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農抑商”是中國古代數千年的傳統，“農本商末”也是古代傳統經濟思想主調。為了遏制商業的發展，古代“士農工商”的社會階層最終形成，商人成為了社會的底層。商人不能穿絲綢，忍受沉重賦稅，甚至商人家庭不可以參加科舉考試。

《史記·秦始皇本紀》: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

中國古代的這種經濟政策，也是古代的經濟基礎所決定的。封建國家的經濟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這種經濟模式的主要產業就是農業。封建社會透過“重農抑商”，可以將百姓牢牢約束在土地上，加強社會的穩定。

在古代，總有土地就等於擁有了財富，尤其是奴隸制社會向封建社會轉變以後，奴隸主階級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封建地主階級。只要擁有土地，就有了足夠可以榨取採取的資料，所以封建統治階層都不擇手段遏制商業發展。

古代著名的商鞅變法，其中就有一條“獎耕戰、廢井田、開阡陌”。為了禁止商人囤積居奇進行各種糧食等交易，當時將商人的社會地位貶到最低，並且加重賦稅。

遏制商業的經濟根源。

古代中國處於廣大肥沃平原地區，與重視商業文明的古希臘、古羅馬完全不同，因為古代中國擁有非常優越的農業條件，所以經濟無法輕易擺脫農業的束縛。地理環境的相對封閉，也導致了“重農抑商”的發展。

古代中國特殊的制度。

“以法律賤商人，”《論語》。

在小農經濟佔據主體的封建社會，商業的發展非常容易動搖統治的根基，危害當時的統治秩序。

商業的發達必須建立在對各種自然資源的開發基礎上，然而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的資源都是君主的。所以在古代，任何能夠有利可圖的工商業資源，最終都會被收歸官營而禁止私營。

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門市。《漢書·食貨志上》裡的這句話，說明的商業的確是致富的最佳通道。然而在古代，如果所有人都去做商業，那麼農業如何發展呢？

最後，還有中國古代的封建倫理秩序。“衣服有制，官室有度，畜產人徒有數，舟車甲器有禁……”出自於《春秋繁露》，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要求“均平”的倫理，商業經濟的發達必然導致兩極分化，威脅小農經濟的安定、停滯的倫理道德。

抑商既然是中國長達2000餘年的歷朝歷代的一項基本國策，必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即抑商有利於封建王朝的統治，有利於維護地主階級的統治地位。這是大前提。

抑商有兩層基本含義。一是在政治上，不給工商業階層與其資產相匹配的社會地位。突出體現在士農工商的順序。透過科舉制度賦予士(知識分子)以崇高地位，將士繫結在為國家機器上。二是在經濟上，遏制民間工商業發展，突出體現為農本商末的經濟政策。

那麼為什麼要執著的抑商呢？有以下幾個主要原因。

一是政治上，工商業的發展會催生商人階層，最終會形成資產階級，而資產階級是埋葬地主階級的掘墓人！這是由工商業的屬性決定的，它以商品交換為目的，利潤率高，能快速聚集大量資本財富。資產階級壯大後必然謀求與其實力相當的政治地位以保護私有財產不受盤剝侵佔。而資產階級為奪權必然要推翻封建王朝。

二是在經濟上，由於工商業的高利潤，必然會使大量農業人口流向工商業。而封建國家的經濟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這種經濟的主要部門是農業。農業是古代決定性的生產部門，農業生產的狀況直接關係到國家的興衰存亡。重農抑商能夠限制百姓的自由流動，保護農業生產和小農經濟，以確保服役徵派和地租徵收，鞏固封建統治。如若對工商業發展不加限制，必然會使農民擺脫對土地的人身依附，進而逃避農耕和服兵役，不利於國家政權的穩定。

三是在稅收上，由於商人流動性大，偷漏稅現象普遍，向商人收稅比向農民、手工業者收稅要難得多，這不利於增加政府財政收入。

四是在貿易上，在古代生產力低下的常態下，資源開發利用程度不高，商品主要以“自然經濟”衍生的“農產品”為主，國家之間為爭奪有限資源經常戰爭，在各國把糧食作為戰略儲備禁止或限制國際貿易的前提下，商業不但不能為國家輸入大量財富，相反商人的交易與消費會加劇資源緊張，引發通貨膨脹。

