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日本文化的由來，不免話長。我們常說日本文化同中國文化一衣帶水，日本是主要靠中國文化的輸入發展起來的國家。日本依賴中國文化形成自己文化的時期相當漫長，其進步是一點一點逐步完成的。

有一個有趣的比喻，說的是日本文化的形成猶如豆腐的製作，最初並沒有豆腐的形狀，但已經有了可以形成豆腐的成分，一旦加入鹽滷，其成分便凝聚起來而成為豆腐。

任何一個接受異文化的民族到了一定時期，都會產生一種自覺。日本聖德太子時期，在給中國的國書中對中國自稱“日出之處之天子”，第一次使用了對等的詞彙。

有人分析，隋朝在回書中，對日本這樣自稱的“無禮”行為感到震怒。據內藤湖南言，隋朝還給日本的國書“明顯帶有詔敕的意味”。而作為使者的小野妹子，不慎遺落了這封國書。

日本書記上如此記載：“愛妹子臣奏之曰：‘臣參還之時，唐帝以書授臣，然經過百濟國之日，百濟人探以掠取，是以不得上。’於是群臣議之曰：‘夫使人雖死之，不失旨。是使矣，何怠之失大國之書哉？’則坐流刑。時天皇敕之曰：‘妹子雖有失書之罪，輕不可罪，其大國客等聞之，亦不良。’乃赦之不坐也。”

至於國書到底是小野妹子因為害怕震怒朝廷，故意遺落；還是天皇對此秘而不宣，我們已無從得知。從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日本非常重作為獨立國家的體面。

聖德太子在制定冠位十二階（日本最早的以冠帽種類劃分官階的制度）時，在各階使用漢字的同時還注以國語的讀注。在當時，日本就已認識到要在採納中國文化的同時，發展具有其自身特色的文化。

冠位十二階制度

按照日本史家內藤湖南的觀點，從南北朝時期開始，日本思想文化上的自覺就極其緩慢而不斷地產生。

先談對於日本文化形成而言具有特別意義的時代——鎌倉(kamakura)時代和南北朝（kambokuoho）時代。

這時，一場來自外部的大變革悄無聲息地來臨了——蒙元入侵。

當時的龜山上皇代表所有人民進行祈禱，其時出現了罕見的吉兆。吉兆顯現時正是九州颳起大風之時，蒙古船隻被颳得七零八落，潰不成軍。

日本作為神之子孫，國難當頭之際由於神明的庇佑戰勝了犬之子孫蒙古。而中國作為日本所尊崇的文化之師，居然被犬之子孫蒙古所滅。正因如此，對日本來說，中國也就不足為尊了。

儘管還有許多別因，但“日本乃神國”的觀念確是在此後生髮出來了。在他們看來，中國混亂不堪，不停改朝換代，而只有日本萬世一系。中國已不足道，沒有哪個國家能像日本這樣尊貴。

因為這些事情，日本在中國面前終於揚眉吐氣，也可以說，這表明了日本文化真正實現了獨立。

而從日本自身內部來看，伴隨著藤原時代、鎌倉時代的時代轉型，日本的社會形態發生巨大變化，武家勢力抬頭,時代革新要求強烈。強有力的君主與公家對建立自身特色文化的需要促成了當時革新的機遇形勢，新的宗教也隨之出現，禪宗於1192年由榮西初傳至日本，其觀念適宜於幕府的統治，受到武士階層的歡迎，新思想不斷深入。

這種形勢導致的結果之一是學術文化的革新，以往墨守中國陳規的日本文化也面臨獨立的機遇。

要開創任何新的事物， 很多改革論者都首先要提出復古，這已成為慣例。

到了南北朝時代，後宇多天皇熱心學問，自身以學者的要求治學，他仰慕教法先祖弘法大師，期望回到純粹遵循高祖教規的古時，要探究密教的根本，復興先祖之業，這也推動了高漲的革新形勢。

其子後醍醐天皇也喜愛接受新事物，其當政期間， 宋學傳入日本。禪宗的僧人受到當時流行的宋學的影響，新思想透過禪宗的僧侶間接傳入日本。宋學的輸入反映出日本當時對各類典籍的詮釋以及傳統的學問已無法得到滿足，需要創立自己的思想，實現日本文化的獨立。大覺寺時期以後，日本文化已正式脫胎，宋學漸非宋學，日本文化在這樣的浸潤下獨立成長，為富於大和民族獨特的精神追求和審美意識展奠定了基礎。

上為後宇多天皇，下為後醍醐天皇

所有事物都面臨著革新的機遇，改革成為當時普遍的風氣。後醍醐天皇在公家人日野資朝的支援下幹掉北條氏，進行了一場大改革。其後，日本產生了對辛酉革命、甲子政令等學說的的反對，是思想上一大革新。

