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期的政治制度變化可以參照六國和秦國的政治制度差異，而這個政治制度的差異來源於商鞅變法。而商鞅變法的一個重要原因來源於鐵器的大量使用。鐵器的大量使用，使得耕作效率提升，也使得秦國農耕面積大幅增長，人們可以憑軍功而獲得土地，而誕生出地主階級。商鞅變法保護了地主階級，侵犯了貴族階級權益，所以商鞅死。戰國時期的政治制度是服務於軍事戰爭的。

秦統一後，在全國推行秦法，車同軌，書同文等等。秦的政治制度主要在於統一全華人民的思想，加強中央集權。

漢朝政治制度服務於對抗匈奴和對抗內亂。漢初，所分封的諸侯王，到漢武帝實行推恩令，削弱王侯的實力。文景之治，對外懷柔，對內休養生息，攢足實力擊垮匈奴。漢武帝后，與民休息，昭宣中興。

從戰國後期到漢朝，政治制度服務於三個方面，軍事，中央集權，增強國力。政治制度的變化趨勢就是封建化程度越來越深，社會階級金字塔逐漸成形。結果就是皇權越來越大。

從戰國到秦漢通常稱之為“周秦之變。”我們一般用秦始皇統一六國，或者秦始皇建立大一統郡縣制度來講那段歷史，用“周秦之變”這個說法的不多。

那麼我為什麼要用“周秦之變”呢？因為這四個字言簡意賅：“周”是指封建分封制度，“秦”是指大一統郡縣制度，“變”是指以秦始皇統一中國為時間節點，在此之前2000年的中國，和 在此之後2000年的中國，存在本質性的不同。

到底發生了哪些方面的變化？要講清這一點，我們可以先分析一個故事。

伍子胥是楚華人，與孔子是同時代的人，據說比孔子大8歲。他的父親和哥哥被楚國的國君楚平王給殺了，他為了報父親的仇，跑到了楚國的敵國吳國，帶領吳國的軍隊，把楚國給滅掉了。還把楚平王挖出來鞭屍。《史記·伍子胥列傳》載：“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然後已。”這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復仇故事。

伍子胥在中國文化裡當然是正面形象，他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賢人。我們看先秦的史籍，比如《左傳》《國語》《韓非子》《呂氏春秋》《戰國策》等，提到伍子胥時，都肯定他的光輝事蹟，說他是“烈丈夫”。

就連楚國後來的大詩人屈原也好幾次寫詩歌頌他，還表示“浮江淮以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要投入大海，去追隨伍子胥的靈魂。因為我們從小聽慣了這個故事，所以習之不察，但是如果你細想一下，就會發現這個故事很奇怪。因為按照今天的價值標準，這伍子胥分明不是什麼好人：他是楚華人，父親被楚平王殺了。那是因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他不光不能反抗，還要繼續為國效忠。結果他叛國投敵，把自己的祖國給滅了。這顯然是大逆不道，這伍子胥應該是“楚奸”啊！

後世岳飛的情況就很類似，岳飛和長子岳雲都被宋高宗殺死了，死得很冤枉。岳飛的另外三個兒子活下來了。這三個兒子如果和伍子胥一樣，去投奔金朝，幫助金朝滅了宋朝，然後把宋高宗的墳挖了，鞭屍三百，大家會歌頌他們嗎？

那麼，為什麼伍子胥這樣一個大楚奸，在先秦會受到肯定呢？

這個故事鮮明地反映出，周秦之變之前，和周秦之變之後，華人的生存邏輯變了，評價標準也不一樣了。

在周秦之變以前，中國社會秩序的最高原則是血緣原則：家大於國。

周代的社會是一個血緣社會，周王把自己的親人分封到各地，他的親人又在自己的小國之內，再進行層層分封。

這樣分封的結果是，周代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個大家族當中，效忠於自己的家族，比效忠國家重要。所以當時人的價值標準是“父高於君”，父親比國王重要。郭店楚墓竹簡上記載，“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意思是說，為了父親，可以不管國王，但不能為了國王不管父親。

《韓非子》中有這樣一個故事。

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

大意是說魯國有一個人去打仗，每次在前線都開小差，孔子就問為什麼，那個人說，我是獨生子，我如果戰死了，我父親就沒人養了啊。孔子一聽覺得這個人道德真高尚。

這個故事當然是把儒家觀念推到了極致，有點誇張，不過也確實反映了儒家思想的本質。儒家認為，血緣是至高無上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而且給父親報仇，是絕對正確的，別管對方是國君還是什麼，因為“父高於君”。

秦暉先生說，這些故事說明先秦社會是以家族為單位的。提倡“父高於君”，正是為了阻止國家權力向家族內部延伸。所謂“忠孝不能兩全”是後世的觀念，先秦人是沒有這個矛盾的。

