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以前史書基本是記載國家的重大活動（可以看《春秋》就很簡單），不恰當的說就像記賬，做個證據，留過參考。漢以後，由於司馬遷個人寫了一部《史記》，開創了紀傳體，其中多有詆譭當朝帝王，於是東漢以後史書多是國家專人記載。

除此之外，新朝修前朝歷史，也體現了新朝的合法性。

至於民間也好修史，那是漢以來儒家是古非今有關，希望傳承古法，給後人以借鑑；

且文史不分家，國家修史的官員都是都是當世大儒。民間有些學問大的人為了顯示自身學問，也會選擇自主修史。

華人對歷史情有獨鍾，從個人（活著時自己寫日記，死了由人寫悼詞、行狀和墓誌銘）到家族（宗譜）再到縣、府、省、國家、天下，無不有載記。史之重要性，一如龔自珍所說，“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人倫品目焉”（《龔自珍全集·古史鉤沉論》），歷史涵蓋了一切。甚至有人說，歷史才是華人的宗教。

在這樣一個文化大氛圍下，歷代形成了修史的傳統。

需要說明的是，雖然中國自古即設“史官”，如西漢司馬談、司馬遷父子所擔任的太史令，但史官之責，主要是記錄朝廷大事和君臣言動，很像文書官編輯整理檔案；修一代之史，往往出自個人的志願。比如孔子整理檔案材料，編寫出《春秋》。又如司馬談雖然擔任太史令，但修漢史並非他工作範圍內必須完成的工作，只是他私下有此鴻願。司馬談在生前沒能完成夙願，在他臨死前，握著司馬遷的手，反覆叮嚀：“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繼任太史令後，開始了《史記》的撰述，書成後沒有付梓，而是藏於名山（一本家藏，一本藏皇家圖書館）。如果司馬氏父子無此志願，那麼我們今天將對西漢以前的史事將瞭解得更少了！

修史作為一項文化事業，為朝廷真正重視起來，並加以嚴密控制，是初唐以後的事。我想這可能跟魏晉南北朝時，史學發達有關。這一時期出現了許多歷史類著作，作為一種新的輿論工具和意識形態載體，史書對社會和政治的影響加大了，也引起了大一統王朝的重視。

唐朝建國後不久，即組織一批文臣，由宰相監修，開館修了好幾部前代正史，如《隋書》《南史》《北史》等。請注意，在《隋書·經籍志》裡，所謂“正史”還只是一種歷史體裁：紀傳體，而不具有後世的“欽定立說”的功能。唐朝此舉卻開了先河，以後修史就成為官方壟斷的事業，往往由宰相監修，大臣Quattroporte，特命官員編修。“正史”遂成為官方史學的代名詞。

除了實錄、起居注等傳統的史職，修前代史還成為“興朝”的一項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的標誌性工程。根據五行相勝理論，前代被稱為“勝朝”，後代為“興朝”，前一個朝代被後者取代後，興朝馬上會開館修前代史。這有兩個現實的政治好處：一是可以控制對前代歷史的話語權；二是可以借修史宣佈前代的滅亡。

比如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朱元璋派兵北伐，元順帝北逃，朱元璋即於次年春組織儒臣編寫《元史》，只用了半年時間便倉促完成。朱元璋修元史，只求快不求質量，政治目的很明顯，他就是為了透過這部史書，向天下宣告元朝已經滅亡——雖然元順帝逃到漠北後，繼續苟延殘喘了近三年，然而他的王朝已經寫入史書，成為陳跡了。

後來明清之際，清軍於崇禎十七年（1644）入關，次年五月派大兵南下征討南明弘光政權。豫親王多鐸的兵還沒到達長江，清朝已急不可耐地宣佈開明史館，它要修《明史》了！清人的目的與朱元璋一樣，都是為了透過修史的形式宣告明朝已經滅亡，南明只是偽政權。

說到底，歷史是一種意識形態，是輿論工具，歷代王朝豈肯放過它不理，任由民間肆意評說呢？過去我們總是抬高“正史”的價值，以為它必然真實可靠，那麼當你瞭解了“修史”的本質後，你還會輕信它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