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差別確實不小，形成了幾乎完全不同的人文精神風貌。

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在中國中央集權制大一統政治制度主導下形成的。總體表現為：

鼓勵主體性人格的服從意識。所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嚴格遵從上下有序，君臣有別，人以群分的社會秩序規範。其好處是，社會秩序能夠有序運轉，國家政令能夠上下暢通。其壞處是社會缺乏活力，虛假之風盛行。具體則是唯上不唯實，唯師不唯是；即使明知上級不對，也違心奉迎，口是心非，阿諛奉承。

推崇人與人，人與社會的中庸之道。《論語·庸也》：“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就是指不偏不倚，折中調和的處世態度。如果僅是處事的不偏不倚，則就更接近於公正了，但實際上主要指的是處事不出頭，否則就是“木秀於林，風必摧之”，槍打出頭鳥。這種處事哲學好處是短期讓社會與集體保持穩定和諧，長期不利後果則是打擊了人的積極性與創造性，鼓勵社會不問是非，莫管閒事。

倡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積極人生價值觀。《禮記·大學》：“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意思是：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國家，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先要修養自身的品性；要想修養自身的品性，先要端正自己的思想。總之，人生在世，要有所作為，作為的最高境界是從政為國服務。但要有所作為，則必須先修身修心管理好家庭！這種價值觀把讀書人往當官從政上引導，具有積極向上作用，也是幾千年來儒生的唯一理想。但因價值觀的單一，也導致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觀念盛行，社會鄙視商人與工匠，造成中國社會自古以來沒有形成崇尚科學技術的風氣。

與中國傳統文化不同，西方文化自古以來就強調人的獨立自由與平等，鼓勵個體標新立異。羅馬帝國在對待個體上，吸收了古希臘文化中自由奔放、獨立不羈、百折不撓的自我意識和個體精神；在國家政體上吸收了古希臘城邦文明中政體，實行執政官對元老院負責的共和制，並給予自由民平等權利。這種文化個性對後世西方文化影響很大。歷史上古羅馬帝國雖然嘗試武力統一歐洲，但因地理地形原因，其勢力在北部僅達到萊茵河一帶，南部主要集中在環地中海北非一線。羅馬帝國滅亡後，整個歐洲陷入戰火紛飛，小國林立局面。整個歐洲由於根本沒有大一統的國家出現，地理上的限制又進一步加劇了歐洲分裂局面，形成了西方文化中浸透到骨子裡的個體獨立、自由平等、競爭開放觀念。這種文化精神反過來進一步強化了西方人開拓冒險，勇於創新，別具一格，求新求異的性格特點。如果說中國傳統文化更多的具有遇事內省內視，反求諸己的內向型特點，那麼西方文化無疑具有遇事猛打猛衝，勇於冒險，不拘一格的外向型性格特點。正是在這種弘揚個性，自由平等與競爭開放精神的激勵下，西方文化發育出來遠高於中華文化的科學技術文明。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華人文傳統深受儒家和道家思維影響，儒家的入世的倫理道德聯絡和道家的出世的飄渺灑脫二維融合在人文傳統中。比如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意思是君子需文才和樸實兩者調和均勻，儒家人文往往與道德倫理掛鉤。而道家重道和妙。如齊白石《蝦》（圖1），蝦在無水中仍歡快自由，這是中國精神墨需當白，看重韻外之致。道家和儒家看似對立的，但華人文精神裡，在位時說文論道，賦閒時吟詩作賦。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共有。

西方人文精神自德國宗教改革、法國啟蒙運動和德國古典主義運動以來，將個人的去昧和懷疑精神放在了首位。它和華人文向內求得倫理道德血緣關係平衡不一樣，它重視向外的開拓。15世紀哥倫布發現新大陸，16世紀的宗教改革，法國1789年攻佔巴士底獄和頒佈的《人權宣言》，20世紀以來女性主義運動等一系列的運動，人們從宗教桎梏中脫離出來，解放了思想和生產力，追求民主和科學，個人思維覺知被推崇到很高的地位。比如法國浪漫主義代表畫家德拉克洛瓦的《阿爾及爾的女人》，他以敏銳眼光，觀察阿爾及爾婦女生活每一寸細節。

西方文明比較細膩，精準，認真關注每一個微小變化。

從他們的油畫，就可以觀察到，他們認真的做事態度和一絲不苟。

他們發明的油畫可以隨時反覆修改。他們的油畫可以描繪出很小的細節。

而中國的畫是水墨畫就無法修改，必須要胸有成竹一氣呵成。中國畫注重雲裡霧裡，朦朦朧朧，隱隱約約，含含糊糊，似是而非。看的人也只有難得糊塗了。就像有的人說話說一半留一半，讓你去悟另一半。如果，是領導的話就是不負責任。

西方的油畫可以畫出來一樣的作品，因為他可以修改。

中國畫就無法畫出來一樣的畫，因為無法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