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計不會有太大變化。

首先，道家在歷史上曾多次居於主流地位

漢代初期就是奉行黃老之術，主張與民休息，漢代功臣張良因迷信黃老，辟穀而至身體虛弱，呂后曾說：人生如白駒過隙，何故自苦若此。

漢代自武帝起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漢儒與原儒已有很大不同，容納了法家、墨家、道家和陰陽家的思想，特別是在皇家層面並未完全接受儒家，儒家僅僅是官方意識形態，用以馭下而已，漢法苛刻，不遜於秦，其實是儒表法裡，儒家只起裝飾作用。

唐代因皇帝冒為李耳後人，道家被尊為國教，儒家長期被打壓，以後武則天為篡位需要，打壓道教，力挺佛教，但整體上說，道教在唐代一直是主流的意識形態。

漢代與唐代是中國歷史上兩個非常強大的朝代，體現為對外用兵不斷，成績不錯，漢代拖垮了匈奴，唐代戰勝了突厥，這是中國歷史上兩次比較大的對外勝利，所以華人多自稱漢人或唐人。

不過，漢代、唐代定都西安，而西安以西無險可守，向西進軍其實是為了王朝安全，未必與道家信仰相關。

其次，信仰道家的朝代的特色

1、神秘主義橫行。唐代宮廷有非常多的神秘禮儀，有的只有皇帝自己才能參加，道教至茅山道走向普及，變得過於簡略，此前儀軌複雜，帶有很強的貴族氣息。

2、貴族崛起。由於道教是小圈子中的秘密儀式，故共同參與者容易形成小圈子，彼此之間簡直比一起扛過槍、一起嫖過娼還要鐵，這是理解唐代政治的一個重要背景，很多升遷、派系，其實與道教儀軌相關。

3、與民休息。道教主張無為，強調國家退後，放手民間自行管理，所以道教主導時期往往是社會的經濟、文化發展期，但由此也帶來各方利益激烈衝突，所以無為難以持久，往往需要儒家來接盤，透過強制平均，來消除爭議。

4、重視科技。道家反對泛倫理主義，比較能接受世界本然的狀態，有一定的求真意識，所以道家人士往往從事科研工作、博物工作，如葛洪等。

需要說明的是，道家與道教還是有一定區別的，道教是為了應對佛教衝擊而形成的一種宗教，它綁架了道家，其內部體系基本完全抄襲自佛教，只是把名稱中國化了一些。整體來看，道教比道家要封閉，更偏向神秘主義，道家則豁達、公允得多，但道家沒有社會組織形式，是一種貴族氣息濃郁的思想，到漢代以後，擁有社會動員手段的道教的影響力就比較大，提到道家，人們往往想到的是道教。

其三，思想對社會的影響力有限

信仰道家和儒家，只是一種偏好，恐怕世上絕沒有這樣的蠢人，會100%地忠於自己的思想，完全按思想的細則去行事。

不否認，歷史上有一些仁人志士會捨身求法，但那是非常狀態下做出的非常選擇，這些偉大人物日常生活也是要尊重生活邏輯的，他死的比較偉大，不等於他平時上廁所也是偉大的，吃飯也是偉大的。

人是具體的動物，思想只是其中一個組成部分，在思想中，人有常識理性、經濟理性等，看到別人賺錢，沒有人不眼紅，看到別人發達，沒有人不想模仿，看到別人的好東西，也沒人不想據為己有。

所以，改變社會的根本動力在經濟、法律等。就算今天落後了，人也是會學習的，他很快就會趕上。

沒趕上，說明他沒看到別人過得好，或者別人過得太好了，他實在趕不上。一定解釋成思想侷限，我是不太贊同的。

換言之，信儒家也好，通道家也好，只要肯學習、肯模仿、肯嫉妒，那麼一定會和別人過得差不多，儒家、道家只能安頓內心，當它與現實利益相沖突時，99%的人還是會選擇現實（大是大非的問題除外，因為這種情況比較少見）。

