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的山西省大同市曾經是北魏的都城，先去大同雲岡參觀雲岡石窟的石佛，然後去大同看看大同人相貌，風俗習慣，方言土語，與其它漢族區的漢人沒有一點區別，女子非常漂亮，男人非常英俊，是標準的漢人模樣。說話後鼻音重些，母音長，純子音多。隨著普通話的推廣，大同人說普通話的人很多了。

我們往往對擁有超出自己所處時代以及地域限制的人所具備的常人無法比擬的能力、知識，用偉人、劃時代、超前等等字眼來稱頌。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身為鮮卑人，生於漢文明圈核心之一的洛陽，由祖母文明太后撫養成人，從小受到漢族文化的薰陶和教育，對他長大後推行一系列靠近漢族文明的改革奠定了基礎。

從大背景看，這是落後文明的鮮卑族向先進文明的漢族文化的靠攏和學習，對歷史進步和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加速了民族大融合。因此孝文帝留名青史，即使他的改革只持續20多年，去世後改革遭到鮮卑貴族的清算，但歷史無法抹殺孝文帝對鮮卑族進步發展所做出的巨大貢獻。

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改革，對於國家民族無疑是進步的舉措，應該充分肯定，但是對於北魏鮮卑族政權卻未必是好事，以後六鎮兵變的起因也是因為對首都南遷和漢化的不滿。以後清朝吸取了孝文帝的教訓，嚴格滿漢分治，重用滿人。

北魏都城從盛樂到平城再到洛陽，經歷了三次變遷，從遊牧文化向農耕文化過度，所以，孝文帝遷都洛陽事件向來被理解為文化事件，但追根溯源並非如此。從當時的歷史環境和軍事環境來看，北魏位於柔然與南朝的中間地帶，腹背受敵。至孝文帝執政時期，其軍事策略由此前的"先北後南"轉變為"先南後北"，即主要作戰物件由北部的柔然轉變為南朝政權，北魏遷都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配合其軍事策略的改變。孝文帝試圖透過對南戰爭來完成統一大業，同時擺脫北魏王朝腹背受敵的軍事困境，所以遷都洛陽帶有濃重的軍事色彩，軍事考慮應是遷洛事件最為核心的要素。

當然，孝文帝遷都後出於對漢文化的迷戀及追求正統王朝的心態進行了全面漢化，雖然一方面加快了當時鮮卑與漢族上層的融合程序，取得了北魏上承東漢魏晉，下啟隋唐盛世的巨大發展，但也造成了鮮卑遷洛集團與恆、代保守勢力的分化。南遷集團戍衛禁軍中漢族成分的不斷加大使漢族軍官逐漸掌握指揮權，改漢姓、禁胡服、胡語等文化上對傳統的丟棄，使鮮卑崇尚勇健、作風彪悍的氣質逐漸衰退，失去了傳承基礎以及“勳臣八姓”的支援。另外，一心仿漢制恢復洛陽故城，大興土木營建展宮殿、官署、第宅、園囿、寺院，追求宏大華麗，不但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而且使南遷的鮮卑貴族沾染上魏晉門閥士族奢侈的風尚，自宣武帝以後政治日益腐敗，導致開北魏衰亡之始的六鎮起義。

總之，孝文帝遷都洛陽總體是得不償失，不但沒能達到最初的軍事目的，而且還伏下了北魏衰亡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