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稅收制度是建立在兩稅制度的框架上，但在一些細節上做了改進。

兩稅法主要在夏秋兩個季節徵收，這也是它的名字的由來。兩稅法主要以財產的多少來徵稅，基本上統一了各類雜稅，然後統一徵收。

總體而言，宋代的稅收制度更為合理。

宋代的田稅為了避免出現豪門大戶偷稅漏稅的情況，因此是按照土地面積徵稅，主要對農戶的田產和財產進行統計，並把應該繳納的稅收登記到甲貼和戶貼上，這樣農戶也明白自己應該繳納多少稅收。

縣和州要核查農戶實際擁有的田產，並制定合理的賦稅政策。這一點主要由鄉一級和裡一級對農戶的田地繪製成圖冊，標明大小和形狀，以方便定稅。

而且宋朝還統一了徵稅使用的度量衡，全國上下統一標準，防止出現貪官汙吏藉此貪腐的情況。

宋代的商業十分繁華，而且商業稅佔據國家稅收的九成以上。宋朝並不抑制商業的發展，反而鼓勵商品經濟的執行，其商稅稅率大概在百分之三以內。

不但如此宋朝嚴厲打擊官員敲詐商人的行為，一切商稅必須寫成條文對外公示，一旦商人遇到多收的專案，可以直接去檢舉。

這類稅收大體包括房屋稅，就是居住的房屋需要按照尺寸繳稅，其餘的但凡是需要交易的，朝廷都要從中收稅。

而且海外貿易的稅收也是宋朝商稅中的大頭，宋朝對前來貿易的國外貨船徵收船舶稅，國內出海貿易的同樣也要徵稅。

宋朝的稅收制度算是中國封建王朝時期最為合理的，其中各類監管制度也十分有效。

一個國家的富強和發展，離不開老百姓的安居樂業。國家要發展離不開稅收，而稅收離不開百姓的安居樂業，因為百姓有恆產了，就會有產出，從而國家才會有稅收，有了稅收國家才會有發展，這樣就要有一套建全的稅收體制和政策。說起宋朝，大家印象是個文人世界，懦弱的朝代。但就是這個懦弱的朝代創造的GDP卻是當時世界第一大的經濟體，佔了世界GDP的30%，人文科學高速發展，除了武力其他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而這些是離不稅收政策的，那麼宋朝實行的是一種什麼稅制來為財政保駕護航的呢?從《清明上河圖》中可見宋朝的經濟繁榮，畫中描繪的各行各業和當今社會已不差了。從中可見其經濟是個開放的經濟，那麼它的稅收制度是什麼，概括起來分為兩大類:①農業稅，②商業稅。農業稅~古代叫田賦稅，宋代和以前的朝代實行的均田制不同，它實行的是租田制。宋朝田地分官田和私田，按田畝大小來徵稅。無論地主或農民，都按一定比例交租，其實我們現在分田到戶後的農稅一樣的，交了公糧剩下的才是自己。而付加於田賦稅裡還有一種人頭稅，因為宋朝和現在一樣實行戶籍制度，所以全國除了士大夫外，所有人都要交人頭稅，現在叫所得稅。而人頭稅付加在農民身上名目繁多，這也是宋朝是歷代發生區域性農民起義最多的原因之一。商業稅~分為住地稅和過境稅。其實和現時稅收一樣的，過境稅就是商品在流通異地之間的稅收。住地稅就是本地買賣之間的稅收，而且還衍生出了契約稅，既田地更改，房屋買賣，商鋪交易都要按一定比例交稅，這已和現在一樣了。宋代還有當時世界最大的造船業，所以海運十分發達，和南洋和印度詳幾乎所有國家都有貿易來往，而這裡的海運過境出入稅又是一筆很大收入。宋朝實行的徵收體制和我們是一樣的，從中央到地方行稅局制，從省，郡縣鎮所續級徵收，形成一套完整的稅收機關。其實宋朝的經濟發達關建還是得益於政府推行的是開放形經濟，與明清的閉關鎖國是不同的。

宋代鼓勵商業發展，如何才能有效地徵稅，這個好方法為後世所沿用

近橋而徵商稅，宋代統治者想出了這個徵稅的高招，併為後世沿用

中國古代的重農抑商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周王室衰微以後，各大諸侯國紛爭不斷，地處西面的秦國，從商鞅變法以後，“獎耕戰”，將農業生產與對外戰爭提高到相同的重要程度，不僅鼓勵秦華人參軍征戰，同時鼓勵開墾荒山，多生產糧食，給與開荒多者獎賞。同時相應地對商人課以重稅，力圖穩定糧食生產，增加政府稅收。