周秦之變的第一個層次，就是從小共同體變成大共同體。

什麼叫小共同體？就是老子說的“小國寡民……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帝王世紀》說，夏商之際，天下1800方國，那麼按當時的總人口來看，每個方國平均人口不過1300人。宋鎮豪在《夏商社會生活史》中根據夏商之際古城址考古資料，推測當時的平均人口是1500人。

周初天下也是一千多個方國，薛湧說：“一千多個國，大體都集中於狹小的中原地區，每國的人口平均也就是幾千人。”為什麼老死不相往來呢？因為各國在經濟上是自給自足的，不用往來。

“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態，對今天習慣了大共同體生活的華人來說，可能難以想象。其實，如果對比一下歐洲中世紀的莊園，也許就比較容易理解了。

日耳曼民族消滅了羅馬帝國後，各地封建主關起門來過日子，中世紀莊園都是自給自足的，所有的生活用品基本上都可以自己生產，既種地打糧，也養牛養豬，還有人從事手工，當木匠或者鐵匠。也就是說，關上大門與世隔絕也沒有任何問題。莊園裡的農奴和農民是不能隨便離開莊園的。

因此“每一個莊園就是一個社會。農民們大概一輩子都不會跑出家鄉十里地以外去；莊園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地方，若沒有戰爭波及這裡，它與外界就幾乎沒有任何關係。當時英國佈滿大大小小這樣的莊園”。

周代社會也差不多是這樣。所以當時社會橫向的結構是不連貫的，可以互不往來，或者很少往來。

縱向呢？當時社會上當然有等級結構，最上面是周天子，然後是諸侯，然後是卿，然後是士。雖然整齊有序，但是這種結構不像後來的官僚結構那樣能“一竿子插到底”。

為什麼呢？因為和中世紀歐洲一樣，“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附庸的附庸也不是我的附庸”。每個人只對他的直接上級負責，不對上級的上級負責。

讀春秋戰國史料的時候，相信很多人會有一個疑問：為什麼孔子和孟子周遊列國，不停地徒勞地遊說各國的君主，卻不去見最高領導？明明他們好幾次路過周天子的領地，但就是不去朝見周天子。這是怎麼回事？

關於這個問題，有人解釋說，是因為周天子無權，諸侯有權，找他辦不成事。可是有人也有疑惑，沒權並不妨礙你去尊敬他、朝見他啊，孔子成天喊著要“尊王”，越是沒權，你越應該尊重他啊。所以明治維新的時候，有的日本學者抓住這一點，說孔子不忠於周朝。

這其實就說明了後世的人對周制的不理解。在周制中，只有諸侯才需要效忠周天子，有朝見周天子的義務。孔子和孟子勉強只能算卿大夫一級，他們只需要對諸侯一級負責，輪不到他們對周天子負責。

為了理解這一點，我們再來看一個故事。齊國有一個權臣叫崔杼，他派手下去刺殺他的國君齊莊公。如果故事發生在秦代以後，崔杼這個手下的行為肯定是大逆不道的，因為任何人都是國君的臣子，但是春秋時代的人們並不這樣想。

齊莊公看到崔杼的部下，說求求你，不要殺掉我啊。崔杼的部下說，對不起，我不是你的臣子，我是崔杼的臣子，我只聽崔杼的話，“不知二命”。你要有命令，請和崔杼說，和我說不著；我只忠於崔杼，所以必須殺掉你。

秦暉先生分析說，崔杼的部下在國君面前能如此長篇大論、振振有詞，說明這個道理當時大家公認的：我們只對我們的上一級負責，再上一級，我們就不用管了。

我相信，大家能從前面幾個故事中感覺到，周代的人們是生活在一個一個小的自治社會當中的，也就是小共同體當中。

這說明什麼？說明他們有很大的自治權，他們的實力來自自己領地內民眾的效忠，而不是憑藉上級領導的賞識。他們很在乎是否獲得本地民眾的支援，制定措施要考慮民眾的感受，剝削和壓迫必須有一定限度。

因此，在這種社會結構中，自上而下的社會控制力也是很差的。上一級的命令只能到達自己的下一級，而無法穿透一層層的層級結構直接到達社會最底層。

與此同時，小共同體社會的資訊傳遞效率是很差的，周天子會了解諸侯國的一些大體情況，但很難掌握具體情況，至於諸侯國下面各個卿大夫領地的情況，他更是完全不瞭解。他想知道全天下一共有多少人口，直接從老百姓那裡收稅，是很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換句話說，這樣的社會，汲取能力很有限。

因此，這種小共同體的結構顯然不利於國家集權，也不利於國家汲取社會資源，統一指揮來辦大事。

所以周制的社會結構就像是大船中有一個又一個的隔水艙，雖然同處一條大船，但這些隔水艙彼此是相對獨立的。周秦之變的內容，就是國家權力打破層層限制，把小隔水艙全部打通，把一個個小共同體連線成了一個大共同體。