所以說，信什麼、傳統如何，都是可以走進現代化的。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巴巴新幾內亞，據賈雷德·戴蒙德說，50年前那裡還是原始社會，現在已經成為現代社會，有了自己的飛行員，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飛行員一樣好，而這個飛行員的爺爺卻只會在叢林裡生活。

可見，人類的適應性非常強，信仰、文化、傳統未必就是阻力，沒必要過度強調它們的作用。新儒家和通道家只是個人選擇，最終你都得坐到格子間裡去受資本家剝削。

肯定是根本性的變化，是翻天覆地的不同。

首先、道家是一種逆向思維，比如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意思是社會廢亂時你就發現仁義了，看見智慧是因為有大偽。對比才產生認識。可惜老子沒有多說一句，關於位移也是對比參照物才能發現的，要是這樣，牛頓定律和相對論的雛形都有了。如果道家成主流，很難說會有突破。道家有一種悟道求索的精神，這對後世產生各種學說學問甚至科學都是有幫助的。

第二、從道家思維看，他沒有傲慢這一姿態。這就不容易出現儒家獨大時那種諷刺、挖苦一切與儒家相悖的行業和領域。儒家的問題不僅是自己腐朽，它壓制打擊一切他們不擅長的領域。所以漢民族音樂、舞蹈全部丟失，工匠、商人等等一切全部被壓制。道德經裡姿態是非常低的，而且講述反證、逆向思維，這就會出現懷疑精神。懷疑是知識進步的一大推動力。

第四、老子對統治者的態度是很鮮明，民之飢，與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意思是就是你們這幫統治者造成的。就是你們瞎折騰導致。如果道家成為主流，君臣、君民關係也不會那麼惡劣。不要小看了意識形態的作用。全社會一旦認可，統治者也會收斂。而且中國這種社會是需要意識形態來輔助統治的。

第五、明代是有一點道家味道的。只是他只是皇帝自己無為，而統治機器、倫理、思維都沒有變革，所以問題會很大。更重要的是無為不僅僅是皇帝不折騰，而是整個體系都要靠近無為，少折騰，放開手腳。包括解除封關禁海才能叫無為。光皇帝自己無為不見得就好。法制就是一種程度上的無為，制度在那裡了，自己發展去吧。不需要事事有人管，有人帶領。

道家也會有問題，就是修仙悟道的人會大大倍增，就像印度，樹上掛著一個，地上倒立著一個。這樣的人會變多。不過到不了印度那個程度，因為人種差異。但這方面的騙子會增多，不過道家不強盛，今天騙子也不少。

漢代一直沿用道家學說治國果真行嗎?顯然不行，恐怕大漢王朝堅持不了四百年。準確地說，到了漢武帝時期，是儒法並舉，而非單單用儒家。事物是不斷在變化的，而處理變化的事物，則需要科學的發展觀。科學地認識一段時期事物的本質和發展規律才能所出正確的判斷和決策。漢代從開始主導“黃老學說”到尊儒，絕對不是憑空出現的，而是為了適應時代發展的潮流。漢代從道家學說到儒家的轉變是從漢武帝始推“更化改制”於始。

漢朝稱制已經六十年，而六十年後為什麼要棄道家“黃老”而尊儒？首先要搞清楚這個問題，而這個問題不得不從當時歷史的大背景去找答案。其實就是因為民生問題和匈奴問題，這兩大問題迫使漢朝不能閉關自守和習於舊制了。

自漢興於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141年漢景帝死，漢朝已經存在66年，這個時間內天下已經遠離戰亂之患，再也不會像戰國及秦朝時期年年打仗，歲歲勞民了。這段時間內不敢加重人民的負擔，而是在財產私有制度之下，推行“休養生息”儘量不擾民而讓其去自謀，讓他們漸漸富起來。經過60年的“無為而治”漢朝確實是富裕起來了，但是，這只是總體的富裕，那時的富裕並不能與人人都有飯吃劃上等號的，而是富人富了，窮人依然窮。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貧富差距大”。貧富差距的拉大自然使大數人感覺不平，那麼富的人是誰？貧困的人又是誰？這個問題找不準我們就無法找到漢初為什麼要要棄道家“黃老”而尊儒用法。