五是在交換鏈條上，封建政府壟斷上游的資源型產業，民間工商業則控制中下游的消費生產領域。封建政府為了政權穩定，控制了國家經濟命脈，最多透過特許授權、承包經營的方式給部分商幫以經營壟斷產業的利益。它實際上是最大的工商業集團，為保障利益最大化，必然會制度性地壓抑民間工商業。

六是在意識形態上，商人的逐利性與“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正統思想相背離，不利於全民思想特別是精英思想的統一。

商鞅變法確定了重農抑商的國策，有利於維護封建王朝在政治、經濟、稅收、貿易、思想等統治地位，自然延續2000餘年才壽終正寢！

中國古代商人的地位的確不高。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人為什麼沒有社會地位呢？

一：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影響。作為底層絕大多數老百姓而言，只要透過耕作，紡織，能夠勉強填飽肚子，穿上粗布的衣服，娶妻生子，繁衍後代就行了，曾記得：（天仙配）這個影片中有一句歌詞是這樣寫的：你耕田來我織布，你挑水來我澆園。這就是中國古代典型的男耕女織生活。

二：高度集權的封建專治制度的影響。這一制度的典型特徵之一是：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種地納糧，納稅。接受天命，接受封建等級制度的管制，如果開放經商的話，人口的流動有可能引起內亂，給外族的入侵製造機會，因此，中國古代總是以農業為重中之重，不是真的太關照農業，關心農民。而是有政治原因的。我們的農耕文明就是這樣延續幾千年的。由於商品經濟的封閉和壓抑，無法刺激人們的需求。所以，工業革命只在歐州產生。

三：文化因素上的影響。在中國古近代的傳統文化中，歷來都是把商人放在最後一位，具有仇富的傳統心理，比如：十商九奸，銅臭味這些詞語就可知其商人的處境，而把讀書入仕做官放在第一位。所謂計程車，農，工，商也。但奇妙的是，那些官僚又往往與大商人勾結，從中漁利，中飽私囊。比如：清朝首富胡雪巖與左宗堂，李鴻章等。最後胡雪巖成了封建官場政治鬥爭的犧牲品。落得個家破人亡的悲劇。另外，對待商人還有強烈的打壓，比如，明朝的沈萬三，因討好朱元璋反被其勒令修築城牆，耙光億萬資產，最後被髮配雲南充軍，客死他鄉。

胡雪巖像

綜上所述，我們就不難看出，中國古代商人地位不高的原因所在。

商人不事生產，專門逐利，囤積居奇，擾亂民生。

古代小農經濟，農耕被認為是最重要的生產方式，至於商人，封建統治者認為商人沒什麼用，所以地位最低。

在古人眼裡，商人不從事生產勞動，不為社會創造財富。同時靠倒買倒賣積累大量的財富，如果不貶抑他們，全民去經商，那麼社會誰來建設，會影響民風。商人被比作5種蛀蟲之一，是有道理的。中國古代文明延續幾千年，歷朝歷代都推行重農抑商的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農業是民族生存的根本。現代的中國，哎。