首先，各國諸侯國不存在了，貴族階層被整體消滅了，六國貴族活下來的都被遷到了首都，不再有封地了。原來的封地全部變成郡縣，由皇帝派地方官管理。地方官治理的邏輯和世襲貴族是不一樣的，他們的權力和地位完全來自皇帝，所以他們唯皇帝之命是聽，不在乎被他們統治的老百姓對他們怎麼看，因為他們是“流官”，幹幾年就走。

皇帝的命令因此很容易直接貫徹到社會最底層，想要收多少稅，馬上就能收上來；想要調動多少人修長城，馬上就能調動起來，不必管百姓的死活。所以，秦朝和漢朝出現了許多“酷吏”。

接下來，秦始皇又對民間的家族制度動手：貴族雖然沒有了，但是血緣家族仍然是有效的民間組織形式，人們如果忠於家族，就會妨礙他忠於國家。儒家認為，孝子就是忠臣，所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而法家的邏輯完全相反，韓非子認為，“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我們不要孝子，只要忠臣，因為孝子只重視他爹，不能盡忠國家。

所以秦代和漢代都鼓勵老百姓分家，甚至強迫老百姓分家。規定“不得族居”，“民有二男不分異者倍其賦”，“父子兄弟同室共息者為禁”，就是說姓一個姓的不能住在一個地方，家裡有兩個成年男人就必須分成兩家，父子或者兄弟倆不能住在同一個房間。

這樣做的目的當然就是強制解散大家庭，把一夫一婦的個體家庭作為最基本的社會細胞。這樣民眾就原子化了，變成由最高統治者直接控制的“編戶齊民”。

有人會疑惑，說分家，老百姓就會老老實實分家嗎？說打散血緣紐帶，就真的能打散嗎？一個社會的傳統是很難一下子改變的，官方的命令在社會上不一定能真的執行。

但是大量的學術研究成果證明，秦漢三國時代還真做到了這一點，透過強有力的權力高壓實現了基層社會原子化——秦簡漢簡中有很多證據。

秦暉先生著重研究了20世紀末發現的長沙走馬樓吳簡，他發現在三國時代，長沙一帶所有自然村的姓氏極度分散。分散到什麼程度呢？一個村子如果有40戶人家，那麼，這40家至少包含20個姓氏。有一個姓氏在這一帶共有70戶，結果分散在70個村子裡，每村只有一戶。

這顯然是政府強迫原來的家族分家，把他們均勻地遷徙的結果，目的是徹底打散家族紐帶。秦暉說，這是“極端的多姓雜居狀態”，“其雜居的程度已經達到顯得不自然的程度，令人懷疑是否有人為的‘不許族居’政策的結果”。

我們知道，三國時代是世家大族與皇權分庭抗禮的時期，然而在皇權能控制的直接區域，宗族仍然被打散得如此徹底，更何況在秦朝和漢初。

還不是一個地方的偶然現象。秦暉先生考察了上至秦漢，下到唐宋，包括湖南（長沙一帶）、湖北（江陵一帶）、四川（成都平原）、中原（洛陽一帶）、河西走廊（張掖—敦煌一線）等地的歷史資料，他發現，從內地到邊疆，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全都是非宗族化的鄉村，沒有任何一例聚族而居的。這說明秦製為了打散家族的控制，花了很大的力氣。有人說，不對，我們南方的很多村子只有一個姓。這個基本都是宋代之後宗族復興的結果。

所以，在周秦之變後，小共同體社會變成了大共同體社會，導致華人的生存邏輯發生改變。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社會價值就從“父高於君”，變成了“君高於父”，人們要忠於國家，而不是忠於自己的家族。

民眾在日常生活中遵循心裡不能有其他，只能有君主的新準則，就是所謂的“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上”。舉國上下，皆以君主之是非為是非，以君主的利益為利益。

所以在秦代之後，華人開始推崇另一種價值，叫“舍小家顧大家”，叫“大義滅親”，叫“忠孝不能兩全”。不管皇帝怎麼對待自己的臣民，臣民都不能反抗——所以岳飛的兒子也就不能去投奔金國了。

那麼這一切，包括建立一個高效嚴密的官僚體系，包括把血緣組織打散，有什麼目的呢？顯然是為了提高國家的動員能力和汲取能力。這樣，“2000萬人口的秦朝，可以調40萬勞動力去修長城，70萬人去修始皇陵，70萬人去修阿房宮，50萬人戍五嶺……這是宗法時代的周天子絕對不敢設想 的” 。

所以，小共同體和大共同體的區別，或者說周秦之變的主要內容，就是政治組織形式變了，國家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了。本回答參考張宏傑著作(簡讀中國史)