富人群體之一，同姓諸候王，富可敵國，為富不臣。漢朝建立以後，漢高祖劉邦採取同姓宗親分封制度，將劉姓諸候王分封到全國各地，本意是想以天子為中心，諸候王作為天子的屏障輔助保衛漢王朝天下的。在土地上諸候王們佔據了漢天子天下的大多數。

在經濟上，諸候王們更是富可敵國。當時諸王所轄之地，都是天下最富庶的封地。諸候各國富可敵國，富饒的鄉村，繁華的都市，幽靜的園林，高車怒馬的王親，富庶的商賈，天下的財富都掌控在諸候王的手裡。漢景帝時，吳王與楚王最富有，這些諸候王一頓大餐就能頂上皇帝一年的正常開銷。吳王的封地盛產銅礦，吳王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大造銅錢，當時連漢朝廷的一半錢都是吳王供應的。除此之外，吳國又地處東海，又壟斷食鹽經營，吳王的財力遠遠超過了漢朝廷。隨著他們財力的不斷增長，諸王們又有軍權可以大量擴充自己的軍隊，諸王們越來越不把天子放在眼裡，公然驅走朝遷守官與中央對抗。

富人群體之二，豪強之富，富可抗官，為富不仁。豪強的形成，是西漢初期百業凋零，吸取了秦王朝勞民傷財過度導致滅亡的教訓，為了確保漢王朝的經濟復甦和人口生產力的恢復，漢王朝採取了休養生息無為而治的政策產物。在官府少干預的情況下讓百姓自由發展經濟，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先富起來的階層開始慢慢走向壟斷和兼併了，這些豪強宗族勢力在地方也漸漸橫行不法，魚肉鄉里，隨著財力的日見增長開成為一方的土皇帝，並且任用遊俠亂法擅行仇殺，嚴重威脅了大漢王朝的地方政權。這些豪強宗族勢力大至分為王室宗族勢力，擁有大量土地資源的地主和佔有大量財富的大商賈。他們佔有了當時社會大部分的財富，農民只能擁有小部分社會財富，造成了當時社會極大的貧富差距的同時也嚴重影響了王朝的財政收入。

這兩個群體的人不光是漢朝最富的群體，同是也是最反叛的群體，此時的諸候王與豪強不光佔有漢朝的絕大多數財富，也與另外一個重要外患勾結，那便是匈奴，他們已經開始與匈奴人在各個方面開始暗通有無，暗過各種“間諜”活動和走私活動，大量獲利於匈奴與漢朝民間。

雖然諸候王與豪強在外構成潛在威脅，但並沒有他們在民生方面構成的社會問題大。他們直接影響了大漢的民生問題，漢武帝採取“攘外先安內”的策略，著手解決諸王擁兵自重和地方豪強宗族勢力林立所成的社會貧富差距問題。

因為“無為”60年，漢朝社會已經走向另一個極端就是：衣食足而不知榮辱，富貴多且遍地貧賤。而解決社會長治久安的問題，是不能“無為”了，而是必須要有所作為。作為在哪裡？兩個問題：一是民生問題；二是教化問題。先吃飽飯問題自然是放在教化的前面，面解決生計問題首要在於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兩個問題的解。這個問題哪一家可以解決呢？這是兩個時代的大命題，儒家重教化，法家重力行，很顯然，平均地權和教化儒家遠比法家強；而談到資本運作，節制資本，法家則遠勝儒家。在“更化改制”之時儒家著手“改正朔，易服色”替《五經》博士置弟子等，著名人物便是當時的董仲舒。

