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良玉第二吧。畢竟李定國的兒子李嗣興同左良玉的兒子左夢庚一樣，是漢軍上三旗的八旗老爺。李嗣興參與過剿滅吳襄的兒吳三桂，積功最後為總兵。孫子李天志是康熙雍正的大內侍衛，雍正時外放為副將。李定國的後人在清朝一直生活在今天北京德勝門一帶，根據北京檔案史料之京郊清代墓碑考一文，工作人員1999年考察時還能找到李嗣興墓末代看墳人等資訊，李定國的子孫應該是滿族

其實，清朝對李定國是有評價的。畢竟李定國和鄭成功兩位雙子星在明末清初與清軍作戰最為頻繁，給清軍的殺傷力是最大的，可以說南明小朝廷的末期全靠這兩人撐著，如論在大陸組織抗清，李定國無疑是可以坐頭把交椅的。所以，對李定國的評價，無論如何都是清廷過不了的坎。至於評價結果，清朝官方出於封建王朝史觀，對李定國的定性幾乎全為“負面”，其觀點與民間私修歷史大相徑庭，可以說清朝官方和民間對李定國的定性分裂是最為嚴重的。

先說一下順治年間，以清廷的角度來看，李定國無疑是其最難對付的敵人，對清廷殺傷力之高，其戰績是任何在大陸的反清勢力都望塵莫及的，光一個“兩蹶名王”就讓那個時代的人感到萬分震撼，所謂“兩蹶名王，天下震動，此萬曆戊午以來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所以，做為交戰雙方，清廷對李定國絕對是恨之入骨，在《清世祖實錄》裡“逆賊”、“賊渠”、“逆寇”、“巨逆”真可謂是滿天亂飛。恨不能滅李定國而後快，這種極端稱呼在《清聖祖實錄》裡也有，畢竟當時做為敵對雙方互相來點惡評也很正常。

到乾隆年間，乾隆皇帝組織開展了巨量的文化工程，其中編修了《歷代通鑑輯覽》一書，在詔令附載唐、桂二王事蹟時，再次重申了對南明抗節人臣的定性問題，其中就提到了對“李定國”該如何書寫，就乾隆皇帝的話語來看，仍然是非常刻薄，原文如下。

《國朝宮史續編·卷八十九》：又，其下諸臣，以旅拒王師者，向多以偽官目之。然其間如白文選、李定國等，本獻賊義子，反側無常，彼在明已合稱賊、稱偽，自當準春秋書盜之例。

乾隆看問題，完全站在了封建王朝正統性的角度來闡述，在他看來李定國有兩個巨大“汙點”，必須給予差評。第一、眾所周知，李定國曾經是張獻忠的義子，是滅亡明朝助推力量，做為滿漢地主階級聯合政權，必須將敢於反抗朝廷的農民起義軍領袖打入“逆賊”行列，給天下人一個負面典型。第二、乾隆定義唐王政權、桂王政權為“偽統”、“偏統”，既然李定國為“偽統”和“偏統”效力，並給予清廷巨大的殺傷，這就自然讓清朝官方很不爽。

兩個因素一結合，導致了清廷官方對李定國全無好評。像李定國的戰友鄭成功，清廷雖也稱其為“海賊”，但由於鄭成功沒有參加過農民起義，對南明來說確實也是忠臣，清廷好歹也會為其說句良心話，康熙就曾說：“朱成功系明室遺臣，非朕之亂臣賊子。”，而清廷的官方語境稱李定國為“賊”，完全忽視了李定國對永曆政權的忠心耿耿，這對李定國來說完全是不客觀、不公正的。

而民間對李定國的評價則與清廷恰恰相反。清朝初年，明遺民所修歷史對李定國是好評一片，即使是偶有瑕疵，也無損其頂天立地的英雄形象。就比如金鐘所寫的《皇明末造錄》，稱李定國之忠之行可與張世傑比肩，所謂“黃得功、李定國孤軍百戰，可方宋之張元帥”。再如徐秉義的《明末忠烈紀實》，此書有李定國之傳記，雖無評論，李定國在其意識形態裡自然為“明末忠烈”。

對李定國“忠義”定性直到源遠流長，乾隆中文人李天根所寫的《爝火錄》裡就說李定國是“真虎將也”，雖然否定其做為農民起義軍的經歷，但肯定他們為南明效忠的史實，所謂“李定國秉虎狼之性，金公趾以《三國演義》開導之，一變而為忠臣義士”。

而為清廷體制內的官員徐鼒的《小腆紀年附考》裡也對李定國稱頌有加，稱李定國“努力報國，殉身緬甸，為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為了復興明朝“崎嶇以死，呼天以明其心，亦古之烈丈夫哉！”。

綜上所述，在清朝民間史書所傳遞的價值觀中，完全認為李定國是毫無疑問的忠臣義士，個人認為民間的評價比清廷為了維護其統治出發的官方定性更加理性，而且直到清末李定國在民間忠臣義士的定性也沒有發生變化。畢竟《清史稿》雲：“定國以降將受命敗軍後，崎嶇險阻，百折而不撓，比之擴廓帖木兒、陳友定輩，何多讓焉”。

引用文獻：《小腆紀年附考》、《爝火錄》、《清世祖實錄》、《清聖祖實錄》、《永曆紀年》、《皇明末造錄》、《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