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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香茗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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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魚淵觀世界
說真心話,本來進來是想學習一些其他歷史大咖的觀點。但是看樓下搶沙發大咖的一些觀點,感覺如鯁在喉,不吐不快,所以借貴寶地說說我的看法,如有錯誤,敬請拍磚。
先簡單的舉個例子說說我理解的變法吧。有一對夫妻,之前兩口子在工廠裡打工,雖然很勤勞,可是日子過得捉襟見肘,每況愈下。直到有一天,家裡實在揭不開鍋了,老婆就跟老公商量,日子都過成這樣了,乾脆家裡面換個活法吧。過去我們倆在外面打工,現在我們試著開個小店兒。在開店之前,老公老婆都不會知道這條路是否能走成功。可是原有的道路已經不能滿足他們的生存了,所以必須要去闖,去拼,去賭,去搏,去嘗試。如果成功了,兩口子就能手牽著手熱熱鬧鬧奔小康。但是一旦失敗了,可能現有的這種捉襟見肘的日子,也會被終結。
歷史的選擇就放在我們面前。如果一個食不果腹的人,用僅有的兩塊錢去買一張彩票,希望博一把運氣,我們可以說這個人愚蠢瘋狂,甚至說他是傻子。可是一個口袋裡僅有200塊錢的流浪漢,用這200塊錢買了一個小烤箱,希望在街上做燒烤來養活自己,你還能說他瘋狂嗎?
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說句良心話,我從來都不喜歡文官這個群體,不論是宋朝的還是明朝的,還是是清朝的,文官這個群體有太多的侷限性,充滿了太多太多的投機者。仗義每多屠狗輩,這是無情讀書人。這些人在有利益的時候會支援你,而沒有利益的時候,她們寧可捨去整個國家,也會保住他們自己的富貴。可恥嗎?可恥!可是就是在他們這幾個群體當中,出現了無數個引領中國文明的佼佼者,商鞅也好,張居正也好,他們不會知道自己的變法會帶來什麼樣的惡果,就像那對開店的夫妻一樣,假設他們富裕了以後,夫妻染上黃賭毒惡習,最後把家敗的一毛不剩,你能說是因為當時他們做出開店的選擇是錯誤的嗎?還是那句話,公道自在人心。
變法是一種勇氣,是一種魄力,是一種向自己這個階級開刀的決心和勇氣。那些膽敢向自己開刀的人,我們稱他為政治家。這些人也許道德上有瑕疵,也許情操上有問題,但是不可否認,他們為這個國家做出了貢獻。王安石不變法,依然是一位國家重臣,張居正不變法依然是一位備受尊敬的皇帝老師,商鞅不變法依然可以再為國謀個一官半職。
可是他們去做了,他們用自己的行動,為了理想去努力,去奮鬥。我們何曾想過,如果沒有商鞅的變法,今天的中國會不會是第二個歐洲?我們何曾想過沒有王安石的變法,明朝的變法會走一段崎嶇坎坷的彎路。我們何曾想過沒有清末的變法,不會有那麼多華人立志去支援革命。
我們有太多的想不到,只是因為我們生在今天這個資訊過於發達的社會。我們就像外掛一樣的去看待古人的歷史,去看待古人的選擇,但是我們從來沒有問過自己,如果我身處於那樣的環境,我是否會開出比他們更加優秀的藥方?