而法家，當時著名的人物便是桑弘羊，他推行了榷鹽鐵、酒酤、均輸等政策。從《鹽鐵論》中，桑弘羊確有節制資之舉，並不是為了籌款備軍備，而是為了限制當時官僚資本。

漢代到了漢武帝時期，由於內在的社會問題和外在的匈奴已經迫在眉睫，很顯然是，漢初推行的道家“無為”已經不能適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得複雜的社會環境，不能解決問題適應時代的必然為時代所淘汰。

首先，我是河南的，但是我不能因為鹿邑有老子故里，而盲目推崇道家思想。因為在思想層面，中國在治理國家，凝聚人心、維持秩序方面，儒家不可替代。

分析如下——

如果用道家，"小國寡民"的思想，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那麼現在的中國會比歐洲還要零碎，不但零碎，而且落後，不但落後，還會一個個的消亡。

因為道家的思想雖然境界高，但是擋不住少數民族的冷兵器。

中華民族之所以具有強悍無匹的凝聚力，這點放之世界燦若明珠，首先要感謝孔子的儒家思想。

（注:由於本人確實能力有限，只能毛糙的總結一下）。

孔子及其再傳弟子，一生都在致力宣揚儒教。

從國家層面手段上，號召國家要遵循一定的統治秩序，尊卑有序方才各司其職。（包括現在，放之四海而皆準，只不過都不承認罷了）

從思想上，宣揚"仁者愛人"，用道德約束人民，用仁政惠澤人民。（現在也是）

在民間更多的灌輸，"仁義禮智信"，三綱五常，小到凝聚一個小家庭（比如夫為妻綱）、家族（父為子綱），大到一個國家（比如君為臣綱）。

包括宣揚禮法，嫡庶之分，直系繼承，落葉歸根，祭祀祖宗之類的。

等等等等，孔子及其再傳弟子的所作所為，就是用儒家思想，建立一個持久的向心力，把所有吸納過來的中華民族成員，牢牢的凝聚在一起。

更絕的，就算是偶爾國土分裂，但是很快分久必合。

在國家分裂時，每一個割據勢力基本上腦子裡都盤旋著一個念頭——大一統。

因為，如果自己不主動統一別人，早晚會別人統治。

所以，幾千年來，孔子一直在為這個古老的華夏民族默默服務，被歷代君王供奉冕袍，尊為"天縱之聖""萬世師表""至聖"，不惜曲下天子之尊，以禮拜孔子為榮。

直到那段錯誤的時期，瘋狂的國民失去理智，被歪風邪氣利用，搗毀孔廟，羞辱聖賢。

於是從此以後華夏的思想標杆傾倒，道德體系大廈傾頹，直到現在都無法修復這個道德裂痕。

大的例子不說，咱們舉些小的，比如說一個公司老闆頭疼精英員工無故跳槽（人們忘記了從一而終）；老闆為追求利潤不管員工死活（仁者愛人丟失）；鄉鄰之間笑貧不笑娼（道德扭曲，氣節丟失）；夫妻反目，虐待老人（綱常丟失）等等等等。

如今的人們，已經成了或者被迫成了沒有思想沒有廉恥的碌碌生物。所謂氣節之歌蕩然無存。

所以，現在恢復孔廟，覺醒漢學，推廣孔子學院，倡導思想道德，希望是亡羊補牢，尤未晚也。

此乃是國之幸甚，民之幸甚。

謝邀請。眾所周知，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兩面性，有一利必有一弊。過去人們在哲學領域裡探討健全國家機構時有這樣一句話，國家機構中某些環節上的缺欠永遠彌補不了。我們知道，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主張禮治，強調傳統的禮儀等級和倫常關係。儒家思想對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確有一定的阻礙作用，但若沒有秦始皇利用儒家思想實行中央集權制，則中國很可能像西歐那樣，分化成若干個小國。那樣，在世界的東方就不會有泱泱的中華大國了。而以老子列子和莊子為主要代表的道家思想的核心是崇尚自然，雖有辯證思維和無神論的傾向，但是卻主張清靜無為，反對鬥爭。老子思想的本質是想透過加強個人修為來淨化社會，以達到平和無爭的社會狀態，其實這是行不通的！這種類似世外桃源的思想是不會促進社會發展的。