當後宇多天皇有關學問上的復古思想再進一步發展的時候，就變為了後醍醐天皇的先進思想。

很多時候，革新會以復古的延長作為面貌出現。

蒙古入侵是在後宇多天皇時代初期，禪學開始流行是在鎌倉時期。總之，可以說日本實現相對於外國而言的文化獨立，自始至終是在南北朝這一時期。

參考文獻：

[1]（日）內藤湖南著，《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

[2]傅千里，《十年來禪宗美學研究綜述》，《雲夢學刊》，2009年第1期。

[3]周朝暉, 《朱舜水:讓中國學問在日本開花結果》，《書屋》,2017年03期。

一直都是獨立發展的（和中國若即若離），只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因為自身的文化水準極其低下，所以主動來大陸吸收中國的文化。這一點上，可以對比北韓半島。北韓半島上的勢力，無論何時，只要中原王朝大一統時期，必定臣服。原因是，中原王朝不允許在此地出現一個可以威脅到中原王朝的勢力，以此來確保遼東（這裡自戰國時期開始就屬於中原王朝的直屬領土）的安全，以及在面對頭號敵人——北方的遊牧帝國時側翼的安全。而日本，因其地理原因，中原王朝無力也不可能去真正征服，故而多是以影響為主。

這裡就要說到作為島國的日本的特性，島國天生就是排外的。加上日本前期是分散成幾十個國家，並不能對中原王朝構成任何威脅，中後期日本雖然在幕府時代形成了統一，但無論是天皇還是幕府將軍並無可能實現全國性的中央集權，而在兩次以北韓半島為跳板，試圖挑戰中原王朝時，都被強大的中原王朝輕鬆戰勝後，日本也縮了回去。此時師從中原王朝，不過是日本版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罷了。簡單來說，就是作為島國寡民的日本，想要過上好日子的一種渴望。

你可以把這種島國寡民視作是海盜，自己沒有，要想生存和更好的生存，就去搶人家的。至於文化，因為天生不是生活在大陸之上，所以就不存在被大陸文化所同化的可能性。因此，日本所學，不過是旁枝末節，以掌握和針對中原王朝為目的，順帶在中原王朝強勢之時麻痺和示弱罷了。

從這點上來認知，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自始至終都是這樣的心態，只不過是近代資本主義興起和工業文明的到來，使得日本有機會實現它一直以來的渴求和願望罷了。

至於亨廷頓所著的《文明的衝突》中，把日本視作是和中國並齊的八大文明之一，竊以為並不準確。日本其實可以視作是中國影響下的次生文明。因為日本地緣和國土，都不足以支撐其作為一個獨立文明而存在。

這麼說吧，假定地球上的人類文明，都是起源於古代的巴比倫。之後擴散開來，分別形成了歐洲的希臘-拉丁文明，中東的阿拉伯-伊斯蘭文明，南亞次大陸的印度文明和東亞的中國文明。問為什麼中國可以是獨立的文明，而日本不是呢？因為中國地域廣大，有足夠的人口基礎，可以自發而獨立地完善和提升自己的文明（從廣度到寬度）。而日本，則因為人口和封閉的環境，就沒有能力構建自己獨立的文明，所以才會一次次地西來向中原王朝偷師。因此，才有了日本近代很有意思的一點，“脫亞入歐”和“脫歐入亞”。這點上，彼得大帝時期的俄國吸取西歐文明的精華，也是同樣的道理。

至於19世紀末，日本明治維新的強盛，其實也是建立在西學和漢學的基礎之上。有人也許會說，日本是創新了很多東西，但其實質沒有改變，因此也不存在一個獨立的日本文明。

日本在亞洲是個獨立的存在，雖然地處亞洲，但是卻自詡為西方國家，加入以歐美為代表的G8集團。出現這一狀況的轉變是在明治維新的脫亞入歐思潮在日本的傳播。

日本的歷史軌跡和中國清朝末年的遭遇差不多，在黑船事件後日本被迫開啟國門，簽訂了不平等條約《日美親善條約》，隨後英國，荷蘭，俄羅斯趁火打劫，也逼迫日本簽訂類似條約。

腐朽的德川幕府政權無力抵抗外來侵略，經濟上日本的財政收入大量依靠農業稅收，還停留在農業國家的水平。這讓覺醒的日本人認識到要想讓日本走向富強，必須要推翻德川幕府。受到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打出了尊王攘夷的口號，進而演變為倒幕運動。中下級武士，商人，資本家，新興地主成為了倒幕運動的主體。伏見，鳥語戰役後德川幕府被推翻，還政天皇，明治維新正式拉開序幕。

說起明治維新和倒幕運動不得不提起坂本龍馬，這個在當今日本人心目中最尊敬的政治家，思想家，是現代日本的締造者。而他的船中八策促成德川幕府奉還大政，是明治維新的重要綱領。內容包括大政奉還，議會開設，管制，條約改正，憲法制定，建立海軍，通貨政策，置親兵以衛帝都，這些思想都在日後全部實現。坂本龍馬之所以被現在的日本人所尊敬，是因為其跳脫出了狹隘的藩府利益，以日本的國家利益為出發點。

明治維新是由上而下，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全盤西化與現代化改革運動，政治上建立君主立憲制，經濟上推行殖產興業，學習歐美技術，進行工業化浪潮，並且提倡文明開化，社會生活歐洲化，大力發展教育。日本由此逐漸躋身於世界強國之列。至此開啟了中國留學生赴日留學的序幕，很多由日本翻譯的歐美書籍傳到中國。

日本從未真正擁有過自己的本土文化，在東西文化中不斷搖擺。從它的語言文字就可以看出來，在書寫上有很多文字就是漢字，而在讀音上有很多詞語是直接搬運英語的單詞發音，這也是為什麼日本人的英語聽起來很彆扭的原因，因為已經混淆了。日本人一直就是附庸風雅，最後就成風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