漢代建立以後對商人的打擊更加嚴重。尤其是漢武帝以後，由於漢武帝北征匈奴致時國庫空虛，漢武帝將鹽鐵酒全部收歸國家經營，並且發出“遷茂令”，將當時的富商巨賈全部集中起來，便於掌控，加強對內統治。

唐朝時期的商業有了長足的發展，出現了固定時間、固定地點的市場，以便於人們交易買賣。商稅的徵收，也就多集中於“關市”之中，既重要關隘或者固定市場之中。

宋代以後，由於燕雲十六州的丟失，宋王朝一直處於被動的防守狀態，為了維持數量龐大的軍隊，以及後來的歲貢，宋王朝一改前朝中農壓商的政策，相反，鼓勵商業發展，這一時期的商業突破了時間和地點的限制，人們可以隨處買賣交易，這也就給宋王朝統治者的商稅徵收造成了一定的問題：商人們交易時無法進行有效的監督，徵稅額難以進行評估，更為重要的是，商人並不會主動跑到官府衙門去交稅，怎樣將商稅徵收到手，成為宋王朝統治者面臨的問題。

宋王朝治下南方比較安定，土地產出比較多，商業也比較發達。同時南方雨量豐沛，水系發達，橋樑眾多。水系發達成為南方水運突出的重要條件，所謂“南船北馬”就是形容南方水運交通的普遍和發達。

水運需要停船的碼頭，商品在碼頭上岸，分散，於是靠近碼頭的地方就容易形成村落或者市鎮，同時，橋樑也是人流聚集的地方，一些商販就將商品擺攤在橋樑處，久而久之，橋樑兩端就出現了“橋市”，於是宋朝就出現了近橋而徵商稅的辦法，市鎮中心的商販可以上門收稅，但是流動小商販，或者是帶著商品路過的客商，就可以在橋樑處將其攔停並加徵商稅，同時還可以稽查行旅，維護治安，搜查可能的外國細作或者是逃犯。

進橋徵稅當然也有問題，問題出現在商稅徵收時的具體操作中，對於水面上的行船，要想徵稅，只有先讓船停下來，然後公務人員上船核對貨物，確定具體份額才能徵稅。於是宋代的官吏們用巨大的鐵索，橫隔江面，將來往的船隻，悉數逼停，然後進行核驗徵稅。

宋代商業發達，出現了上百萬人口的大城市杭州，幾十萬人口的小城市也有許多，這些城市難以自給自足，必須依靠外部鄉村的糧食、能源供給才能生存和發展，因此對快速通行的交通有了較高的要求。而在江面上設定攔江索徵稅的方法，則會嚴重阻礙水執行船的速度，加徵商稅同時也意味著商品成本的增加，這些無疑必然會轉嫁到平民百姓頭上。宋王朝並非沒有人意識到這樣的問題，天聖三年（1025年）朝廷曾就這個問題，展開過一次爭論，具體問題，便是朝廷在在惠民河上置上、下鎖徵稅，導致阻礙並減緩舟船航行速度，致使“擁並般運，阻滯物貨，最終導致在京薪炭湧貴”。

當時的宋仁宗下令，讓有關部門商議是否取消。有關部門則提出，相同的蔡河，自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置鎖以來，每年徵收的稅收高達六千餘緡，所徵利不可謂不多，因此認定惠民河的上、下鎖不可廢，轉而建議派“提點倉場官員常鈐轄監典，毋令阻滯”過往船隻。宋仁宗也只的同意這個建議。

總的來說，橋門市井是宋代徵收商稅的主要地點。從陸路通行的貨物，透過設定攔鎖在城門、橋頭或場務納稅；從水路通行的貨物，則多在靠近橋樑的水面攔鎖處納稅。宋代近橋徵稅的方法，解決了商業突破時空限制後徵稅的難題，正是新的徵稅方法的使用，將宋代的商業發展推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但時同時也帶了新的問題，阻礙交通和導致物價上漲都是相應的弊端，但是面對鉅額的稅收利潤，沒有人甘願放手，只能讓相應的官員加快操作的速度。

宋代近橋而徵商稅的方法為後世所繼承，到了蒙元時代，還出現了橋樑稅，是貨物（有時也包括人）從橋上橋下透過時所需繳納的稅種。到了明代，橋稅更成為一項專門稅收，成為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這些，都是從宋代設在橋邊的場務及其徵稅功能中衍生出來的。

參考文獻：《宋代的橋與場務》 彭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