在中國古代，商人的社會地位確實是非常低，這與中國特有的社會形態和歷史原因有關。商人往往與奸詐相連的。

只有在中國，才把做買賣叫著做生意，把做生意的人叫做“商人”，而這個“商人”真的與距今大約3600年以前的商王朝有關。

商王朝的歷史

長話短說，商族的祖先“契”輔佐堯帝治水有功，封諸侯領地於“商”地（黃河下游地區），名“商族”。這個地區物產豐饒，就產生了物資交換。所以商族非常富裕。

夏末桀王暴政激起革命，開始了554年（公元前1600年~約公元前1046年）的商王朝。

末代商王帝辛（紂）不思改變，不聽忠諫，一味追求驕奢淫逸的生活，進一步激化了國內矛盾。周武王的大軍滅了商都殷朝，商王朝就此滅亡，建立周王朝。

商族人的命運

商朝滅亡後，留存下來的商族人地位如何？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商朝遺民被迫集中到洛陽，周朝人叫他們為頑民。經常被使喚驅逐，嚴加管束。在周朝被另眼看待，成為新朝的二等公民。他們既無政治權利，又失去了土地，怎麼過日子呢？為了生計只好重操舊業，東奔西跑做買賣。久而久之，買賣商品的商業成為商殷朝遺民的主要行業了。後來，不分是不是真的商朝遺民，只要是做買賣販運之人，就被專稱為“商人”，他們從事的行業也就稱為“商業”。

商人的行業墮落

在西方，商人是高貴的職業，因為四處走動，見識廣，會算計，腦袋反應快，聰明，加上跑生意必然有錢。所以西方人崇商。

著名哲學家馮友蘭曾分析過孔子的這個名言：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

因為西方歐洲諸國大多以島國城邦為主，土地少，善於海上水運，多以交易互補為生，做生意就會算帳計價，所以西方人相對東方人來講是智者，喜歡臨水多動，好鬥爭強。

而東方人位於亞洲大陸，大幅土地國域，人民喜居山林土地，以產出物資為生，自給自足，不易遊動遷涉。封建政權就希望屬民安定生產，滿足生息。喜歡土地是中國古人農耕的根本。相比西方人，東方人就是仁者，生來平靜安份內斂。產生了儒和道的本土哲學思想。

統治階層也願意人民去智而安順，便以好好管理，所以，從政權立場尚農而輕商成為國之根本。

“士農工商”的階層順序就可以想到：“士”為官，肯定要高高在上；“農”為穩定的生活物資提供者，有了豐富的生活物資，政權就穩固了；“工”為工造階層和士兵，相比“農”次之；最後才是“商”。

呂氏春秋的官方定論

到了戰國末年後的秦政帝國，丞相呂不韋主編的一部古代類百科全書似的傳世鉅著，有八覽、六論、十二紀，共二十多萬言。呂不韋自己認為其中包括了天地萬物古往今來的事理，所以號稱《呂氏春秋》。其中就一章《尚農》講述了封建政權為什麼要“尚農輕商”的原因。

“使百姓從事農業，不僅僅是為了開發土地資源，而是為了重視他們的思想修養。百姓務農就會質樸，質樸就容易使用；容易使用則邊境安寧，君主的地位也就尊貴。百姓務農，行為就穩重，行為穩重就少徇私誼；少徇私誼，公法就確立了，精力也就專注在農事上了。百姓務農，他們的財產就會豐厚，財產豐厚了，就不輕易遷徙，就會一輩子死守著居處，而不會有二心。”

“棄農經商就會本末倒置，（那些商人）就會不聽從號令，不聽從號令就不能守衛國土，不能與敵作戰。如果百姓棄農經商得到了利益，他們就不再願意從事農業了，他們就會輕易遷徙。如果國家有了災難，他們就會存心避而遠之，沒有安居樂業之心。百姓棄農經商，就會喜愛耍小聰明，行為奸詐，就會鑽法令的空子，把是當做非，把非當做是。”國家將失去民眾。

你們看這就是在中國歷史上為什麼“商”永遠會是處於社會最低層的原因。

在中國古代經濟思想中，有一條根深蒂固的“重農思想"，認為農業是國家最重要的生產行業，必須首要保護農業的優先發展地位。

古代按職業將人分為四等，土、農、工、商，而“四民之業惟士為尊"，商人則處於四民之末。這是儒家道德至上思想在社會秩序上的體現。除了貴族，只有會行軍打仗的將領、會吹噓治國的政治家，才能為帝王所欣賞和提拔。而做買賣的人地位是低下的，總是被貶低和看不起的，處於等級制度的底層。