總而言之,變法就是一場折騰,就是一次賭博。每個變法者都知道變革的物件有哪些缺點,但是沒有人能會想到自己提出的措施,是否會在未來起到反效果,歸根結底一句話,兒孫自有兒孫福,何必勞心費神,自尋煩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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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若耶溪水劍
中國古代有許多變法,著名的有商鞅變法、北魏孝文帝的改革、王安石變法和戊戌變法等。其中以商鞅變法最為成功,其影響也最為深遠。
商鞅變法使秦國的積弊得以革除,軍隊的戰鬥力得到快速提高,同時也促進了秦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封建統治進一步加強。商鞅變法使秦國的國力很快超越東方六國,為秦國統一六國準備了條件,也為秦王朝建立以後封建制度的確立提供了可參照的內容,對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的發展產生了無比深遠的影響。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使北方少數民族統治地區的社會經濟得到進一步發展,尤其是將國都從平城遷往洛陽以後,極大地促進了北方的民族融合,使漢族當時先進的文化知識和農耕技術得到推廣應用。為後來隋唐盛世的出現奠定了一定程度的物質基礎。
王安石變法是中國歷史上爭議最多的變法,雖然它最終以失敗告終,但它在中國歷史上卻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歷史意義。公元11世紀後期宋神宗趙頊重用王安石,置三司條例司,相當於現在的財政稅收設計委員會,創行新法。這是中國歷史上不曾有過的一件大事。他的所謂“新法”,主要就是將財政稅收大規模的商業化。這在當時是非常超前的。他與司馬光爭論時,提出“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論,其方針就是先用官僚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如果經濟發展以後,它的額量擴大,則稅率不變,國庫的總收入仍可以增加。這也是現代國家理財者所共信的原則,只是執行於11世紀的北宋,則不合實際。王安石雖然變法失敗,但他給了中國出現另一種繁榮富強歷史的可能,他的先進的思想和理論千年之後仍令人扼腕嘆息。
戊戌變法是在中國封建君主統治不變的情況下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一種嘗試,它傳播了資產階級的思想和文化,順應歷史潮流,是一次進步的政治改良運動。但由於中國的資產階級過於弱小,幾千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封建等級觀念根深蒂固,統治階級內部的頑固守舊派勢力和社會上守舊的官僚地主階級勢力過於龐大,所以這次的政治改良運動註定了失敗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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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順其自然65491946
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層曾有一些政治改革家不安於現狀,多次想進行改革法,比較著名的有李斯變法,宋朝的王安石,清朝的康梁等等。不過,他們鬥不過傳統的封建勢力最後都以失敗而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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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恬然滋味
商鞅變法是成功的。是偉大的變革。 商鞅變法是根本性的變革。急速的改變舊態,迅速的展現事功。他使得幾乎整個社會得以發現自己的價值,並且可以迅速實現自己價值。(譬如可以種自己的地,殺敵立功可以迅速提高身份。)在堅決果敢高明的操作下,商鞅變法勢不可擋。 王安石變法不成功。未見其利先承其害!雖有高明不得推行。 考察王安石的變法內容主要是“政府把事情管起來”。大多數官僚都不樂意嘛。這不是沒事找事嗎?添那個亂幹嘛?不得不管理時,好吧,第一節先找老百姓收費,找老百姓尋事。兵役法改革首先是節省費用嘛。怎麼見得強軍?在一個還過得去的苟且的社會,大家都認為多此一舉。 若不能“以利導之”,任何變革都不能推行。若不能“以眼前利益誘之”,任何變革的推行都可能半途而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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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中國歷史,諸如吳起變法、商鞅變法、王莽新政、王安石變法、戊戌變法等著名的變法實在不少,然而大部分變法要麼沒有取得理想效果,要麼以失敗告終,取得最終成功的只有商鞅變法。原因就是變法必然會觸動權貴集團的根本利益,從而遭至他們的劇烈反對,大部分變法都是因此而失敗,這也是王安石變法最終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商鞅變法商鞅變法是發生在戰國時期秦國的一次深徹變法,秦國經過商鞅變法之後,在歷代統治者的貫徹之下,終使偏居一隅的弱秦變為強秦,最終一統天下。下圖便是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