中國的流派學說，雖然說都是很博大精深，但是對於治國之道上來看，都是有一定的欠缺性的，對於說漢代不用儒家而用道家的說法，要知道漢代建國到漢景帝時期用的都是道家的無為而治來休養生息的，為什麼後來被漢武帝廢除了呢，還是因為他對於治國來說雖然有很大作用，但是也具有很大的侷限，長久發展下去必然不利，但是謹遵儒家或者法家等一法其實也是具有很大侷限的，這也就是為什麼漢宣帝要實行漢家制度的原因所在了。

所謂說的漢家制度，說白了就是以法為骨，儒為皮，道家為血液，其餘各家輔之，把各家的長處發揮出來，用儒道兩家相對溫和的做法去盡最大限度的去中和法家帶來的嚴酷，不至於說是百姓不堪重負，就此崩盤，而以法家的嚴酷也能避免儒道帶來的一些弊端，相互輔助，相互彌補。

其實即便是提出獨尊儒術的漢武帝來說，他也是結合各家所長，也不是說就單純只用儒家一家，面對法家的一些好的地方他也是樂於採用的。

所以說如果真的一直採用無為的道家，那麼今天的中國會怎樣真的是很難想象的，不過肯定比現在要遭，畢竟道家的思想對於治國上來說，還是不行的，畢竟無為自治沒毛病，但是外族可不管你無不無為，百家爭鳴，相容並濟才是長久之道。

兩者都有各自的優點與缺點，在這種混亂的思想狀態下去制理社會，就是二位聖人同時管理，如果沒有超強管理與協調的知慧。也很難看到真正的結果。這個話題，還是留給後人來解答。

俗話說得好，屁股所在的位置決定腦袋。治理國家，也要根據實際情況採用不同的思想。漢朝治國的思想，統治者就根據不同的情況而採用不同的思想，是完全正確的。

漢朝初期用的是黃老思想。漢朝初期，華夏大地經過秦末戰亂的浩劫。經濟被嚴重破壞，人煙也很稀少，說是千里無雞鳴都不為過，到處都是荒蕪的土地。

在這情況下，人均土地佔有量就達到了驚人的程度，並且還是荒蕪多年的土地。經過多年的閒置，地力早恢復了，是很肥沃的。也就是說，人們完全不用為沒有土地而發愁。

只要願意勞作，就有田地給你，供你去耕種。我們華夏族是勤勞的農業民族，土地重於一切。只要有土地，什麼都會有的，什麼願望都會滿足。

有了足夠的土地，社會治安就不會出問題。誰會吃飽了會去鬧事，有鬧事的功夫，還不如耕作實在。所以，統治者是不會操心治安的。再加上，百姓的財富很大程度上不就是國家的財富嗎？百姓越富有，國家就會越富有。

所以，統治者出於對自己利益的考慮。巴不得百姓們多種田，多生孩子，多養豬啊什麼的。就對百姓採取極為寬鬆的政策，愛幹嘛幹嘛，反正民間也沒人會造反鬧事。

而諸子百家的學說中，對民間百姓最寬鬆的就是道家的黃老之術。黃老之術講究“無為而無所不為”。即透過“無為”，也就是給予百姓充分的自由，來達到治理國家的目的。於是，漢初的幾代皇帝，對民間的百姓都採用寬鬆的黃老之術。

