。日本政府跟段祺瑞一個有情、一個有意，一拍即合。但段祺瑞是個政壇老手，也知道日本人名聲太臭，不想惹一身騷，可又經不起誘惑，真是又想當婊子又想裝淑女。

日本政府看出了段祺瑞的心思，寺內正毅就繞了個彎，讓非政府人士西原龜三操作這件事。1917年，西原龜三和中國外交部官員曹汝霖、陸宗輿達成了第一筆500萬日元的借款協議。1918年3月，段祺瑞重新出山組閣，雄心勃勃的段祺瑞想鞏固自己的政權，消滅危險自己直系、奉系軍閥，亟需資金擴充軍備。於是，時任段祺瑞內閣交通總長的曹汝霖迫不及待向西原龜三丟擲媚眼，表達了段祺瑞向日本借款的意向。日本政府求之不得，雙方順利達成了1.45億日元的借款契約，這就是聞名中外的西原借款。

這筆借款放款人是西原龜三，由日本興業銀行、臺灣銀行和北韓銀行完成交付。這筆借款不僅數額巨大。而且利息很低，比同期金融市場的利息要低三分之一，同時如果用不著的話放在日本銀行還可以返還利息，真是優惠到家了。而且由於日本方面急於放款，用人不當。全程操作借款的西原是個商業外行，被北洋政府在進行貸款抵押的時候，用幾十捆即將作廢的國庫券給糊弄了過去。借款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用金礦和森林做的擔保，大部分等於沒有抵押。

儘管如此，日本人還是做了一筆非常划算的買賣。因為段祺瑞對日本政府的援助感恩戴德，恨不能跪倒磕頭。鐵了心要給日本人當牛做馬。大量日本軍官以幫助訓練軍隊的名義打入段祺瑞的軍隊，不但實現了對中國軍隊的控制，還順便刺探中國軍隊的情報，獲得了比利息高得多的回報。日本內閣為此得意洋洋，稱西原借款是日本又打了一場“日清戰爭”。可是日本人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忘記了那句話：“貸款有風險，放款需謹慎。”

世事無常，轉眼之間，耀武揚威的段祺瑞在1920年的直皖大戰中被直系和奉系軍閥聯手打敗，段祺瑞灰溜溜下野。皖系軍閥從此一蹶不振，風光不再。美國和英國撐腰的直係軍閥登上了中國政治舞臺，日本人的如意算盤落空了，不得不開始培養奉系軍閥張作霖當自己的代理人。至於那筆西原借款，直係軍閥當然不會認賬，說段祺瑞政府是竊取權力，是非法政府。

北洋徹底垮臺後，繼任的蔣介石國民政府更不會承認，他們說對日本人，天底下誰不知道段祺瑞的政府是“賄選”的，你們日本人給一個不合法的政府結款，我們怎麼會承認呢？這筆一億多日元的結款，最終中國方面只償還了兩千五百萬，日本人在款項上的確賠的血本無歸。但日本人經這次結款所控制的鐵路、礦產的利潤已經不止十倍於這筆錢，所以雖然這筆錢被中國賴掉了，但日本人依然是最終的獲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