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噶爾尼訪華前，西方人對中國的瞭解甚少，除了消費茶葉、瓷器、絲綢等等，腦子裡充盈著對中國富足、強大的傳說，不誇張地將，西方各國甚至對於這個屹立東方許久的帝國心存敬畏。

馬噶爾尼在舟山登陸，順運河北上到熱河拜見乾隆。這條線路的安排，導致馬噶爾尼窺探到了當時清政府的本質，官員自大、不開化，老百姓的生活也沒有像傳的那樣富足，軍容軍紀渙散。以至於隨馬噶爾尼出訪一個小孩，長大後進了英國議會強烈建議武力開啟中國大門，這就是馬噶爾尼訪華給中國帶來的最大惡果。

在1793年，馬戛爾尼勳爵代表東印度公司和英王喬治三世造訪中國時，也因為是否可以避免對中國皇帝跪拜的問題，經歷過很多的不愉快。不論是喬治·安生還是馬戛爾尼，都代表了當時在急速擴張中的大英帝國，所以可想而知，當他們在中國遭遇了所謂的不公待遇之後，帶著憤懣和怨氣的講述必然不會有什麼太好聽的話，而喬治·安生和馬戛爾尼的身份地位，讓他們關於中國的言論足以在西方世界造成影響。

在十九世紀，因為工業技術的飛速發展，讓空間上的距離再也不能成為文明交往的障礙。隨著時間的發展，不僅更多的西方人進入中國，也開始有大量的華人走進了西方社會。比如史景遷提到，在美國，就出現了很多華人聚居地，也就是所謂的中國城。但異質文明在低層次上的直接接觸，必然會引發不可調和的衝突。就像史景遷提到，著名作家馬克·吐溫記錄過發生在1869年美國舊金山的種族歧視事件。有一名華人被美國男孩用石頭活活砸死，但在法庭上，華人卻被規定不能指證白人。另外，馬克·吐溫還記錄，不光當時的政府會對來自中國的煤礦工人徵收額外的稅，就連為移民局工作的醫生，也會針對華人進行高收費。這就是因為越來越多的華工搶了美華人的飯碗，而美華人則需要為排擠華人找到一個恰當的理由。所以由馬可·波羅時期蒙古人西征而來的“黃禍論”，重新在社會上流行起來。史景遷在書中提到，美華人在政治演講或法律案件中，經常用“蒙古人”代替“華人”。

而在同一時代的歐洲，隨著政治和貿易往來的加劇，產自中國的奇珍異物和異域審美，被源源不斷地帶回了歐洲，勾起了歐洲人對中國風情無盡的幻想。比如史景遷提到，法國作家福樓拜在他的作品《情感教育》中，對中國器物諸如燈籠、瓷器、屏風等，都有著極為詳細且準確的描寫。歐美作家們的創作選擇，足以說明不論是神秘感的減退，還是印象分的走低，中國元素在西方社會中仍然有著極高的熱度。

當時間進入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中國及華人在文學作品中的形象又發生了變化，這主要是因為義和團運動的爆發和接來下清朝的滅亡。西方作品在提到華人時，普遍會在華人的身上賦予危險、邪惡、不可靠等特點，但相反的是，對於清朝的滅亡，很多西方作品卻發出了一聲嘆息。比如史景遷在書中提到的法國作家皮埃爾·綠蒂。當時在使館任職的皮埃爾·綠蒂，親身跟隨八國聯軍進入了中國皇帝的宮殿，他筆下的北京城滿眼都是蕭條和殺戮的景象。因為對北京城景物的詳細描寫，皮埃爾·綠蒂的作品從1902年第一次出版起，到1914年世界大戰爆發為止，一共印了五十版。史景遷在書中寫到，對於那些迷戀中國風味的人來說，這是個失落的時代，因為之後的中國社會開始了全方位向西方文明靠攏的步伐。

但事實上，中國並沒有因為煙管、繡花絲線、長辮子的消失，而對西方世界失去一直以來的吸引力。就像書中提到的最後一位西方作家卡爾維諾，在時間上已經是離我們很近很近的人了，但卡爾維諾仍然會利用中國元素進行創作，就比如他那本名著《看不見的城市》。中國對於西方世界創造力的激發，彷彿超越了時空的限制，無窮無盡地散發著它那獨特的魅力。

而在藝術創作之外，西方學者仍在嘗試對中國的社會和歷史做出系統性的闡述，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漢學家魏復古。魏復古出生於十九世紀末，是德裔美華人。他在1935年夏天進入中國，於兩年後離開。史景遷在書中提到，在西方眾多嘗試為中國建立體系的學者中，魏復古不僅是僅有的一位可以閱讀歷史原文的人，更是唯一一位在中國居住過並擁有大量第一手研究資料的人。除了和孟德斯鳩一樣，認為古代中國的專制是以恐懼而非榮譽感作為領導理念外，魏復古最具特色的一個觀點是，他認為中國的社會模式該被稱作“水利社會”。這是魏復古提出的一個全新概念，在之後被很多歷史學者借用，比如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水利社會是指因為地理條件，有必要完成龐大水利工程的國家。魏復古認為這種國家必然會發展出同樣龐大的官僚系統，也因為無法對官僚系統進行剝離，而導致整個社會的權力持續失衡。當然，“水利”是泛指，各種大型工程也可以包含在這個概念裡，比如秦始皇建造的長城、阿房宮或者地下陵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