到漢武帝時，國內的土地都差不多開發完了。貴族和富人也完成了對土地的壟斷，階已經級固化了。人口，卻還在持續不斷的增加。

貴族，渴望更多的土地。貧苦的無地和少地之人，渴望得到土地以活下去。而事實上，此時的土地都已經有主人了。於是。社會上的矛盾和衝突就出現並開始不斷升級。

首先打破平靜的是貴族，為了滿足自己對土地的渴望。只能去打其他貴族的注意，甚至有人與皇帝也發生了衝突，開始打皇帝的注意。

顯然，如果再繼續實行以往的黃老之術，動盪和混亂就會出現。統治者為了維護社會的秩序，讓自己的統治延續下去，只能結束以往的寬鬆政策。

為了應對社會上出現的不安定因素，必須加強國家機器的統治力量。而儒家思想的存在，就是為統治者服務的。於是，漢武帝採用儒家思想治國，採取措施加強中央集權。讓所有人，都共尊一個皇帝，誰不服誰就是叛逆，就會遭到無情的鎮壓。

如果被朝廷用參政議政，假道士無疑。還能算道士嗎？假道士，假和尚多的是。名利之徒，與俗人設什麼不同？失去遁入空門不聞天下事的意義了。

儒家是專業培養名利人才的，唯他莫屬。儒家是追隨皇家的鐵桿粉絲。朝廷不用追隨者用何人呢？脫掉白衣換紫袍，黃金屋，豔如玉，榮門耀祖。是儒家追求的目標。

道（道家）治天下，是按規律治理，是制度治理。儒治天下，是人治天下，按統治者個人意志治理。打個比方：交通，是用紅綠燈來管好呢，還是用警察來管，大多數人可能還是喜歡紅綠燈來管，因為它公正公平，按制度執行。“紅綠燈”，就是“道治”，“警察”，就是“人治”。道家思想，源於最古老的原始宗教，繼承了裡面的合理的成分，揚棄了不合理的成分。道家，起源於伏羲創制八卦，成熟於黃帝治理天下實踐，集大成於老子和莊子，是中華文明之根。漢朝初期，用的是黃老思想（黃帝和老子思想），清靜無為，蕭規曹隨，創造了“文景之治”。唐朝統治者，自認老子為他們的祖先，用老子思想治國，創造了“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南懷瑾先生認為，每當中國遇到危難的時候，都是道家人士出面，救國家於危難之際。如創制八卦的伏羲、開創農業文明的神農炎帝、統一華夏部落的黃帝、助周滅商的姜太公、幫助劉邦滅亡秦朝的張良、未出茅廬而知天下三分的諸葛亮、天才詩人李白，都是“尊道貴德，順道而行”的傑出人物。道家講究“道法自然、無為而治”，是很合理的治理方式，這就是無數的華人都喜歡“夢迴大唐”重要原因。當然，如果能夠像唐朝初期那樣，“儒道並用、開放包容、兼修並蓄、博釆眾長、諸子百家皆為我所用”，那中國會出現多少個“漢唐盛世"啊！只可惜，不少統治者，不是以天下蒼生為念，為了個人利益，“唯我獨尊”，“棄道不用”。後來者，只能在歷史的深處，眼見老百姓生存於水深火熱之中，面對著一個又一個朝代的殘磚剩瓦，無數次深深的嘆息！！！

這是個偽命題！老子本來就是聖人，不用那麼如何他也是聖人，而且是當世公認的聖人……反而孔子不是聖人，就算漢代採用儒家思想治國，但孔子依然不是聖人，孔子之所以是聖人，那是後世篡位封賞的名號，這類帝王加封的所謂“聖人”，後來還出了一大串，簡直五花八門了，什麼文聖、武聖、兵聖、智聖都是此類……

治世即使不用黃老之術，老子也和孔子一樣，同是聖人，一教之主。

有句古語叫做:"盤山千條道，同仰一日高。"只要有一個共同的目標，不論用什麼方法，走什麼樣的路，只要方向不錯，都能達到目的。文景之治，用的是黃老之術，能把天下治理的很好。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用的是儒術，同樣把天下治理的很好。真所謂殊途而同歸。