所以中國古代商人的政治與社會地位被嚴重貶低甚至認為是低下的行業。國家採取種種措施限制商業的發展嚴重遏制商品經濟的發展。

在戰國之前商人的地位還是比較高的，西周實行工商食官制度，周王室和諸侯設有官府管理的手工業作坊，齊桓公任用商人出身的管仲擔任國相，范蠡、子貢、呂不韋等都是著名的商人。

但是在戰國中期以後情況開始改變，先是韓非等法家主張抑制商業，韓非認為商人本身不創造財富，是“邦之蠹也”，他首次提出農是“本”，商是“末”，要“重本輕末”。緊接著商鞅在秦國變法，把法家“重本輕末”的主張透過一系列制度推行下去，影響了其後2000多年的歷史。

在秦朝，商人連絲綢衣服都不讓穿，在漢代稱手工業者為“賤民"，而唐朝時期商人不能入朝為官。隨著生產的發展，以農業為主體的自然經濟地位逐步降低商品經濟作用現象到了明清時期老的國策顯然已經不適用了，商人地位才稍有好轉。

“重農抑商”政策緣起於戰國，當時耕戰思想佔據治政思想的主流，韓非認為如果商人得勢，既有錢又有地位，那將對耕戰之士不公平。《呂氏春秋》更道出了古代統治者的心裡話：“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商業活動會增加人員、物資的流動，在相對封閉的大一統社會里，流動性的增加意味著增加了新的不穩定。同時，在古代統治者看來商人還危害到封建等級制度，也是儉樸的社會風尚走向荒淫奢侈的破壞性力量，所以對商人無不保持高度警惕。

那麼古代商人的地位到底有多低呢？

1、商人經常受到人格上的羞辱。秦朝稱商人為“賈人”，編戶管理，一入市籍三代都不能改，政府徵發戍邊，他們是首先被遣戍的物件，地位形同罪犯；漢初立“七科謫”，規定有七類人不享有正常的人身權利，國家可以隨時把他們發配充軍，這七類人中除罪吏、亡命、贅婿之外的四類人指的是商人及其子孫；晉朝法律規定商人在市場裡做買賣必須在額頭上貼著寫有自己姓名及所賣貨物名稱的帖子，不僅如此，還規定他們“一足著白履，一足著黑履”，公然進行人格羞辱；前秦法律規定商人家的女人不得穿戴“金銀錦繡”，犯者棄市；唐朝法律規定商人不準騎馬；明朝法律規定“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穿袖紗”。

2、商人被剝奪政治權利。管仲、范蠡、呂不韋是商人從政的成功代表，但那是在秦漢以前。秦代商人如罪犯，不可能再出來為官；漢初法律規定商人不許仕宦；唐初把商人歸入“賤類”，規定商人不僅不能做官，而且不能與士人比肩而立；宋代規定“工商雜類”等九種人不得進入官學、不得與士人平等交往，等於斷了商人從政的途徑；在清代雖然商人可以出來做官，出現了所謂的“紅頂商人”，但他們只能算官僚體系的附庸，不僅微不足道，而且政治地位十分脆弱。

3、商業活動受到諸多限制。商鞅變法禁止商人從事糧食貿易，“使商無得粟，民無得糴”；漢初繼續秦朝的抑商政策，對商人“重租稅以困辱之”；漢武帝向商人徵收“算緡錢”，規定商人每2000錢財產須繳120錢作為財產稅，普通人一部車繳120錢財產稅、商人要繳240錢，5丈以上的船隻每艘繳120錢，這項重稅受到大部分商人的抵制，漢武帝又頒佈了“告緡令”，鼓勵互相揭發偷稅行為，以偷漏稅款的一半作為獎金；宋元時期不僅對商業稅按高比率徵收，而且名目越來越多，如元代除常課稅以外還有契本、煤炭、魚苗、漆、酵、蕩柳、蒲葦、牙例、乳牛、羊皮等稅目；宋代嚴禁出海貿易，明、清也都頒佈過“禁海令”，限制商業活動的範圍。