從這些內容我們可以看出,商鞅變法的核心就是富國強兵,簡而言之兩個字“耕戰”。廢井田、開阡陌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目的在於富國;廢除世卿世祿制則是為了防止公器私用,同樣是為了富國;實行連坐制、輕罪重罰制,則是為了改善民間風氣,兼有富國和強兵。所有的措施都是為了富國和強兵服務。
我們再回過頭來思考,商鞅變法的內容無疑非常契合當時秦國和戰國的實際情況,當時的大環境是列國伐交頻頻,秦國偏居一隅國力極弱,而東邊的近鄰就是戰國初期強大無比的魏國,這個強大的魏國壓得秦國喘不過氣來。所以,商鞅推行了“耕戰”為核心的變法,變法之後的秦國,只存在兩種合法職業,農民和軍人;整個國家只鼓勵兩種事,種地和參軍。這次變法使得秦國從落後國家,一躍而為“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的強國,出現了“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的局面。
前文我們說過,只要是變法,就必然會觸動某些利益集團的利益,商鞅變法也不例外,以甘龍、杜摯為代表的舊貴族對於變法就極為牴觸。那麼商鞅變法為何最終能取得成功呢?我想除了秦孝公的大力支援之外,與商鞅採取的聰明睿智也是分不開的。為了將貴族的反對將至最低,商鞅將變法分為了兩部分,分別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進行頒佈。而所有的變法同樣是採取了循序漸進、穩步推行的方式,這使得秦孝公和商鞅都有足夠的精力和能力解決掉每個階段的阻力,而不是一口氣將所有人都推向對立面。
我常看到這樣一種說法,商鞅變法使得秦國變得強大,但秦國一統天下後迅速滅亡也與商鞅變法有著直接關係。我想說,雖然秦國統一天下後如此短命,有商鞅變法的影響,但並不能說商鞅變法是不對的。如果將商鞅變法放在歷史長河當中,或許並不是最優選擇;但針對秦國的國情和當時大環境來講,商鞅變法絕對是最優選項,或許這就是歷史侷限性吧。商鞅並不能預知一百多年之後的事情,商鞅變法的內容並不適用於所有時期,統治者是需要根據時代的變化對政策進行調整的,一百多年後的事情並不能怪到商鞅頭上。
王安石變法王安石變法是發生在宋神宗時期的一次變法,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的局面,這次變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充實了政府財政,提高了國防力量,對封建地主階級和大商人非法漁利也進行了打擊和限制。但由於宋神宗的去世和大地主階級的強烈反對,這次變法最終以失敗告終。
王安石可以說對當時的朝政弊端認識足夠深刻,而針對這些弊端均提出了相應的解決辦法,如果能夠順利實施,全面推行,必然會使國家面貌煥然一新。作為王安石的堅強侯貴,宋神宗對於王安石提出的意見都極為贊同和滿意,於是公元1069年,宋神宗把王安石提升為副宰相,任用了一批年輕的官員,並且設立了一個專門制定新法的機構,全面支援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的變法對鞏固宋王朝的統治、增加國家收入,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變法自然也觸犯了一些人的利益,尤其是大地主階級的利益,遭到許多朝臣的反對。而王安石變法最終失敗,我認為主要是由於以下四個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一是宋神宗未能一如既往的予以支援。面對反對派的劇烈反對,王安石雖然堅持三不怕,可宋神宗卻產生了動搖。一旦帝王產生了動搖,王安石便失去了力量來源,是根本無法與強大的反對派繼續鬥下去的,新法自然也就無法實行下去了。正是宋神宗的猶豫,王安石先後兩次辭去宰相職位。
二是王安石識人不明。為了新法的順利推行,一些強烈反對新法的官員被貶官或罷免,一些支援新法的官員自然就獲得了晉升。可是強烈反對新法的不乏君子,支援新法的也不一定就全是好官,於是擁護新法的隊伍中就不免混進了投機之人。呂惠卿、曾布等人便是如此,這些人雖然有才華,但都是見利忘義、背信棄義的人,由這樣的人主導變法大業,怎能不失敗呢?後來,呂惠卿出賣了王安石,直接導致了王安石失寵於宋神宗、王安石被罷相。此後,變法集團的領導人物之間為了爭權奪利而相互傾軋,失去了繼續推行變法的意願和能力。等到宋神宗去世,司馬光為相,新法就走到了盡頭。
三是急功近利,缺乏變通。對於變法過程中出現的不同意見,不管是來自保守派陣營還是來自變法派內部,王安石一律充耳不聞,並對這些人進行打擊報復。於是,原來的支持者也變成了敵人,原來的敵人變成了仇人。王安石這種親者痛仇者快的做法,使得反對的勢力不斷壯大,為自己樹立了越來越多的敵人,而只留下了一些曲意奉承、溜鬚拍馬之輩,最終將自己變成了孤家寡人。
四是吏治不靖,執行不力。王安石對新法的制定考慮較為全面,但卻對新法的推行思慮欠妥。在沒有整頓吏治的前提下,依然使用原來的官員推行新法,自然是“歪嘴和尚唸經——跑調了”。當然,王安石也採取了一定措施,那就是加強考核,可是他的考核指標又存在致命缺陷。以青苗法為例,。王安石將發放青苗貸款數目多寡作為考核指標,於是地方官為了樹立政績,以強硬手段推行貸款,窮苦的人家原本只需要少量貸款,卻被逼的不得不認購了更大的數目;富裕人家原本不需要貸款,卻被逼的不得不貸。於是,窮人家越來越窮,富人家也變成了窮人。原本是富國強民之法,如此推行之下,卻搞得全國上下烏煙瘴氣、怨聲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