又如李廣與程不識治軍，方法大不相同，卻都能立於不敗之地。

阮修評價道教與儒教的區別時，說:"將同無。"意思就是說差不多。還有什麼好爭辨的？

世上沒有如果說

儒道與表為一體

百家彙總法先王

禮也俗也聖人言

家國情懷家天下

克己復禮周公言

定天治世之寶鑑

民族血腥魂脈傳

敬天法祖民族本

農耕生存父傳子

經驗務實探索存

千年文字會說話

孔儒代的祖先言

下變烈演多完善

天大地大君父大

君父維持綱常倫

綱常不是永遠遠

互變道家法規妙

陰陽轉化相催演

世界唯我獨存在

儒道哲理出黃帝

黃帝四書血脈傳

平臺出題實無知

不足掛齒心氣合

特書粗魯代聖人

宗旨民魂種田人

不知文字它都知

有辱儒道國之本

真個無知小人也

準確的說，在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前，所謂的三教並沒有救中國。直到毛澤東思想真正的形成，中國才走上了偉大的復興之路。

歷史沒有厚此薄彼，最早接受大考的恰恰是道家，只是他們的成績單不合格，被淘汰了。西漢建立後，改良版的道家被寄予厚望，可它最終還是被漢武帝扔進了垃圾堆，換成了儒家思想。

主張“道法自然”，按自然規律辦事、不折騰、清靜無為的道家為何不受待見呢？儒家思想究竟有什麼高明之處，以至於漢武帝將它“變廢為寶”了呢？

以今天我們的視角，百家爭鳴最終的成果是“儒法道墨”四大家獨領風騷。其實這四大家境遇各不相同，道家和墨家“出道即巔峰”；法家歷經二百年修成正果，被譽為唯一“管用”的思想；而儒家則是一隻“中看不中用的瓠瓜”，在歷史的犄角旮旯蒙塵了三四百年。

我們先說道家最大的一個特點——“簡”。

道家的“出道即巔峰”不是因為它的“至繁”，而是“至簡”，所以千萬別被“道法自然”一棍子打懵了。概括來講，道家的成功源於兩點：一是提供了理想社會的範本，二是提出了至簡的行動方案。

用一句話就可以概括——小國寡民，範本就是原始社會。

老子說，在原始社會人們會打仗嗎？會有那麼多災害嗎？人與人、國家與國家關係會那麼緊張嗎？都不會，那時候人們活得很瀟灑，餓了伸手摘果子，渴了喝泉水，婚嫁只要對上眼就行，沒有彩禮，沒有門當戶對。

你打了一頭野獸不用向頭人進貢，種地也不需要向國家納稅，更不需要讀書識字、參加公務員考試。

那時人們絕對平等，沒人找個理由把你抓起來，關你、打你，甚至殺了你，更沒有強制你祖祖輩輩當賤民。

也可以用一句話概括——什麼都不要做，順其自然。

老子說，當今社會為什麼這麼亂？就是統治者瞎折騰，非要搞什麼國家、軍隊、制度，弄得人被分成了三六九等，行動也不自由了，矛盾衝突也多了。

結果就是，人人爭權奪利，國家政法不斷，以至於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藥方只有一個——無為，什麼都不要做，不要國家、不要政府、不要制度，更不要什麼階級，讓人民像大自然一樣自由生活，所以矛盾就會煙消雲散。

高深不？一點不高深；簡單不？至簡，人人聽得懂；做得到不？太容易了，不做就是做。

所以，道家思想大行其道。

可惜的是，道家思想雖然叫得響，卻根本沒有可操作性。人們折騰了很長時間才發現，過去的理想社會根本回不去了。

老子所描述的理想社會，說白了就是生產力落後階段的自然模式，那時候人口基數小，對資源的需求低，靠那種原始的組織形態就足以支撐人類的發展了。

一個方圓數百公里的地盤只有數百人、數千人，草地、森林、山澤、鳥獸魚蝦足夠養活這些人了，族群之間不需要爭奪地盤，也不需要生產協作，小國寡民的模式正合適。

可是隨著人口的膨脹，固定範圍內的自然產出不足以支撐了，那就只能擴大地盤，於是矛盾就產生了。隨之而來的就是衝突、戰爭，部落聯盟和國家意志開始出現，只有這種模式才能保證自己的族群不被外來力量所消滅。