當然，中國古代“重農輕商”的傳統有著深刻的政治、文化以及地理原因，不同的朝代都選擇了這項基本國策。這項政策所帶來的影響也是深遠的，從積極的方面說，它穩定了農業的發展，保證了大一統王朝的延續，使中國成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沒有中斷過歷史的國家。從消極的一面來說，“重農抑商”造成了經濟結構的單一，一直到資本主義開始萌芽的明代，農業在經濟結構中的佔比仍高達90%以上，在那個關鍵時期中國沒能完成經濟結構的轉型，從而沒有趕上世界工業化革命的潮流，最終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經歷了近代以來的百年屈辱。“重農輕商”以及科舉制度的推行，也造成了中國古代商業文化、創新意識和科學精神的普遍缺失，使近代以來中國在科學技術上處於落後的局面，與生產關係落後一樣，這也是造成近代以來中國積貧積弱的重要原因。

在中國古代封建王朝，商人往往是官家“待宰的肥肉”，富可敵國也得任人宰割，地位怎麼會高？

題主問：為什麼古代封建王朝商人地位非常低？

清風的答案是：生產力決定“重農抑商”；商人逐利與正統思想相悖；豪門望族是皇家眼中肥肉。

歷史上的著名商人很多：

春秋時期，“道商鼻祖”范蠡；東周時期，人稱“商祖”的白圭；元末明初，江南首富沈萬三；清朝，人稱“亮財主”的晉商喬致庸，等等。

雖“家富鉅萬”，卻結果大多淒涼。或散盡家財保腦袋，或被迫斥資修城，或倫為古代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古代商人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電視劇《沈萬三》劇照）

不禁要問：既然能“富可敵國”，為啥地位卻低至這般？原因有三。

一：生產力決定“重農抑商”。

人類歷史是不斷髮展和進步的。從使用工具來看，最原始的是“耒、耜”；然後才是“刀耕火種”；春秋時期才用牛耕，使用鐵製農具；再經歷朝歷代改進、發明。

古代，越久遠時生產力越低下，大多以農業、手工業、畜牧業為主。每年生產出來的糧食、工具等等有限，需要的是數量，不需要太大的流通。所以商人少，地位也低。

古代社會經濟強盛與否，主要參考人口和田畝數。商人的職能是互通有無，把產品從一個地區收集轉運到別處，還賺取差價。於國家經濟、統治階級利益上無多大實惠。

生產力不高，追求富足只能增加人口和田畝數。故，商鞅變法時的秦國，唐朝時的太宗、玄宗、武則天，元代忽必烈、明代朱元璋等，都有鼓勵生產、“重農抑商”之策。

二：商人逐利與“正統”思想相悖。

逐利、重利，是商人本色；興起於春秋，定位正統於漢朝，延續兩千多年的儒家思想；兩者相悖。互相看不起，又不得不互相利用。

至漢代董仲舒建議“大一統”後，逐漸確立儒家思想之正統地位，且廷用至明清。讀書人才能考取功名，考功名必學儒學。“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商人賺取差價甚至暴利為儒家所不恥。

三：豪門望族是皇家眼中肥肉。

朝代的更替是推陳出新，新的王朝為了自保，必須不遺餘力的打擊舊勢力。既消除了隱患維護統治，又能大發“抄家財”。這活兒歷史上的皇帝沒少幹。

漢朝時的地方豪門望族；唐初打擊的隋末勢力，比的打擊河間崔家；明朝朱元璋脅迫沈萬山築城；晉商喬致庸為慈禧太后買單、被關，無不出其左右。

這些豪門望族，有錢有勢。有錢，都會有專人經營產業；有勢，必須千方百計往朝堂上塞人。有錢有勢就想保家族了代，培值自己的勢力呀，拉攏大官當保護傘啊，甚至間接干涉朝政。

比如漢初，地方豪族把持了鹽鐵專賣，甚至是鑄幣權，統治階級不修理你修理誰？

（下圖：朱元璋向富商“借款”）

所以，在中國古代封建王朝，商人地位普遍地位很低。儘管“富可敵國”，在讀書人的天下，不過是皇家官家待宰的肥肉。有的又貪心不足，好好的富家翁不當，偏偏要去找事兒，結果能不慘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