基於這個變化，等級分化開始出現，社會治理思想誕生，老子所謂的“瞎折騰”就開始了。

由此可見，折騰並不是“因”，而是“果”，很顯然道家把因果關係搞顛倒了。人們在道家思想描繪的理想國裡追求了二百年才發現，這玩意不管用唉！

答案就有了，假如道家成為治國理念會怎樣？很不怎麼樣！人類會倒退到原始社會，過茹毛飲血的生活。能實現嗎？你說呢？

這就清晰了，不是後人刻意拋棄老子，而是他的道家思想不合時宜，開了歷史的倒車。所以它只能蛻變為個人修為的學說，而不能成為指導社會治理的指導思想。

那麼，儒家思想呢？

很抱歉，其實儒家跟道家一樣，主張的都是“歷史倒退論”，墨家也是如此。只不過這三家的區別在於，墨家主張倒退到“三皇五帝時期”，儒家主張退回到西周早年的“周公禮制社會時期”。

也就是說，都是倒退，這三家吵得面紅脖子粗，其實是“五十步笑百步”。

孔子認為，退回到原始社會根本不可行，周公建立的宗法制社會才是最完美的模式，走不下去不是制度的問題，而是“禮壞樂崩”，人們的“道德滑坡”了，只要強化教育，這個制度是可以重塑的。

所以，他周遊歷國，四處奔走呼號，高舉“仁”的大旗，企圖讓社會重回正軌。然而，孔子也犯了一個錯誤，“禮壞樂崩”它也不是“因”，而是“果”，即周禮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也已經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需求了，從而導致結構性崩塌。

既然是倒退，那麼儒家又是怎麼成了治國理念了呢？

答案就兩個字——變異！直白一點說就是，成了治國理念的儒家思想與孔子提出的儒家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這個變化跟一個人有關——董仲舒，漢武帝時期最偉大的儒學家，他的學說被稱為“新儒學”，或“董學”。

西漢開國之初，劉邦、呂雉、漢文帝、漢景帝一直採用改良版的道家思想治國——黃老學說，但對這個思想的質疑一直沒有停止，理念之爭一直在悄然進行。

直到漢武帝時期董仲舒的橫空出世。

董仲舒在參加“策問”（人才選拔制度之一）時，向漢武帝提出了著名的“天人三策”，闡述了“統治基礎”、“政術”、“天人感應”三大問題。

這些理念被總結為“新儒學”的三大核心思想：中央集權、君權神授、大一統。又在這三大思想的指導下，以孔儒為核心，結合百家學說和先秦六藝，炮製出一整套思想學說體系，包括“陰陽五行”、“讖緯學說”、“三綱五常”等等。

拋開晦澀難懂的具體內容，我們直接看本質，其實“新儒學”之所以能打動漢武帝，原因只有一個——它成了皇權的吹鼓手。

思想的功效一是得有人“追捧”，二是得有“療效”，孔儒之所失敗，原因就是它既不受統治者待見，又解決不了問題。

被董仲舒改造得面目全非的新儒學則不一樣，首先它的三大思想符合了皇權的需求，漢武帝立馬龍心大悅，下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次新儒學統一了人們的思想，也切合了帝制社會發展的潮流，對最佳化社會治理結構作出了巨大貢獻。

從此以後，儒家思想歷經三四百年終於成了歷史舞臺的主角。不過請注意，這是一個經過改造了思想，而不是孔儒的原貌。事實上，儒家思想一直在不斷完善和改造之中，比如後來的“程朱理學”、“陽明學說”等等。

正是這種沒有停息的吐故納新，才讓儒家思想不斷髮展，也成了中華文明最光輝燦爛的寶貴遺產。它不是任何一個人單憑個人意志的選擇，而是歷史發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